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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辉:有理由支持基因改进吗?

更新时间:2020-05-01 23:17:32
作者: 陈景辉  

   摘要:  虽然将基因编辑技术适用于人类自身,会带来智力、身体等方面的显著改善,但这种做法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坚持治疗和改进的两分,那么争议将主要发生在改进的领域,而不是治疗的领域。由于人类改进的支持者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是将人类改进做义务教育式的设计;然而,这个做法实际上再次认同了治疗和改进的区别,并且这仍然属于“达到正常状态”的治疗,所以还是缺乏支持以基因编辑方式做人类改进的道德理由。

   关键词:  基因编辑;人类改进;治疗;优生学

   如同任何一场科技革命一样,对科技进步的鼓吹与对科技风险的反省,必然是同步上演的。并且,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幅度越大,那么反省的激烈程度就会越高。回到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科技革命,无论其面貌是否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但它的特殊性已经显露出来:其中所包括的人工智能技术、基因技术和信息技术,不但如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且还进一步在改变着人类本身。认识到这个特殊性,就会理解反省的活动为什么如此普遍而激烈,因为这事关我们对自己的认识。[1]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18年报道出来的“贺建奎事件”。粗略来讲,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是道德性的:可能会改变对人类本身之认识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否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将会严重影响到政治和法律制度回应贺建奎事件的方式。

  

   一、基因编辑与人类改进

  

   2019年1月21日,广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对贺建奎事件给出了初步调查结果,其中的核心要点是“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蓄意逃避监管,使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因此应当)对贺建奎及涉事人员和机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2]于是,贺建奎事件就成了一个法律问题,这迫使法律专家必须参与讨论、必须表达态度:有理由禁止基因编辑吗?在此基础上,有理由以法律的方式制裁相关当事人吗?

   仅就其中涉及的基因编辑问题而言,[3]对贺建奎事件的当事人给予处理的法律根据有两个:第一,贺建奎使用了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第二,国家明令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对这两个理由,可以做不同类型的理解:其一,技术风险的单一理解方式,即由于基因编辑在技术上存在风险和伤害可能,所以国家明令禁止基因编辑活动,此时这两个理由其实就是一个理由;其二,伦理和技术的双重理解方式,即一方面,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存在着风险(技术风险),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活动本身面对着伦理上的挑战(道德风险),这两个理由相互独立。

   显然,第二种理解方式更优、也更为彻底,因为它肯定了如下更强的主张:即使在基因编辑技术成熟到几乎没有技术风险之后,依然存在着禁止基因编辑实际运用的道德风险,并且这必然是一种彻底禁止基因编辑的理由。这篇文章将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基因编辑本身是否存在道德风险的议题,而将其中涉及的“技术风险”的部分排除在外,因为它无法面对技术成熟所带来的反向挑战。所以,真正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实际上是个道德正当性的问题:如果基因编辑本身不存在技术上的风险,那么它还存在道德上的风险吗?如果存在,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构成了以法律方式处理该事件当事人的根据,因为它才是制定相关法律并理解这些要求的规范性基础,而不能如同调查报告一样,以一句“国家明令禁止基因编辑活动”的笼统说法敷衍了事。[4]

   在论证展开的一开始,需要对“基因编辑”这件事情进行性质上的确定。必须注意,“基因编辑”这个用语是技术性的或者科技性的,它无法全面展现基因编辑技术在道德或者伦理领域的意义,所以跟规范评价的问题并不会产生关联。要想将基因编辑的问题引入道德评价的领域,那么就需要将“基因编辑”这个名词转换成“基因改进”(genetic enhancement)、“生物医学改进”或“人类改进”。然而,必然会有人质疑这种名词转换的等值性,因为“基因编辑”至少在表面上是个价值中立的称呼,而“基因改进”的褒义非常明显,所以二者之间不能替换;于是,任何支持替换做法的主张者,其实在一开始就是基因编辑技术的支持者。真的是这样吗?

   基于历史的风云际会,科学和民主,在中国有了“先生”的称号。但仅就赛先生而言,它的正当性仅来自历史的原因吗?显然并非如此,否则大国崛起之后,就有了放弃科学和民主的理由。这表明,科学和科技[5]的正当性,一定还来自别的根据,这就是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全面改进。换言之,科技吸引力的最终理由在于,科学的适用本身(科技)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改进,因而会产生一种更好的生活。当然,科技风险这个概念同时意味着,科技/科学在改进我们生活的同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以至于反而可能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但是,在科技得以发展和适用的一开始,一定是因为它会带来改进的效果;没有任何一种科技,在一开始就只是以导致生活更糟为目标。[6]所以,人类才有理由以如此高的热情拥抱科技的进步,科学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当然,一种会导致改进效果的科技也可能同时带来相关的风险,而这构成了它是否能够被实践的主要反对意见。如果改进和风险都是可计算的,那么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将成为必然的选择;反之,如果它们都是伦理性的,那么需要的就不是成本—效益分析,而是某种价值上的论证。[7]

   回到基因编辑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科技,它也必然会带来某种特定的改进效果,因而才值得研究者努力,也才对一般民众拥有吸引力。[8]所以,基因编辑与基因改进在概念上就是同义的,它并没有直接表达出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拥抱,因为相关的风险有可能会阻止这种改进技术的适用(由于此处特指的是针对人的基因改进,所以后面将一概使用“人类改进”这个语词)。相应地,所要回答的问题就变成了这副模样:有理由反对在技术上安全的人类改进吗?或者说,技术上安全的人类改进存在什么样的道德风险,以至于必须忽视这种改进所带来的好处而予以禁止?

