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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转型期社会异化现象批判

更新时间:2005-07-04 02:12:13
作者: 施卫江  

  

  [内容摘要]

  如今白领的婚恋颇成艰辛之路。尽管生理和心理上早趋成熟,但由于白领自身肩负重担和社会外界的不够“宽容”,却使步入婚姻殿堂的门槛高升,更难的事情是升华成情投意合的情爱生活。成年累月的“期待”拖累了白领们的梦幻般心境,并湮灭了本该享有的美好人生历程。如此的婚恋异化状况破坏了白领身心、社会发展和人口种质的和谐。本文深挖婚恋异化的根源,并尝试着走出异化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 白领 择偶 婚恋观 物欲 面子 异化 左倾 女权主义 “让”

  

  一.

   以前读书人念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旧社会里支撑着寒素以获取功名利禄的普遍信念。如今,众多(男)学子即使面壁十余载,聊以励志的,只能为“黄金屋”的摄取,而“颜如玉”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也。

  据最近发布的《上海人口发展报告(2004)》所显示,在过去一年内,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上海常住人口中,女性初婚晚婚率达到73.59%。据上海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统计资料显示:“终身不婚状况与文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随着婚姻观念的转变,知识层次的提高,不婚现象有继续增多的趋势。”上海结婚人数正在逐年递减:1989年,结婚人数为18万对,1990年是12万对,1997年是10万对。晚婚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越是经济发达地区,选择晚婚的人数也越是庞大。另据四川省统计局人口社科处透露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光棍”也呈增多趋势,特别是高学历族类,10万个研究生中有三成是“光棍”。根据广东省妇联所做的“白领婚恋观念”调查显示,在广东省,未婚的白领青年约有150万,年龄大约在25岁至35岁,占总调查数的1/3;而在发达的珠江三角地区,大龄青年未婚尤为突出。

  各个地区的情况大体相当。为什么会在高学历的白领人员之中,出现如此多的大龄未婚现象?

  一个基础性的解释是:不象前工业化社会,适龄婚姻的青年人在处理学习、事业与爱情、婚姻之间并不成为矛盾和冲突。农牧业社会的田间、牧场生产或手工作坊的简单劳作中,一个待学习的学徒依靠祖辈传授下来的极有限的经验知识,仅需若干年月的学习积累就足够应付了,因所从事的大都是体力活;而且农业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使得职业变迁几率甚小,于是“农(牧)业劳动者”作为终生的职业也就早早了定型,对于年轻职业者的成婚大事也就随着青春期发育正旺之时,赶快执行便是。

  再说,前工业化社会处于冷兵器时代,产品财富的守卫和掠夺,乃至于婚姻配偶的争夺(如古希腊特洛亚大战),都大大地依靠家族、社团的总人数在体力和武力上的较量。于是适应于农牧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观,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只求人丁兴旺,无需考虑人种质量的价值观,使得早婚早育、多生男孩成为迫切及时。

  可是到了现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工业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模式。生存于其中的众多高学历白领男女青年,对待自身的爱情和婚姻,确确实实成了一道难解的题目。当今社会,职业的要求大大的提高了,年轻人需要经历艰辛努力而充满竞争的、起码十多年的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方能够胜任工业化社会的各项工作职位要求。于是埋头读书深造错过了对于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来说,最佳的恋爱和成婚时间。

  过去长期来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龄学生,如女博士,即使早就过了国家法定的初婚年龄而欲办理结婚,也不会得不到学校职能部门的许可(现在才刚解禁),或者有起码的重视,除非面临着退学的选择。在本土流行的左倾化意识形态之中,个人的婚姻纯属于“私事”、“小事”,无关乎国家大局,毕竟是社会整体的利益绝对为公为重为大,于是几乎一切都由政府来统包操办的各类学校中,对于剥夺了基本权利的莘莘学子所倡导的价值观必定是:“晚婚、晚育”,并为其必尽之义务。

  待到学业结束后,学子都成为了白领,这些错过最佳恋爱时间段的单身男女,往往都是所在各个行业的业务骨干,又得投入精力至工作的繁忙和压力之中,即使在业余时间,也得不断充电学习,让他们回避了很多交友的机会。因为爱情和婚姻需要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而恋爱需要消耗的是大量时间,这又渐渐让众多白领步入了大龄单身的怪圈之中。

