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彭慕兰:极限发展——从长时段历史看中国社会变迁

更新时间:2019-11-21 21:26:51
作者: 彭慕兰  

  

   在那些涉足历史的发展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些像我这样涉足发展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中,近来有相当多关于什么是所谓“财富逆转” (reversal of fortunes)的争论。一方认为,世界上许多曾经相对富裕的地区已变得贫穷,这是因为某些方面的成功导致了后来变成了重大不利因素的某些结果和制度形态。相反的立场认为: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起来的;如果人们认识到根除某种行为方式是符合其利益的,那么几乎不存在哪种行为方式根深蒂固到不能根除;并且,尽管存在某些暂时的异常现象,但那些目前相对富裕的地方往往会在一个长的时间内一直成为相对富裕的地方。中国的发展最后会符合其中哪一种立场,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你的时间和空间单位——这可能意味着构造这场辩论的方式出了问题。

  

   直到工业革命时,从上海往南的中国沿海地区很可能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在1770年人口达到3100万)的生活水准大概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和荷兰相当。其农业尤其多产——不仅每英亩的产量高,还有每个劳动日的产量也高;其广大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所获得的收益可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纺织工人的收益相媲美,并且至少它的某些市场整合得特别好。

  

   这种相对繁荣是与大规模的跨区域贸易密切相关的。长三角地区用工业制成品换取产自中国北方、长江中上游或者其他一些内陆地区的原棉、大米、木材和其他一些初级产品。这里几乎没有重工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能源资源:木材、煤泥炭、甚至于水力(因为地势平坦)。这里也缺乏大多数的金属矿产。大多数的工业是乡村工业,这在1800年之前非常常见。

  

   但在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亚欧大陆两端的两个地区的差异在增大。

  

   自16世纪以来,欧洲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在不断增长,他们都是无产者——即没有财产而依靠出卖劳动赚取工资的自由民。根据一项计算,到1800年,他们构成了欧洲的三分之二的劳动力;虽然根据更加严格的定义来计算的话,会得到相对较低的数据(尤其是在东欧,作为义务劳动的回报,很多人仍然拥有一些土地的使用权),但他们在先进的英格兰和荷兰的确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无产者从事农业或者其他行业,但是不是两个行业都从事;在英格兰和荷兰,农业劳动、非技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在市场上已经分离开来,虽然当时它们在空间上也会有重叠。

  

   然而,在18世纪的中国(以及在日本,其原因不同),无产者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大多数的农民是小佃农;在比较富裕的地区,租赁是广泛存在的情况,但是大多数的租户都拥有很大的耕种自主权,这本身也是某种所有权。在获得了使用权后,这些租户,而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做了很多提升地力的投资。他们还在如下方面与那些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人类似,即他们的所得更加接近于他们的平均产出,而不是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初步估计显示,在18世纪中期和20世纪早期,长江下游获得稳定土地使用权的租户的收入是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2.5—3倍。

  

   中国政府需要一个无需借助地方巨头可以对其进行收税和征用的小农阶级,所以它支持这些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因为无产者中的低出生率进一步稳定下来。(与之相对照,欧洲无产者的出生率特别高。)因为一些家庭(不只是穷人)实行性别选择性杀婴行为,而一少部分男性既有妻子也有妾,所以,最贫穷的男人很少能结婚。因此在每一代人当中,一些不幸的小佃农和租户落入无产阶级行列———就像人们在竞争性经济中会预期到的那样———但是无产者的人数并没有增加。(在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村,相对而言又没有多少人完全与生产资料分离,这使人回想到德川时期日本的某些方面,尽管在这两个国家产生这些结果的制度非常不同。

  

   由于不生育小孩,无产者只有一张嘴需要养活,且能依靠他们挣得的佃户收入的一小部分勉强过活。在某种意义上,无产阶级人数的不增长有助于复制和稳定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光棍”——一个既让人想起他们没有后代(“支脉”)也让人想起其可能的性挫折(sexual frustration)的昵称——本身是不稳定的一个深刻根源: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常常没有稳定的家和群体可联系,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土匪、叛乱分子和参与犯罪活动的那些人那里被极度地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了(或者成为替罪羊)。

  

   在某种程度上,佃户的有利地位(尤其在中国的南方)以及雇佣劳动的边缘性可能反映了水稻耕种的特性。因为精耕细作对产量有着巨大影响,使耕种者与产量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比那些没有这种利益关系的体制(包括强制劳动或自由雇佣劳动)更可取。但是仅水稻耕种不足以决定这些制度效果。孟加拉拥有相对富足的土地,其各条河流比长江拐的弯更多,发的洪水也更多,孟加拉的富裕阶层常常需要在不同年份吸引耕种者到不同的土地上去劳作。因此,他们只给予一年期租金以优惠利率,而不是长期的租金;此外,这导致佃户对于任何特定的小块土地的权利更加薄弱,也导致较大的流动性、较低水平的固定投资。

  