   这些问题本身,其实已经指明了基本的论证方向。第一种看法,是反对人类改进的保守性主张,即人类改进一定是因为引发了关于人本身的诸多道德难题,所以应当被禁止。第二、第三种看法均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其中前者是更为乐观的态度:即使的确存在这些道德难题,但是由于它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由于基因改进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所以不但应当采取人类改进,而且还有道德上的义务(moral obligation)来实施;相应地,后者表达了一种有限支持的态度:虽然人类改进的确会引发风险,但只有在有效应对这些风险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人类改进。[9]

   显然,在技术安全的前提之下,基因改进的效果是多层次的。依据通常的身心二分标准,基因编辑将会同时对身体和对心灵带来明显的改进。前者可能包括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能力更强、活的时间更长等能力方面的改进,也包括支持者最终将要抛弃的外观上的改进,例如长的更漂亮或者更英俊(眼睛更大、鼻子更挺拔、不再有谢顶等)。后者则可能体现在智力水平上,例如记忆力更好、认知能力更强;也有可能体现在情感方面,更加通情达理、情绪更温和;或者体现在道德方面,例如更富有同情心、更愿意爱他人等。然而,与这些明显的改进益处相比,基因编辑的风险却不是太清楚,而往往只是体现为一种直觉上的警惕心理。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改进的部分由于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所以那些风险也必然跟人有关系,也因此跟价值问题有关系。它的结构应当如此:即使存在这些改进,但是由于它挑战了人类的某些价值或者人类自身的某些性质,以至于必须放弃这种改进的机会。因此,反对理由必然是道德性的,这也意味着无法透过成本—效益分析的方式来评估支持和反对的意见,它最多只是用来支持决策的辅助性理由而已,所以就迫切需要提供一种道德上的或者价值上的论证。

  

   二、治疗与改进的区别

  

   关于人类改进的讨论,一开始都要处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直觉:无论是人类改进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基本上都会认同“以基因编辑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之做法的正当性。[10]具体来说,对反对者而言,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的态度;对支持者而言,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既允许治疗、又允许改进”的态度。[11]这表明,讨论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的正当性,而是基于基因编辑技术实施的“人类改进”的正当性。否则,至少反对者在立场上就会自相矛盾,因为“以基因编辑技术实施的治疗”仍然是这种技术的运用,所以一旦反对的对象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那么他们就无法坚持“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的态度。这一点进一步说明,人类改进的反对者会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主张:在“治疗”(therapy)和“改进”(enhancement)之间一定存在着明确的性质区别;如果不是这样,在治疗和改进之间就将没有区别,或者这个区别只是程度上的,那么对基因治疗的肯定和支持,就会自动蕴含着承认人类改进之正当性的结论。

   治疗和改进的区别,同时存在着概念上和道德上两个不同的主张,它们虽然相关,但在具体内容上仍有重要的区别。在概念上,治疗与改进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区别一目了然:将目前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特定人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是治疗;将处于正常状态的人的能力提升到更佳的程度,这就是改进。显然,治疗与改进的界限就在于“正常状态”(normality)这件事情,它也决定了相关行动是不是出于“治疗”的目的。在道德上,这表明针对“治疗”这件事情而言,反对者和支持者一概认为,存在着明确的支持性道德理由,并且这经常会是一种福利(welfare)方面的理由,因为“恢复正常状态”的确有助于改善患者(不正常者)的福利;相应地,是否存在支持人类改进的道德理由或者是否存在支持“超越正常状态”的道德理由,就成为争议的核心。

   由于刚才这些讨论,作为文章焦点的“人类改进”,不再是上一节中那个比较宽泛的定义,而是一个更窄的定义(狭义):出于非治疗的目的,将人类做超出正常状态的改进。[12]所以此后,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核心任务就是:能否在概念上区分治疗与改进?能否找到支持超出正常状态之改进的道德理由?其中,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关键性的,治疗与改进在概念上的区别必然要依赖于规范性的标准,而这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是个道德论证。

“正常状态”存在两种含义:描述性的与规范性的。描述性含义指的是,正常状态的标准是一种统计学上的语词,它是对人类的生存与生殖之类生物功能的典型贡献,所以参照点来自对足够多人口的平均计算。规范性含义则是指,正常状态要参照特定道德、社会或者文化规范而被定义,[13]例如聋人群体可能会认为“聋”是正常状态,所以“恢复听力”的做法就跟治疗没关系,而是一种改进。[14]如果说从统计学上来计算人类在身心两个方面的平均值并不是难事,但是这个平均值是不是就等于“正常状态”,则需要借助某些规范性的标准来获得支持,这些标准可能是历史的、社会的,也可能是文化的。人类改进的支持者通常不反对描述性的正常状态概念,而将批判的核心集中于它的规范性方面。他们的批评通常围绕如下例子展开:人类平均身高的数字,对于荷兰人而言,则是需要“治疗”的不正常状态,对于平均身高较矮族群,就成了“改进”的目标。所以,他们会主张: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严格区分正常状态与否的规范性标准。人类改进的支持者由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在主张治疗和改进之间根本没有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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