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邱水平: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学创新

更新时间:2022-05-15 09:32:00
作者: 邱水平  

  

   内容提要: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性建构、学理性解读和学术性阐述,需要立足于法学基础理论构建层面的普遍性意义,分析其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下法学理论的超越,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发展脉络中的划时代意义。长期以来,主张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相割裂,“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建构产生深刻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根本上对上述西方法理学思潮进行学理性超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最新发展。这种学理发展对实践的鲜活指导证明,西方国家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并非法治的必由之路,各国完全有可能在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身政治实践的法治现代化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法理学 西方法理学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 法治现代化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般法理学的理论意义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其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源于实践,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它不仅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也为中国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后,法学界掀起了学习和研究的热潮,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等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解读,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研究和阐释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要真正发挥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引领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其在法学基础理论构建层面的普遍性意义,也就是作为一般法理学的理论意义。这就不仅要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精神和实践指导意义,更要将其放在法理学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历史脉络中,明确其理论超越和学术定位;不仅要厘清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脉络中的地位,更要将其放在整个法理学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比较研究,探究其在学理上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把握其对中国当代法理学的独创性贡献。

   首先,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般法理学的理论意义,要仔细辨明其对近现代以来西方主流法理学的超越及其对当下中国的意义。清末以来,西方法理学及其背后的哲学思维方法,尤其是以自由主义及法律实证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不小影响。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这种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理论话语成为普世话语体系的一部分。然而,这些西方法理学思潮的前提假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民情并不一致,不能准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实践。“西方中心主义”论者试图将这些特殊语境下产生的前提假设演变为“现代法治”的普遍内涵或必然要求,这显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认知的法的本质。因此,要澄清这些错误,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真正入脑入心,就必须对这些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进行严肃的理论反思,进而真正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指导意义,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政治自觉推向理论自觉和思想自觉。

   其次,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般法理学的理论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明辨其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对近代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想展开了一系列批判,但这些批判大多停留在原理的层面,未能充分展现其在法治实践中的丰富性。随着苏东剧变,苏联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治理实践层面的探索和发展也宣告破产。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唯有在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之后,才展现出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面貌。从毛泽东法律思想到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提出,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原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问题作出系统全面的理论阐述和高屋建瓴的哲学建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进行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我们唯有从理论上真正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继承与发展,才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意义、时代意义和国际意义。

   由此可见,深入展开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学解读,真正从学理上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新时代的法治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进而做好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性建构、学理性解读和学术性阐述,无疑是当前和今后法学界,特别是法学理论界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入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学特征,特别是深入剖析其对西方法理学的学理性超越和对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学理性发展,探索其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意义,以及其在一般理论意义上对探索法治现代化新路径的重要指导价值。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西方法理学的学理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基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对以胡果自然法理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为代表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了批判,并直指理论背后的“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从学理根源上与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展开争鸣。从自由主义法律意识形态到法律实证主义及其各种变种的这一系列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包括但不限于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相分离的法律形式主义范式,主张“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实证主义法学和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法学,均发端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对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法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随着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法学的主流话语体系,也对中国法学理论的建构产生不小影响,被一些西方“普世主义”的拥趸奉为圭臬。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建立在鲜明的理论现实性和政治针对性之上,对上述西方法理学思潮作出根本性的理论超越。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在学理层面超越了上述西方法理学思潮所内含的三组二元对立,从而提高了中国法学理论的主体性,使其能够切实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提出可以指导行动的理论指南。

   (一)打破了西方法理学中“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分离的范式

   西方法理学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源远流长,从《安提戈涅》中呈现的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到晚近的哈特与富勒的学术争辩,逐渐经历了自然法形式化的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之时,西方法理学者借助自然法的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者,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权力分立等理论的提出具有极大的革命性。随着法治实践的发展,自然法理念在法理学界的地位逐渐下降,绝大多数法理学者转向实证主义立场,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其自身就是独立运行的。不论是法律实证主义还是规范分析学派,都力求避免道德对制定法运行的介入与干扰,更加注重在形式主义的层面上讨论狭义的法律规范。法学家们尽量避免介入自然法等道德价值的判断领域,而将法律与道德视为各自独立运行的封闭系统。这种将“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国家法中心主义理念是在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控制,推动法律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9、20世纪,西方也出现过自然法学的复兴,但经历现代化与后现代浪潮的反复激荡后,无论是古代自然法中的“自然”,还是中世纪神权自然法中的上帝,抑或是近代古典自然法中的自然规律等,都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中被进一步祛除神圣光环,德沃金等人将法律与道德相关联的讨论也更多是立足于对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自然法理论进一步形式化。

   在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中,也出现了越来越重视法律制度的管控,而忽略道德约束的治理意义的倾向。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法理学的语境下,主张法无禁止皆为“自由”之地,公权力对个人权利行使的干涉应当受到法律的节制,从而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通过个人主义的哲学固化,使法律对道德的介入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与此同时,道德与国家力量分离开来,道德被视为私人领域,难以进入普遍化的规范之中。然而,这种去道德化的国家法中心主义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律形式主义并不能完全排除法律运作过程中实际产生的道德判断影响,而只是试图用程序主义的形式将其掩盖。在此基础上,在国家治理层面,“法治”和“德治”的内在勾连也被进一步割裂,理性个人之上的自由成为法治的前提假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法谦抑主义进一步被扩张为私人领域的自由意志主义,诞生了规范分析法学派等强调将法律问题的讨论局限在制定法范围内的理论主张。但在事实层面,西方现代社会在法律之外始终保留着强大的宗教传统作为法律规范的道德性补充,实践中更是存在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的内外共治,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协调。因此,西方法理学对二者关系的强行剥离,原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拟制,却被部分法学家奉为天然真理或客观事实。

   基于对这种理论拟制的信奉,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采取国家法为中心的道路,使得“德治”的传统与现代“法治”的逻辑割裂开来。虽然部分道德因素也为法律规范所吸收,或通过“公序良俗”等条款被形式化,从而在处理疑难、争议案件时发挥适当调节性作用,但法学界以规范分析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法律规范系统的封闭性,与社会上将道德领域私人化、个性化的风潮相呼应,试图打造法律的独立领地。事实上,并非所有纠纷都适合用正式的司法途径解决,制定法也不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唯一准则,公共生活需要有道德层面的追求和教化,以社会习惯、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规章等形式存在的多元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规则体系,作为治理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通过相互配合实现更加完善的治理。

   基于以上认知,习近平法治思想突破了德治与法治泾渭分明的范式,并认可公共权力对道德价值的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正式明确了理解法治的多元主义视角,把一部分道德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纳入法治体系的架构中,并特别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治理体系中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一方面,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二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可偏废,“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不管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社会,都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和道德在治理中发挥功能的机理有所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二者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中不能偏废,即“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整体秩序,铸就“最后一道防线”;遵守道德则不仅是一种行为上的操守,也是一种内心的教化。这就是“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既要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又要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这种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理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回到中国的国家治理传统中,“礼法”并重、道德与法律相配合是中国在数千年的大国治理中保持相对稳定局面的根本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67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