  “先立业,后成家”是国人的普遍信念,这在女性白领的征婚广告用词上有极广泛的表态:需“事业有成”、“有经济基础”。于是对于求偶女性所期盼着的男性白领们,在大大延长了的“成功”前的事业拼搏阶段,还是远离爱情和婚姻为上策。由于两性之间的配对缺阵,男性在延期的同时,也必定波及了女性。当然当今的女性青年白领也同样在努力奋斗事业,以期提高自身的身价,因为在红色中国的大城市里,已为女性就业和发展事业提供了充分的机遇和各种保障。于是水涨又船高,女性在身价提高了的同时,为男性求偶者推出了更艰难的题目。

  

  二.

  

  曾有《北京青年报》与勺海市场研究公司联合推出过“大龄白领择偶难”专项调查,显示出有七大因素制约中国大龄白领青年择偶:选择面太窄、工作太忙、对对方要求较高、对未来婚姻感到恐惧、重视学业事业忽略生活舒适浪漫、性格内向不善于与异性交往以及社会环境等。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涉及个人情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其百分比数据都得打上些“折扣”。问题是本土的大中城市里,市民处于女性化的价值氛围之中。由地位至上的女性所统领的价值观里,纸面上的文字表白往往并不能真诚地反映自己内心中的“自我”或“本我”,而是处于“超我”状态,因为国人向来缺乏“直面人生的态度”,而东方女性更擅长于伪饰言行。

  譬如,调查显示有“接触机会少”的因素占据了较大比率,然而笔者以为,这种情况在现代性的城市里不会太成为问题。众所周知,在每所城市里,各类婚姻介绍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上征婚交友层出不穷,既便捷又省钱。跨地域伊妹儿,QQ视频聊天,手机短信等传情手段,花样繁多,因而不应成为充足的理由。

  造成白领择偶难的表面因素还在于:有62.4%的人认为“一些人仅重视学业和事业,忽略生活上的舒适和浪漫”;60%的人认为“现在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而,就对于现代白领知识女性来说,尽管有着事业的强烈追求,但是女人的天性并未就此泯灭,毕竟情感生活和母爱是个“强引力场”,足够吸引着青年女人去寻觅和探求的。统计数据不足以表白女性白领深处的“自我”。

  又如,女性白领征婚广告上普遍写道:寻偶成婚前提需要男方有“经济基础”。作为白领,既然成婚前两个单个人的生活应是有节余的,那么两个人合起来过日子怎么会达不到“基础”需求?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俩人世界可以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生活总成本应该低于两个单个人之和。假若需要生孩子,将要成了仨人世界,家庭生活的开支确实会上升,到了那时候,若收入拮据,可以考虑延缓生育,成为时髦的“丁克”族。但是那只是人生步骤的后一阶段,而对于未来家庭筹划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提前至婚前恋爱阶段,从中可窥见女性的“价值观”自我。

  当然,进入了现代性的社会生活之中,年轻人的个性渐渐丰满起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向于多元化。正如被调查者中有67.8%的人认为,“社会上持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越来越多,找到各方面都适合自己的伴侣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于婚姻大事情,完满的婚配需要讲究配偶性格和气质上的个性互补互融,于是爱情所独特的匹配性质致使“最佳择偶”几率骤然减小,对于多读了书的白领来说,更当如此,但是这不是主因,因为青年女性白领所考虑的先决婚配条件不在这方面。

  

  三.

  

  名利场上的拜物主义在作祟。

  正如《申江服务导报》《让爱作主》版所作的采访调查:“大家都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没有基础,特别是男性承受的压力就更大。由于普遍选择事业稳定后再谈婚论嫁,导致了这个人群结婚年龄的推迟。我有很多朋友和对象五年八年地抗战下来,问他们为什么不结婚,都说没房子没钱,结了婚会拖累日后的事业发展。”

  据《外滩画报》报道,经济压力无疑已成为这些大龄白领青年的考虑因素。有位杨雄先生在对25年来青年择偶标准变化的跟踪调查中发现,1994年以来,征婚者对于经济收入的价值评价显著提升,在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要素重要性变化中,经济收入成为唯一呈正增长态势的要素。杨雄认为,经济因素影响择偶标准,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

