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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辉: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法学的知识框架及法理学在其中的位置

更新时间:2014-07-04 21:10:46
作者: 陈景辉  

    

   内容提要: 由于受到“缺乏实践效果”和“与部门法知识重合”的双重怀疑,法理学的学科重要性遭受严重威胁。要想化解这种窘境,为回应实践上的怀疑论,必须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三种重要意义,即它是理解实践的先决条件、实践难题由理论争议引发、实践难题的解决是个理论工作;对于知识冗余的怀疑论,必须注意由教义理论、规范理论和元理论所组成的法学知识体系,其中的教义理论和非理想的规范理论是部门法学的组成部分,而理想的规范理论和元理论则是法理学的学科内容,因此法理学能有效区别于部门法学,知识冗余论当然就会破产。

   关键词: 法理学;教义理论;理想的规范理论;非理想的规范理论;元理论

    

   —、导言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要去证明:法理学(Jurisprudence),这个通常被认为是法学之基本理论的学科,具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高度重要性,所以我将与各种否认法理学重要性的怀疑论展开论辩。不过,需要慎重提醒的是,恰当的论辩态度是且只能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暂时遗忘自己法理学者的身份,在不带有学科立场的前提下,妥当证明法理学的确是重要的;如果最终无法证明法理学真是重要的,那么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放弃它,而不是囿于自己的学科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强词狡辩说法理学就是有用的。否则,“法理学是重要的”将最终变成了一个口号,但它并不因为喊的人多、频率高就成为一个事实或真理。

   然而,即使你认同我将在文章中试图秉承的论辩姿态,而且你也认为法理学的确是重要的,但是你一定会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这篇文章标题为什么不是“法理学重要吗”。当然,你接着可能自我辩解道:法理学、法理论(Legal Theory)与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这三个语词的含义差不多,[1]所以这样的标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说法当然是我选择如此标题的重要原因,但这并非唯一的理由,此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看来,否认法理学重要性的怀疑论,通常很容易预设“否认理论之重要性”的立场,尤其是后文中我将具体谈到的实践者的怀疑论。因此,这是一篇实际上执行双重任务的文章:一方面,它要证明理论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它还要证明法理学是重要的。不过,这种双重使命并不会破坏文章的整体性,因为这两个使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只有证明了理论的重要性,才有可能去进一步说明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所以,虽然法理学、法理论与法哲学之间的含义的确差不太多,但我还是选择了“法理论”这个用语,就是试图借助它所包含的“理论”一词,来表明我还将讨论“理论的重要性”这个话题。

   综合以上这些考虑,对法理学重要性的说明将包括两个部分:其一,必须说明理论的重要性,由于“理论”所对应的概念是“实践”,所以我将在第三节着重讨论理论与实践的一般关系,其目标是通过说明所有的实践都是“理论内置”(theory-embedded)的,[2]因此实践上的复杂争议其实都是来自于理论上的诸种分歧,所以理论既是理解实践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实践难题的根本依据。其二,通过讨论法学知识体系的整体结构,明确法理学在其中所居于的位置,并以此来说明法理学为何是重要的。由于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它不但需要明确法理学的学科性质,还需要确定部门法学的学科定位,所以它将由第四、第五两节组成,并且在其中我将进一步说明法理学学科的最小共识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也意味着,我不会一上来就明确法理学、法理论与法哲学的恰当含义,这反而是文章最后阶段的使命。[3]同时,由于任何的辩护都是围绕着否定性的看法展开的,所以我将在第二节中首先说明法理学怀疑论的具体形态,我将说明两种不同的怀疑论一"实践者的怀疑论和部门法学者的怀疑论,它们各自在怀疑什么?对于这些怀疑论的具体说明,是整个这篇文章的起点。

    

   二、怀疑论的两个形态:它们分别在怀疑什么

   对法理学重要性的怀疑其实并不罕见。[4]当你随便问起一个法科学生对于法理学的印象时,“抽象难懂”与“学而无用”可能是他/她最常会使用的两个形容词。如果说"抽象难懂”的负面意义尚不算明显—它有的时候其实意味着颇具正面意义的“高深”(例如数学、逻辑学因为高深而抽象难懂),所以这并不必然蕴含着批评意味的话;但“学而无用”却带有明显的负面意义,说得严重一点,这甚至等于说法理学只是一套无意义的废话(nonsense),虽然它对获得法学学位、通过司法考试而言是重要的。[5]如果说这只是初学者粗陋的直观看法,所以无需太过当真,但是以下这两种更为重要的怀疑论主张,却值得我们格外认真对待。作为法律实践主要参与者的法律人(lawyers)—主要是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经常也会分享怀疑论的看法,他们可能会说:由于法理学无助于案件的裁判与纠纷的解决,所以它在实践上是没用的或者是不重要的。更有甚者,这样的看法在理论研究者中也相当常见,部门法学者经常会认为,由于法理学只是从部门法理论中抽象出来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因此部门法的研究其实可以有效地替代法理学,所以它在学科上是不重要的。

   不过,虽然法律人和部门法学者都支持“法理学无用”的怀疑论主张,但是他们各自的理由其实相当不同。笼统来说,法律人这样的实践参与者所持有的,是一种因“缺乏实践性”引起的怀疑论主张;而部门法学者这样的理论研究者所持有的,是一种因“知识冗余性”引起的怀疑论主张。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可能是:支持“知识冗余性”的怀疑论者,也会受到“缺乏实践性”怀疑论的伤害,因为他们所供给的理论也有可能因为距离法律实践过远,从而落入到“缺乏实践性”的射程之中。这个差别提醒我们注意:[6]即使有论者明确表态说,他同时支持这两种怀疑论的主张,然而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将它们混同对待,而是要在其间严格加以区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要给出的答案,必须能够同时回应这两个“法理学怀疑论”。刚才只是对这两种怀疑论的简要说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它们各自的基本样态,只有弄清楚了反对者究竟在敌视什么,辩护者才拥有了明确的论辩方向;否则,回应必然凌乱且不成系统。

