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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宪政与王权下的国运——慈禧为何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更新时间:2013-09-03 00:08:21
作者: 王龙  

  

  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身着重囚罪衣的一位太监神色镇静,整好衣冠,朝紫禁城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上路。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公然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寇连材之死竟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结果,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程序正义。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四十年中,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们古怪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劳动,以后的四次枪击女王案即按照新法令实施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早在十年前的1872年,一名年仅十七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就试图开枪刺杀维多利亚女王。在审理这起未遂刺杀案时,法官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对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奥康纳罪不当此,大英帝国的法律原则不允许我滥施刑罚。”

  作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女王,维多利亚在英国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这样的情形,在英国已不是第一次发生。1608年,当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意欲亲自审判一起案件时,法官们集体反对。理由是:“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詹姆士一世固执己见,认为既然法律基于理性,而自己与法官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那么由他进行司法审判就是合理的。

  大法官柯克立即反驳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詹姆士一世怒气冲冲地威胁柯克:“你这种对国王权威的质疑将构成叛国罪!”

  柯克异常坚决地回击道:“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詹姆士一世国王不得不屈服。1621年,当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詹姆士无奈地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

  回到上文太监寇连材的死因,有些扑朔迷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却适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因为老佛爷轻轻的一句话就丢了活生生的性命。

  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决定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历陈兵衅不可启,且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酿成一起奇冤血案。

  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破家县令”、“灭门知府”这样耳熟能详的称谓,令人不寒而栗。

  在打压政敌、维护权威上,慈禧太后从未手软。即使贵如一国之君的光绪,以及地位显赫的珍妃,或囚或杀,不过决于其一言而已。整个大清王朝的子民,全都颤栗地匍匐于一个老女人的脚下。

  慈禧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始终可以稳稳地运大清国脉于她股掌之上,缘由何在?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如果我们认真回溯慈禧和维多利亚女王最初获取权力的方式,就会知道中英两种政体的骨架灵魂到底不同在哪里,宪政与王权的天壤之别,也暴露无遗。

  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正是将朝野上下的皇权正统思想作为无敌利器,给予肃顺等人致命一击,夺取了最高权力。

  1861年11月2日,当奕訢高声宣布将肃顺、载垣等人逮捕治罪时,端华还厉声喝斥:“我辈未入,诏从何来?”严阵以待的兵丁侍卫们一时面面相觑,不知作何抉择。奕訢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一声大喝:“现有皇命在此,你们谁敢反抗?”侍卫们精神大振,将他们按倒在地,褫去冠带。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两人面对赫赫皇命,终于低下头颅,“相顾无语”。奕訢厉声追问道,你们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低头称道:“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

  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就依靠手中的小皇帝和颁布诏旨之权,将咸丰遗诏中处心积虑设定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打倒在地,可见正统皇权思想的巨大影响力。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而维多利亚能够登上王位,实属偶然。按照英国1701年《大宪章》中《王位继承法》的规定,维多利亚原本只是继承王位的第五人选,国王乔治三世有许多丑陋的亲戚,每个人都用贪婪的目光焦渴地注视着王冠。王位第一继承人夏洛特公主的意外身亡,使问题变得异常微妙复杂,全国目光的焦点一下子全聚集在王室几位兄弟身上,王室内部也犹如一锅沸水,王位的争夺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各人的心里却紧锣密鼓地盘算开来。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复杂变化,王冠居然最后落到了维多利亚的头上。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激烈的争斗,但全部是在《王位继承法》的轨道上完成,没有任何人胆敢凭借法律之外的阴谋为所欲为。这要放在中国,不知要上演多少出《甄嬛传》里的阴谋?

