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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掌掴”之耻不止阎崇年

更新时间:2008-10-10 14:19:06
作者: 王龙  

  

  

  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挨了一记耳光,据当地媒体透露,打人者是因为无法认同其学术观点才动了手。于是,听到有人说这是话语权极度不平衡造成的心理释放,也有人认为是当今思想秩序的混乱表现,还有人称是民族主义泛滥的具体反映。但无论怎么说,明星学者在公共场所受到如此“待遇”也比较罕见,这一耳光不仅成了社会舆论的噱头,也使文化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打耳光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是带有暴力惩罚色彩,二是具有强烈的羞辱性质。不知哪位高人将此称作了“掌掴”,才使字面多了几分文雅,用在阎崇年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身上,显得异常得体。不过,即使名称再文雅终究也是耳光,不然就没有必要劳警方大驾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讨论打人对与错,而是为什么耳光偏偏打在了“著名学者”的脸上。

  记得扁家弊案曝光后,陈水扁首度以“被告”身份出庭时,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当事人称这一脚是发泄对陈水扁政见的不满。陈水扁和阎崇年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从施暴者的心态分析,两者的“不满”可谓异曲同工。只要留意阎崇年近年来的学术观,就应该明白,这种肢体暴力实际上是他学术暴力的派生。比如,他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称:“满清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某些局部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观点如此骇人听闻,他却能泰然自若,恰巧应了鲁迅的一句话:竭力从奴隶生活中挖掘出美来。

  不少人认为阎崇年这一耳光挨得冤枉,原因是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是抽象的,既然承认历史的立体概念,就应该允许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这话有一定道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满清时代,不至于把某些异端学说关进大狱。尽管是这样,也不意味着学者就可以信口雌黄。退一步说,对满清政权的溢美,作为学术观点存在无可厚非,但以此掩盖其血腥,甚至美化其残暴,就严重背离了科学的要义。在此前提下,如果必须说阎崇年冤枉,就是他代表了某些低俗媒体挨了打,充当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裸替”角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浮躁风盛行,学术在一些人手中几乎变成了权术、钱术、骗术,由此衍生的奇谈怪论不胜枚举。经济学家的诸多荒谬理论不用说,心理学者研究出演员脸型的奥秘、文化学者研究出孔子的身高、历史学者研究出薛宝钗的籍贯,曾在网上掀起一个又一个舆论风潮。若将此视作娱乐时代的特有现象还说得过去,如当作学术去解读,实在有辱大众的智商。就像近期中国某学术团体发布的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在其“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学者们把中国列为全球45个样板国家第一名,发达国家排名普遍靠后,美国则被排在最后一名。如此学术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没理由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够准确,但这样的研究课题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伏尔泰在世,也不会扞卫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为这种学术本质是功利性的,最恶劣之处是误导视听、教化愚民。就是这样一些学者,一边享受着国家的俸禄,一边用纳税人的钱堆砌自己的辉煌,却从来不把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当回事,倒是嫖娼强奸、剽窃抄袭、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事件像雨后的毒蘑菇一样层出不穷。站在这个角度看,该被抽耳光的又何止一个阎崇年?

  当然,这不是说“掌掴”一些无良学者就天经地义,而是说这一记耳光不仅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也打在了中国学术界和一些低俗传媒的脸上,应该反思的却是所有中国人——原来在俗流横行的今天,还有人自觉抵御着某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原来在精英化的时代,还有草根敢于挑战“话语霸权”。其实,相对于“掌掴”,一些学者和媒体的庸俗导向更堪称暴力,他们日复一日把谗言媚语强加给受众,为了求取名利不惜放弃良知歪曲历史,假学术之名传播腐朽的专制文化。

  梁启超讲“治史以明德”,目的是让论史者抛开功利思维,公正对待历史,即使观点另类也要凭良心说话。阎崇年先生既是清史专家,当然知道满清统治者为了征服中原杀了多少人,更明白所谓的“满汉一家”只是为了爱新觉罗氏泽被万代。明知其故,却红口白牙粉饰暴政,被“掌掴”定是必然。值得庆幸的是,这记耳光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学术的辩论,使大部分人基本看清了某些假道学的真实嘴脸,若非如此,下一个耳光还不知道会打在谁的脸上。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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