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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辉:实践权威能够创造义务吗?

更新时间:2020-06-15 13:23:04
作者: 陈景辉  

   摘要:  在概念上,政治权威包括“服从(法律)的义务”,并且理论家通常借助实践权威而非理论权威的概念对此加以说明,因为他们一般都同意实践权威具备创造义务的能力这个观点。由于实践权威处于理由和义务的中间位置,因此,这是一种“理由进—义务出”的论证模式,拉兹的服务权威观(尤其是通常证立命题)被认为是对此最有力的说明。然而,一旦注意到权威结构中的不对称性这个要素,那么一方面,就没有理由排除用理论权威对政治权威之性质的说明;另一方面,实践权威也不具备制造“理由进—义务出”的效果。因此,从总体上而言,实践权威并不具备创造义务的能力。

   关键词:  理由;义务;不对称性;实践权威;理论权威

  

   导 言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的统治之下。或许用“统治”这个词不太恰当,它隐含着“政治权威的独断专行”这个令人反感的判断。纵使它在很多时候的确是恣意的,但政治权威毕竟不是纯粹暴力的行使(the exercise of physical power),即使在独断专行的时候,它至少要主张自己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如果权威者能够有效地提出这个主张,那么它就是一个事实权威(de facto authority);如果在此基础上,它还能证明自己的确是正当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正当权威(legitimate authority)。[1]因此,“统治”这个词所表达的只是政治权威之权威资格的一个部分,即权威者有“统治的权利”(the right to rule)。然而,这并不是政治权威这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它还包括其治下的人民有“服从的义务”(the duty to obey)这个对应性的部分。

   本文只讨论权威概念之“服从义务”的部分。无论怎样来理解这个话题,[2]至少它都在概念上肯定了“政治权威能够创造义务”的核心要素,并且是以如下方式创造出义务的:当政治权威说“你应当做φ”,你就有了“做φ的义务”,即使在政治权威没有事实上给出这个指令之前,你并没有做φ的义务。政治权威仅仅依赖于“要求你做φ”这个事实,就给你创造出做φ的义务。用Enoch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规范魔术”(normative magic)。[3]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但标准的说明思路是:这种规范魔术显然并不只存在于政治权威身上,父母也可以对未成年的孩子上演。例如,父母对七岁的儿子说“回房间”,他突然就有了回房间的义务。由于父母上演这种规范魔术的例子更常见,也更具一般性,并且由于父母被视为是相对于孩子的“实践权威”(practical authority),因此,“政治权威如何创造义务”的问题就经常被化约为“实践权威如何创造义务”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个判断蕴含着两个相互依赖的主张:其一,由于政治权威是实践权威的一个特例,因此只要证明实践权威能够创造义务,那么,“政治权威能够创造义务”就是自然的结果;其二,政治权威并不是理论权威(theoretical authority)[4]的一个特例,因为理论权威的工具性使得它连理由都不能创造,更不用说是义务了。

   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将同时挑战这两个主张,所以,我真正关心的是权威的一般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政治权威的问题。这意味着,在政治权威概念中同时拥有统治的权利和服从的义务这个问题上,我保持中立的立场。[5]同时,由于我认为Raz的权威理论是这两个主张最充分的表现,所以,我将以他的权威理论作为批判一般权威理论的具体对象,第一节就用来说明这一点。在第二、三节中,我将通过“不对称性”这个长期被忽视的权威的要素,来反对理论权威的工具性主张,并具体阐明这种权威的实践功能。第四、五两节将集中讨论实践权威创造义务的问题,分别考察“理由进—义务出”与“义务进—义务出”这两种具体方式,证明它们都是不成功的。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再回到政治义务的问题上,简要讨论一下文章的结论对于理解政治权威提供的可能性。

  

   一、Raz的服务权威观

   (一)服务权威观

   在关乎“如何行动”的实践领域,涉及到实践理由与实践权威的问题,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实践判断。其中,理由是通过衡量的方式来使得行为人找到最佳(最有分量)的理由,并以此作为作出特定行动的基础。例如,下课后学生问我问题,我既有“因为赶班车而拒绝回答”的理由,也有“因为我是一名教师而应当回答”的理由,此时我就需要权衡这两个理由的分量,作出回答或不回答的行动选择。由于这两个理由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我”的行动理由,所以无论权衡的结果是什么,这都展现了“自治”(autonomy)这个价值。但是,假设校长要求教师(我也在其中)必须课后花二十分钟来回答学生提问,那么,我不再能够权衡原本已经有的两个理由,然后自主地决定回答或不回答,回答提问成了唯一恰当的行动选项。如果我不这样做,就等于挑战了校长作为权威者的地位。此时,至少在表面上,权威和自治是矛盾的。[6]

   为了避免权威因与自治矛盾而有可能丧失正当性,Raz给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威观念,他称之为“服务权威观”(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7]这是一种关于权威的性质与功能(角色)的看法,即权威的功能在于“促进(improve)行动者对于理由的服从”。[8]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个权威就是正当权威;也就是说,校长的指令能够促使我更好地服从我自己已有的行动理由的指引,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正当的权威者。换句话说,如果校长根本就无视我自己已有的理由,然后向我下达一个权威性指令,例如,要求我为出席课堂的同学付钱,那么,由于这违反了“(我的)自治”这个价值,对我而言,他就不再是正当权威。显然,此时正当权威扮演了一个中间性/媒介性(mediation)的角色,[9]它处在我已有的理由与权威性指令之间,其功能就是帮助我更好地服从于我自己已有的理由。

