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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知识创新是理性进步的结晶

更新时间:2014-09-30 20:47:08
作者: 胡军  

  

   一、理性进步是知识创新的源头

   在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史上,绝大部分哲学家都明确地指出,人的本质是由理性、情感、意志、本能等共同构成的。柏拉图就是这样来看人的。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本性应该说是正确的,也是合乎人所具有的本质规定的。无疑,缺失了上述人性中的某一项,我们就不可能是健康的人。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等人对人性的这一看法仅仅是就人之为人本身而立论的。

   如果现在稍微换一个视角,那么我们对于人性就会略有不同的看法。这一视角要求我们就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异来进行比较研究,来突出并审视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比较使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动物与人一样,也同样具有本能、情感与意志等。而且动物的本能、意志与情感等很有可能较之于人类达到了更高的程度。这一比较也使我们明显地注意到,动物所以区别于人类的,就是它们不具有只有人才赋有的高度发展了的理性。或者说,高等动物中那些最接近于人类的种类,虽然也可能具有某些类似于人类理性的要素,但它们却根本缺乏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概念思维的能力。可见,正是理性这一本质属性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也正因为有了理性,所以人的情感、意志及其本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大大地不同于动物的了。这一认识导致了古希腊思想家,将对智慧的追求或爱智看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爱智的希腊文是philosophia。Philo是爱,而sophia则是指智慧。因为爱智首先是而且也只能是理性追求的目标。我们在其他动物身上根本看不到这样的理性追求。

   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局部的智慧。另一种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无限的超越的智慧。苏格拉底指出,在神的智慧面前,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他看来,人所追求的不是前一种局部的有限的智慧,哲学家所应该追求的是神所具有的超越的无限的智慧。显然这一智慧只有神才具有。人不是神,当然人也不可能具有神的智慧。但人却相信有神这样的智慧,并且执着地追求神的智慧。人不是神,所以在理论上人不可能得到神的智慧。但这并不妨碍人去执着地追求神的智慧。将神的智慧设定为人追求的目标无疑首先是理性的。可以说,设定一个长期执着地追求的目标从本质上说就是理性的要求,而且也只能是理性的要求。

   然而对神的智慧的追求是一个无限而漫长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追求过程不只是理性的,也需要高昂持续的激情与强烈的内在冲动,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在这里,正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理性需要得到激情和意志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我们运用语言可以分开来说这三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却是始终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相互消长,共存共荣的。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经常花费很长的时间思考哲学等相关问题。他们正是用强烈的激情和坚韧的意志来执着而坚定地追求着神的智慧。

   显然,对神的智慧的追求不是任意地进行的。一旦将对神的智慧的追求设定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神圣目标,能够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论也就基本上得到了确定。在此我们尤需注意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追求神的智慧的方式不同于我们所谓的悟或体悟。他们追求神的智慧的方式是几何学的方法。科学史告诉我们,几何学在古希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都是当时著名的几何学家。几何学在古希腊的充分发展,竟影响了代数学在古希腊的发展。我们在古希腊的教育内容“四艺”中始终可以看见几何学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所谓“四艺”就是指几何学、算术、音乐与天文学。古希腊人必须在初等、中等教育中经受长达几乎十年的这样教育,其中的优秀者才可能获得机会进一步研究philosophia。柏拉图学院的门口就写着这样几个字“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内。”可见,进入柏拉图学院的基本条件就是你必须懂得几何学。

   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几何学是一门证明的科学。在几何学中,结论固然重要,但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明确完整的论证过程来的更为重要。因为至少在几何学中,结论就蕴含在过程之内。只要证明的过程是充分的、明确的、完全的和有条不紊的,我们就能在其中找到所需的结论。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的指导之下,《柏拉图对话集》讨论了我们今天哲学界关注的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对话关注的是讨论的过程或论证的过程,而结论却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在仔细阅读《柏拉图对话集》中的许多篇章,如《泰阿泰德篇》、《美诺篇》等讨论的什么是知识或美德是否是知识等问题讨论的最终结论的时候,却发现往往在结论还未出现的时候,苏格拉底与学生就结束了讨论。因为他们都共同认为,没有必要再往下讨论了。因为他们讨论的过程很是详尽。可能是过程已经蕴含了结论,所以大可不必费心去寻找什么结论了。证明的过程一定要是明确的、完全的、充分的和有条不紊的,而答案却是开放的。对这种严谨细致的证明正是理性的最本质的特征。