  今天,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品展厅,游客们可以看到一张陈旧泛黄的羊皮纸。它是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它的边缘已经残破,字迹早已模糊,但它作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展示的是英国历史不朽的荣光。这张羊皮纸的背后,凝聚的是英国人八百年的血火斗争,八百年的政治智慧。

  《大宪章》签订二十一年之后,议会逐渐成为依靠《大宪章》的法制原则来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1649年1月30日,被议会宣判为“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时刻警醒着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他后来者,必须遵守《大宪章》的规定。因为无情的事实反复证明一个真理:凡是英明的国王,都深谙如何平衡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国家发展也会蒸蒸日上;反之,国家就会陷入内乱和纷争之中,而他们自己也得不到好下场。乔治五世和伊丽莎白二世都曾恭敬地向宪法史专家们请教,学习英国宪政史,总结立宪君主制的教训。维多利亚女王后来也经常向宪政专家请教学习,永远记住一个立宪君主只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2012年12月18日,英国所有重要报纸的头条都出现了一条重要新闻。这一天,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微笑着走进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邸时,英国的一项重要“国家纪录”被从此打破。她成为231年来,第一位在和平时期出席内阁会议的英国君主。尽管女王对当天的议题没有发表任何实质性评论,但此消息一出,就有评论认为女王有干预政治之嫌。而英国前内阁秘书奥唐纳则表示,女王是国家元首,她有权代表国家,代表每一个公民过问政府的工作。

  作为一项政治传统,英国君主不出席内阁会议实际始于1717年。当时,根据《王位继承法》,德国汉诺威亲王继承英国王位,即乔治一世。由于他不懂英语,因此经常性地不主持、不参加内阁会议。于是,自1717年开始,内阁会议改由一位资深大臣主持。自此,乔治一世开创了内阁首席大臣(后来称为首相)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

  在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国君王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权力,他们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自从1689年《权利法案》以来,君主就淡出了权力中心。作为国家元首,英国君主一般不插手政府事务。虽然按照惯例,政府要“咨询”君主,君主有权利对政府“进行鼓励”或“提出警告”,但他们一般只是象征性地批准政府决定,并不会过问政务细节。相反,今天在英国王室每年公布一次的账单上,大到房屋修缮,女王马车配备马匹的花销,旅行费用,小到水电、煤气、文具、复印费用等,都非常详细而整齐。任何一个英国人,随时都可以上网查阅这份账单,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宪章》签订的八百年来,世界上有多少王朝被推翻、多少国王在民众的怒火中丢了性命?英国的温莎王朝却为何能经久不衰、受人爱戴?这不能不说它有杰出的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然而,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激烈斗争,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抗争博弈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

  从表面看,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事实上大错特错,她巩固扩大专制王权的欲望和热情,并不见得比慈禧太后小。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专制。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这些名词抛到一边,而暴露出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在夫君阿尔伯特亲王的鼎力辅佐下,她甚至曾经有机会,走上慈禧那样一言九鼎的专制之路。

  维多利亚与大臣帕麦斯顿和格莱斯顿的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她的这一段心路历程。

  帕麦斯顿是女王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在英国政界掌握大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帕麦斯顿,有着非常高的声望,被称为“主宰英国政治的天才”。他行事果断,胆识过人,同时又野心勃勃,目中无人。有一次他从奥斯本赶回伦敦,没有赶上火车。他下令临时增开一趟专列。站长拒绝了他,说这个时候在这条繁忙的线路上安排专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帕麦斯顿固执己见,声称自己在伦敦有要事要办,粗暴地命令站长立即加开专列,出了事情由他负责。最后站长只好屈服,使他准时回到了伦敦。他的冒险又一次成功。帕麦斯顿经常骄傲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英国的强大,足以承担任何风险。”

  维多利亚女王遇到这么一位刚愎自信的大臣,注定将有一场恶斗。

  见多识广的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时,根本不把女王夫妇放在眼里。对于女王的意见,他不予理睬。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后来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经过女王修改后的公文还是一字不动照老样子发往国外。当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训斥处理部下,此类事情绝不重犯。但下一次,帕麦斯顿又假装没有时间而直接把文件发往国外了。

  女王向时任首相的约翰·罗素抱怨过多次。罗素首相对帕麦斯顿自作主张的行径也不赞同,要求他以后谨慎行事。帕麦斯顿却傲慢地回答说,每年经过外交部发出的公文有2.8万件,如果每一份都要经过女王批阅后方能生效,延误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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