  征婚启事显示为拜物情状。

  打开报纸看看中国青年人的征婚启事,上面罗列的尽是夸耀他们的“成就”,其中无外乎标榜他们的官位、学位以及有几居室的新房子及汽车等等财富状况。

  据媒体报道,大学生中流行起傍大款娶富婆:据说如此就可以少奋斗了整整20年,漂亮MM征婚的目标总是瞄准着经济“实力派”、“款爷”云云。中国的婚配自古来就有“郎才女貌”之说,可是到了如今的e时代,置换成了“郎财女貌”。倘若“才”与“财”能密切地同构对应着,倒也罢了,尚可显示传统继承性和社会正义性。问题出在这个社会里,“才”与“财”常会相分离,进一步地显示出社会的异化深入状。(这在后面还将叙述)。

  在物质欲望至上情景下,爱和情感生活自然受到挤压,婚恋沦落为商品的买卖形式,在财与貌的商品市场化交易场上,女性的青春美貌理所当然成为婚姻重筹码,她们重视外表的程度远比市场经济发达得多的西方社会的女性来得要高。

  据报道,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虽然算是比较高的,而不少上海年轻女性,买衣服、购化妆品或娱乐所需的花费,却并非一般法国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舍得投入。尽管进口的服装、美容品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国外高出两三成,但她们购买时可能连眼睛都会不眨一下。当然,这些女性如此高投入是必有高产出率的。她们能“预算”出,自己越打扮亮丽,钓到“金龟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此的“制作”就象中国当今有很多高档的时尚消费产品流行起过度包装,一样的道理——因为有市场就有商品,况且还大得很。

  既然陷于市场化的买卖式寻偶,随处可见的是以财貌的交换、身份的较量、财产的拼比来修秦晋之好,发自真挚的情爱成了稀少的珍品。逢场作戏,杯水主义倒也是蛮不错的感觉。就如某位作家描述的: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受邀相亲,或是自费相亲,很多时候,人们发现浪漫色彩很少;双方来往的意图和目的明确地摊开着,还各自打着一手如意小算盘。男青年想找的只是“性伴侣”、女青年向往获取“生活资助”,美女试图攀搭“洋亲”,年老的想找的就是“看护”——反正各取所用,如此而已。

  “毕竟我们还处于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结了婚之后或者为了结婚,许多人不得不陷入物化生活之中,不是“物物”而是“为物所物”。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满足因婚姻而起的物欲和虚荣心,原来曾经有过的或者曾经可能有的非物质的计划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丢弃了。一生奋斗,只为建筑那个物质的家园,婚姻使物质追求成为生活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一切都是为了一家人能够享有房子、车子和更多的票子。”

  在务实的时代风尚里,纯粹的人的情感生活的“爱”反成了“空虚”之物,大众文化流行的荣辱观是对于精英文化“虚荣心”价值的颠覆,所谓“虚荣”指的恰恰是在于对于“实在”之物爱慕之情的反面。

  家庭本是一个经济的联合体,物欲确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人们在婚姻寻偶过程中会或多或少被物欲所激发而增强,从而成为物化了的工具并为其所奴役,这恐怕是自古来大多数人难以摆脱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姻就是物化的放大器,但是对于人之健全心身来权衡,还是有个“量和度”的问题。

  然而,对于当代中国年青人来说,婚配绝非是个孤立事件,而是在于浓烈的财富资质的攀比风尚之中展开的,尤其是女性族类,其心思运作更是如此。号称高学历的金白领阶层,所谓的“高”,只是在谋生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的称谓,却与高层次价值观的人文素养并无多大的必然联系。由于金白领阶层相对于兰领、灰领来说,其职业前程向上爬升的空间远为广阔得多,因而对于物质财富积累的前景许愿在时间尺度上的延伸也就拉长了许多,这样就为物欲攀比竞赛而让道等待的婚姻大大延期着。

  究其根源之一,生存于“红色”的中国,长期来在左倾思潮的去知识化所引导的社会实践中,主张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革命化”的婚姻,以符合“社会生产实践”的要求。去知识化实践的结局是,人人受教化为浅薄的失去感性生命的人生社会化实践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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