   这样的对话过程实质上就是寻求知识的过程。明确的完全的充分的证明或证实或求证过程是必须的。人不是神。神是无限的,而人却有限的、渺小的。有限而渺小的人在追求神的智慧漫长的过程中当然是不可能得到神的智慧,但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却能够得到知识。所以,知识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充分的或完全的证实或证明。现代知识论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证实或证明的环节,尽管争论激烈,看法不一,但在必须重视证明或证实或确证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当然,我们在此必须注意的是,能够得到明确完整论证的东西往往是很有限的。绝大部分领域内的问题,比如人生的意义、上帝的存在等论题我们是很难对之做出明确的完整的论证。即便那些已经得到过明确详尽论证的东西,也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然而,人的理性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不断地追求确定性。我们处在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识不断增长完善的漫长的求知过程之中。人类文明所以能够不断进步,主要是那些能够得到论证或证实的知识始终在起着推动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一书中就如斯明确地概括道:“求知是人的本性。”可以说,这一思想最好地概括了西方哲学主流学者关于人的基本看法。它也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上知识论的研究似乎成为了显学,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知识论著作,几乎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其实在中国古代,荀子也说出了类似思想。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之,物之理也。”(《解蔽》)但遗憾的是,对于这一观念,荀子并没有更进一步做过系统深入的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包括荀子在内的儒家学子也缺乏明确系统的方法论,如古希腊时期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人所热衷的几何学的方法。

   即便像荀子这样关于求知的粗浅看法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儒家思想过于强调人性中道德伦理的层面的立场得到了片面而长足的发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理性知识在德性涵养中的作用。而且更由于在表述思想时不刻意运用形式化的方法和艺术,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在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古希腊哲学的思考道路。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不可能引申出知识论的研究模式,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知识创新。要走上知识论研究的模式、要能够创新知识,必须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力培植进行系统深入理性思考的能力,要能够进行理性的对话,要注重推导、证明的过程。总之,知识创新可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中重视知识论的研究,要格外强调对获取知识过程的确证或论证。只有经过明确、充分、系统论证的思想或知识才有可能在技术上得到落实,从而影响或推动人类的前进。

   在这里,我们要将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做简单的比较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异同。并借此进而认识到,要在我国推进知识创新过程必须要走的路径。

   孟子要比亚里士多德早出生一年,即出生于公元前385年。而亚里士多德则出生在公元前384年。由于他们俩人的文化学术背景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或不同。他们的研究领域也完全不一样。如《孟子》一书讨论的东西只涉及伦理和政治的部分内容。要注意的是,伦理学、政治学不是孟子创设的,而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创设的学科和研究的领域涉及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动物学、植物学、逻辑学、几何学、天文、音乐等。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的细目就能够知道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全集共有十卷,前九卷目录如下:第一卷《工具论》,第二卷《物理学》、《论天》、《论生成和消灭》、《天象学》、《论宇宙》,第三卷《论灵魂》、《论感觉及其对象》、《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征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和老年》、《论生和死》、《论呼吸》、《论气息》,第四卷《动物志》,第五卷《论动物部分》、《论动物运动》、《论动物行进》、《论动物生成》,第六卷《论颜色》、《论声音》、《体相学》、《论植物》、《奇闻集》、《机械学》、《论不可分割的线》、《论风的方位和名称》,第七卷《形而上学》,第八卷《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论善与恶》,第九卷《政治学》、《家政学》、《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雅典政制》、《残篇》。

   通过上述的比较,在此我们必须理解所谓理性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能够将关于外在对象的经验上升或提炼成为知识的理论体系。

   我们尤需注意的是,他们两人不仅研究领域相差甚大,研究方法更是完全不同。如孟子从性善推出仁政。亚里士多德却将伦理的善与国家的善区分开来。个人的善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国家的善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后来的马基雅维利、马克思·韦伯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亚里士多德持基本相同的思想立场,认为政治从来都不是以道德为依据的。他们尖锐地指出,评判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标准完全不同于个人的道德意识或持守的精神境界,这两者之间不能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其间牵涉到的关系应该是极少的。国家治理需要一整套基本上不同于个人心性修养的理论和方法。到了现代社会,我们甚至发现,这两者之间不但不同,甚至出现本质上不同的发展趋势。因为极小规模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超大型的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果说以德治国是历史上对国家管理者的要求的话,那么现代国家管理者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以德治国。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经常是发生冲突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以德治国很难在实际生活得到操作。而依法治国却完全不一样。

其实,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亚里士多德尤其关注思维学科及其方法论本身的研究,西方逻辑学科就诞生于他的手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著书立说、要论辩,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们的思维遵循一定的推导的规则。更令人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已经自觉地将思维的形式与思维的内容严格地区别开来,并制定了严格的三段论推导规则。而孟子则从来不关心此类问题。孟子以好辩而闻名于历史,但他的辩论却不能够自觉地遵循一定的思维规则,更无思维科学的指导。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思维或论辩必须遵守的自觉意识,于是也就仅仅满足于以其情感和气势取胜。由于缺乏严格的思维规则的指导,孟子的论辩过程经常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在思维学科的系统指导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各种研究对象上升或提炼成学科知识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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