   Raz用三个命题来将这些思考明确化。第一,依赖命题(Dependence Thesis):所有的权威指令,应当基于行为主体早已独立拥有的理由(reasons),并且这些理由与权威指令的覆盖范围有关。[10]第二,通常证立命题(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确定对一个人拥有对于他人之权威的通常方式是去表明,相对于行为主体直接遵从适用于他的理由,如果他接受了权威指令的权威性的约束力并尽力去遵从它,那么,他可能更好地服从了应用于他的理由的要求。[11]第三,断然性命题(Pre-emptive Thesis):“权威要求采取某一行动”的事实,是该行动被采取的理由,且该理由并不是要被增添到已有的理由当中一同被评价该如何做,而是排除或取代其中的某些理由。[12]

   在Raz看来,依赖命题和通常证立命题构成了服务权威观,因为它们是相互强化的:如果辩护正当权威的通常和基本方式,是行为人更可能成功地依照他已有的理由来行事,那么就很难反对依赖命题;如果依赖命题被接受,那么通常证立命题就会很强,因为它仅仅陈述了约束权威成功作出决定的那些原则。[13]而断然性命题不过是服务权威观(依赖命题+通常证立命题)的结果而已。[14]

   简单地说,在通常情形之下,如果不存在实践权威,行动的方式是“行动者已有理由—行动者自身的理由衡量—行动者特定行动”,这明显展现了“自治”的价值;当存在实践权威时,行动的方式就变成“权威者的指令—行动者的特定行动”,自治的价值因此受损。然而,在服务权威观之下,行动的方式变成了“行动者已有的理由—权威者的指令—行动者的特定行动”。其中,“权威者的指令—行动者的特定行动”的后半部分,是断然性命题的内容,即“权威者如此指令”这个事实取代或排除了行动者的自行判断。此时,权威指令就是一种独特的理由——受保护的理由(protected reason)或断然性的理由(preemptive reason),而这种理由由于取代或排除了自行权衡,因此,它单独决定了行为人的行动指向,这是文章中“义务”的确定含义。[15]

   然而,断然性命题是否成立或者权威能否成功创造出义务,就需要考察“行动者已有的理由—权威者的指令”的前半部分。这个部分看起来只涉及依赖命题:由于正当权威所发出的指令必然建立在行动者早有的理由的基础上,所以,依赖命题就当然成立;与此同时,这也表明权威尊重了行动者早有的理由,所以,自治的价值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但这只是缓解了自治与权威之间的矛盾,毕竟权威指令可能与自行权衡的结果矛盾,那么自治不就又被取消了吗?此时,就需要借助通常证立命题:即使权威指令与自行权衡不一致,但是,由于依照权威指令行事能够更好地满足理由的要求,且自行权衡同样是为了满足理由的要求,所以,通常证立命题(再加上依赖命题)不但导致行动者有义务遵照权威指令形式,而且自治的价值也就同时获得完全的尊重。

   抽象一点讲,Raz关于正当权威遵循的讨论,可以被总结为一种“理由进—义务出”(reason-in and duty-out)的基本模式。[16]像火腿肠制造机器一样,这头输进去“理由”这个原料(依赖命题),经过机器的加工(通常证立命题),那头产出的是“义务”这种行动要求(断然性命题)。显然,即使原料(依赖命题)的确重要——输进去白菜是不可能产出火腿肠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机器的加工过程(通常证立命题)。这说明了,为什么Raz的批评者会将火力集中在通常证立命题之上,因为一旦这个命题破产,那么相应的服务权威观也就必然会失败,这正是第四节的任务。

   (二)实践差异与理论权威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Raz为什么要采用“理由进—义务出”的模式?如果将实践权威“创设义务”的性质放宽到“施加义务”的程度——实践权威必然涉及到义务的输出,那么就存在着第二种可能,即“义务进—义务出”(duty-in and duty-out)的说明模式,“理由进—义务出”就不再是唯一的可能。更麻烦的是,如果从实践权威回到权威的一般概念,在类型上与实践权威并列的理论权威,所拥有的性质并不是施加义务,而是施加理由。于是,在权威(而不是实践权威)的功能上,就存在着第三种说明的可能性,即“理由进—理由出”(reason-in and reason-out)的模式。[17]Raz有理由反对后两种可能吗?

   Raz对于理论权威的讨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同于关于行动的实践权威,理论权威是一种关于观念(belief)的权威,所以它往往被具体化为各种(知识上的)专家。Raz认为,理论权威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某些信息而已,并且这些信息独立于权威的表述而单独存在。[18]例如,时尚杂志的专栏作家,作为在“时尚”这件事情上的专家,向普罗大众传递了关于时尚的特定信息。这个特点表明,理论权威所输出的不再是义务,而只不过是理由。因为,如果时尚专家说“今年流行的是紫色”,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紫色着装的“义务”,而只是有了紫色着装的“理由”而已。通俗一点讲,理论权威只是将“原本在那里”的东西传递给我们。

既然理论权威只是将原本在那里的东西传递出来,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主要是为了克服认知能力的不足。由于认知能力上的限制,人们不一定能了解或掌握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此时理论权威就可以有效补足这个缺陷,将它呈现在需要者的面前。如果我是个时尚的跟风者,时尚专家告诉了我这些信息,并且因为是专家告诉我的,所以我也就有了相信的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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