   (一)实践上的怀疑论:理论附着于实践

   很多怀疑论者、尤其是身处实践之中的法律人,通常认为法理学与法律实践无关(lack of relevance),所以法理学缺乏实践上的重要性。[7]这个指责的逻辑结构非常清晰:

   1.法律作为某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必然具备“实践性”(practicality)的特质;

   2.理论就是对实践的说明(explanation),或者理论是附着于实践的;

   3.由1、2可知,法学(围绕法实践展开的理论讨论)[8]必然也应具备“实践性”特质;

   4.法理学的讨论明显缺乏实践性;

   5.结论:由前提3、4可知,法理学因缺乏实践性,所以是不重要的。

   对于以上逻辑过程,有两个要点值得进一步强调:第一,严格来说,以上论证过程的最终结论,其实并不是“法理学因缺乏实践性而不重要”,它的直接结论应当是:由于法学必须具备“实践性”的特质,并且法理学明显缺乏这个性质,因此即使特定法理学的主张是逻辑自洽的,但是它仍然不具备“法学上”的重要性。[9]第二,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论证结构有四个前提,但由于前提3是前提1和2的逻辑结果,所以它实际上只有三个前提一前提1、2、4。因此,要想成功回应这个批评,通常就应当分别针对这三个前提。不过,由于前提1本身根本无法有效质疑(法律当然具备实践性),所以真正可能成功的回应思路,就只剩下了前提2和前提4这两个对象。

   然而,在事实上,前提4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真对待。很多试图强调法理学重要性的学者意识到,一旦法理学缺乏实践性,那么会动摇这个学科存在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去增强法理学的实践性,以便有效回应前提4的指责。[10]当然,学者以何种方式增强法理学的实践性,这有赖于他们对“实践性”这个语词的判断。笼统而言,至少有两种做法比较常见:其一,如果他们认为实践性指的是“影响案件裁判”这个较为微观的层面,那么他们就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个案的司法实践,试图将法理学上的讨论与案件裁判结合起来。[11]其二,如果他们认为实践性指的是“影响社会结构”这个较为宏观的层面,那么他们会试图提出一套法律与社会的理论。例如,很多关心“法学研究与社会转型”这个话题的学者,所依循的就是这个思路。在他们看来,由于法学研究面对的法律(社会)实践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不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所以研究者需要依照实践的转变来调整自己的主张和研究方法,并且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其理论的实践性才能获得或者才能进一步增强。[12]有趣的是,这样的讨论不仅仅由法理学者积极参与,部门法学者同样热衷于此。这表明,对包括法理学和部门法学在内的整个法学而言,缺乏实践性都是一个一般性的指责。所以,我才会在前面说,实践性的指责其实也会伤害到部门法学。

   然而,在我看来,由于“增强法学实践性"的做法对前提2毫不触及,它即使有效也不过是个残缺的回应。必须要认识到,前提2在该论证结构中,拥有着远远超过前提4的重要地位,因为它才是导致整个法学学科被赋予实践性特质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在其中予以沟通,那么即使我们承认“法律”具备毫无疑问的实践性,但还是缺乏充足的理由认为“法学”具备实践性的基本性质。换言之,“缺乏实践性”之所以成为对法理学的指责(前提4),就是因为首先肯定了由前提2推导出的结论一“法学应当具备实践性”(前提3)。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法学无需具备实践性”,那么“法理学缺乏实践性”就不会成为一个指责。所以,前提2的重要性,就来自于它是一个有关法学之基本性质的基本判断。这迫使我们必须将回应的重点集中于前提2,这才是一个更为釜底抽薪的反击策略。

   那么,前提2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主张?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其中的核心想法,这必然表现为“理论附着于实践”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说明了实践者对于包括法理学在内的一切理论主张的基本态度,即理论必然附随在实践之后,它不但要适应实践的诸种变化,而且它本身也只是对实践的事后说明而已。如果用比较级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实践更重要、理论更次要;或者说,在理论与实践的一般关系中,实践是主导者而理论只是跟随者。如果将这种观点予以彻底化,不但一个法理学怀疑论的主张会出现,而且还会衍生出一个关于“理论的怀疑论”:由于理论必然附着于实践,并且是对实践的事后说明,那么理论其实是不重要的,实践可以在没有理论的时候,始终依循自身的逻辑自然地延展开来。同理,既然理论是不重要的,法理学当然就更是缺乏足够的重要性了。因此,前提2不仅仅只是危及了法理学的合法地位,它其实危及了一切理论研究的地位。如果我们不能彻底击溃前提2,即使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增强理论的实践性,那么所有的理论最终都只是无的放矢而已。[13]所以,要想捍卫法理学的重要性,不触及前提2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趣的是,通常接受前提2的人们,其实并不真正知道这背后的依据是什么。现在,我将提供一个理论上的根据,使得这个说法变得更为可信:由于理论(Theory)与实践(Practice)存在范畴上的不同,因此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实践”,那么法律理论必然也需要具有“实践性”,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与法律理论(法学)之间在范畴上的一致;反之,如果法律具备“实践性”,而法律理论具备“理论性”,那么就会出现赖尔(Gilbert Ryle)所谓的“范畴错误”(Categorical Mistak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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