   中国城市的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并不比农业工人高多少,而远远低于固定佃户和小农的收入。因此,大多数人没有理由涌入城市,除非有比非技术劳动更好的工作在等待他们。因为大多数的人没有这样的期盼,城市化水平还是很低。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养活了那些深深扎根在农村家庭中的农村工业的生产者。个体劳动者不断专业化(从理论上讲,是男耕女织),但是家庭会整合不同的收入来源以缓冲市场波动的风险。政府也支持这一点: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会减少拖欠税款的情况,以家庭为基础的商业化手工业使妇女在不会折损女人的名声的条件下有了收入,而那些拥有某些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与社会秩序休戚相关。官员们经常会努力帮助那些较贫困的地区效仿以长江三角洲为典型的农业和农村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相联合的模式。同样一系列的因素会导致人口迁移。尽管中国各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异非常大——在1750年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均收入可能超出整个帝国人均收入大约50%,但是实际工资却不是这样。所以,除非你能够支付起在你长期定居地获得稳定的土地租赁所需的大笔租金(甚至是购买土地所需的更大数目的金钱),否则你涌入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会所获甚少——绝大多数来自较贫困地区的穷人也不会这样做。对他们而言,边远地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虽然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艰苦的劳作会使你得到任何一块你清整过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强势的耕作权。这就解释了另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整个帝国后期,净移民(netmigration)大大地远离中国最富有的地区。这种格局反过来维持而不是消弱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富裕地区上缴更高的税收。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上缴的税收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但是地方精英(他们受到松散的监督)提供了大多数的公共产品。从长江三角洲地区获取的剩余收益流向其他地区,帮助支撑那些生态环境更脆弱的地区的家庭农业(以及儒家道德)得以存在下来的条件。这些措施包括为半干旱的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打井提供补助,为治理中国北方的主要江河提供资金(并期望南方的各社团自行处理这一问题),在贫困地区建立应急储备粮仓,推广适应贫瘠土壤的新作物,等等。这些所涉及的成本按18世纪的标准来说是非常大的,并且都由南方和东部的富裕地区承担。因此,跨区域转移支付将中国的部分剩余收入导向了维持外围地区的稳定,而不是核心地区的资本累积和可能的转型——这一趋势因前面所讨论的其他特点(如核心地区缺少能源资源)而增强。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一经济是充满活力的,但是并没有转向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长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与西方的手工业相比,在技术革新上并没有取得优势地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西方的主体工业日益集中在专门的区域,并且其雇员逐渐由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全职工人组成,人们预料到这两方面的条件能比中国所拥有的条件更能促进技术创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处的位置对于转向能源密集型生产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当地的能源供应是有限的,引入更大数量的能源所面临的障碍是很大的,我在别处已论证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沿海的能源的相对价格就突出的高,使得人们不可能主要通过更多使用能源来发现更具效率的生产方式。例如,在18世纪早期的广州,淀粉中含有的基本卡路里成本相当于伦敦的19%,物价消费指数总量是伦敦水平的29%,工资则是伦敦水平的27%。但木炭成本却是伦敦价格的528%。此外,在近代化学发展之前,跟农业相比,任何类型的工业都更容易提高生产力(尤其是在很容易获得廉价能源的情况下)。每一块土地都有其独特性,采纳那些在其他土地上奏效的技术是一件反复试验的事情。而且,由于杂草、臭虫还有其他害虫不断地变种,农业必须与因为缺乏技术创新而生产率下降这一不间断的趋势进行斗争,这一趋势在工业中并不存在相似的情形。因此,英国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并不只是因为特定产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因为能够较少把重点放到生产力提高极其困难的产业,如农业、林业。但是这种转变需要能够(通过清整更多的土地)轻松地扩大其农业生产的贸易伙伴,或者是拥有以煤取代木材的能力。长江三角洲地区缺乏这后一种机会,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到18世纪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机会是萎缩而不是增长了。

  

   到了18世纪末,上面所勾画的这一体系停滞不前,在整个19世纪,这一体系被拆散。内地人口的增长降低了粮食、木材和其他物资的供给数量,这些地区正是为沿海地区供应这些物资的;这些地区也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手工业,同时也减少了它们对制造品的进口。这击中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要害,到1840年,平均买一块布的价钱所买到的米是1750年的一半,而且贸易量还可能在萎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确发现了某些正在增长的市场,大部分在满洲和东南亚,并更加集中关注一些其他地区还没有形成强竞争力的高端市场。而且,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1750年到1850年间已经停止增长,而中国的总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可能并没有大幅下降,却也停滞不前。

  

   这使得资助其他地区的负担日益变得沉重。同时,那些较贫穷地区的人口增长使生态的稳定日益面临挑战:治理黄河的费用(从1820年到1850年,它已经占清朝总开支的10%到20%)突飞猛涨就是突出例子,但也还有其他的例子。到19世纪中期,内陆未开发的边缘地区越来越少(除了满洲,清朝试图保持其封闭状态,以便它可以保留半游牧的“传统”满族生活方式),所以那些寻找新土地的人往往会沿着山坡进一步向上开发,开垦湖泊边缘的土地,以及在其他地方插上占用的标签,这增加了发生环境灾害的风险。这些问题加上西方入侵以及其他不幸使得这一体制超过了其能承受的限度,较贫穷地区(尤其是资源竞争加剧了民族冲突的边远地区)的环境、政治、社会危机都在自我加剧。其所导致的动乱也最终吞噬了一些富裕的地区——最著名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山区向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推进,随后该地区在十多年时间里变成了一座战场——带给了中国一个灾难深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140.html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2010年第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