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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寂寞高华——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更新时间:2012-01-04 13:07:07
作者: 王龙  

  

  我是个从不相信宿命的人,但这一次,我真正相信了。

  2011年12月26日晚10时许,我从单位拿回一叠邮政名信片,想给许多外地关心我的师长朋友寄去,表达一下新年问候。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学的高华老师。我郑重地在贺年卡上写下: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录梁任公诗赠吾师,新年快乐!”

  12月27日上午,我去办公室电脑上找到高华老师的地址,准备填好这张贺年卡后就寄出去。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手机响了。是北京青年报记者、我的朋友周春林打来的:“你知道吗,高华老师昨天晚上去世了!”

  我顿时如遭电击,中午我还准备去给高华老师寄他非常喜欢的《李劼人全集》呢!噩耗竟然在此时传来,回想正当昨晚我写下那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这句话时,恰好正是他仙逝之时,一时惊骇不已!我甚至怀疑自己套用这句梁启超的诗是否太不吉利,不应该把这种带有某种宿命色彩的话当作新年祝福寄给老师?

  细细又一品,这两句话似乎又正是对高华老师一生最好的隐喻总结。难不成天命轮回,一语成谶?

  就在6天前的12月20日中午,我还发信息给他,问他接电话是否方便。他说,身体近来欠好,可以短信息。我们对话如下:

  我:“高老师好,我找四川文艺出版社领导内部打折买了全套《李劼人全集》,今天想给您寄来,请问还是以前寄书给您的地址吗?王龙”

  高老师回复:“请告诉打折后的书价,也请告之你的详细通信地址,我会把书钱寄给你。我的地址是龙江小区阳光场那个。你有吗?高。”

  我:“高老师千万别这样,他们(出版社)本来要送您这样的专家的,后因样书已送完,故只以很低折扣卖的。这点钱老师万勿在意,能为老师做点小事很荣幸。”

  高老师回复:“我会心里不安的。”

  我:“我已发自内心把您当师长啦,学生为老师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理所应当啊!”

  高老师回复:“我在住院无缘欣赏。”

  我:“老师空了再研究也一样。”

  高老师回复:“太客气,那地址就是我家地址。”

  我:“好的,请老师好好保重。”

  想不到6天,不到仅仅6天,高华老师就驾鹤西去。我怎么能想得到,这是一位肝癌晚期的病人,在病床上忍受着巨大的疼痛折磨,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回复着我的短信?以前高老师说起他的病情,总是淡淡地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在住院。因此这次我也并未在意,否则怎么忍心这种时候还打扰他啊!一位身患重病,六天后就离开世界的人,还能这么耐心真诚地回复一位后辈晚生的每一条短信,而且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仍然不想欠别人的情,不给别人增添任何麻烦和负担——这是何等样的硬骨凌霄,又有着怎样的赤子情怀?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忍不住拔通高老师过去那个熟悉的手机号码,心中隐隐抱着一种莫名的幼稚希望,希望电话那头响起的仍然是高老师那亲切随和的熟悉声音。电话响了好久,通了,我听见那边有人自言自语在问:“王龙打来的,王龙是谁?”我知道,高老师一生中像我这样陌路相逢却仍热心指导的学生,实在太多,他扶持关心了多少天下桃李,家人哪里都知道呢。接电话的是高师母刘韶洪阿姨。我一说明身份,刘阿姨立即说,啊是的是的,他前几天是说过,成都有个叫王龙的学生要给他寄李劼人的书来。

  我一时哽咽,因去北京出差一个多月,未能及早办妥此事,让高老师生前再读一下他敬重的四川作家李劼人。就在今年9月,高华老师听说四川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全套的《李劼人全集》,他闻讯非常高兴。从高老师作品入木三分栩栩如生的文风中,任何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富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型学者。他的一些文学评论见解之深透,语言之深沉,足可以令许多专业评论家汗颜。高老师本人非常喜欢李劼人的作品,对那种“史诗互证”的写法相当赞赏。两个月前,他对我说,这个人的作品你一定要读,那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都在他的书中。今年9月3日,高老师情不自禁在《新京报》读书版发了一篇文章《阅读李劼人的历程》,文中他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李劼人在文坛独特的历史地位,也谈到自己在不同时代阅读李劼人的心得感受。他在文末最后说:

  “《李劼人全集》的出版将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全集17卷,定价居然高达2000元,这让许多李著的爱好者望而却步,四川文艺出版社是否可考虑做一些降价?”

  高老师的书多在香港发行,在大陆倒是非常火爆,可惜都是盗版,自己得不到任何稿费。他自己重病缠身,老父亲也卧病多年,家中向来清贫。对于这样一套昂贵的书籍,一定是“读的买不起,买的不会读”。我当即在电话对他说,高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想法帮您弄到此书,您能读到它,是这套书的福份。

  君子固穷,而其志不可夺。用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高华老师虽然清贫,其实富有天下,精神的天下。他此时已病入膏肓,但他的精神还依然那么乐观坚强。支撑他内心的坚定信念,一定是强烈地希望重新回到学术研究领域来——就像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一听到炮火嘶鸣,依然热血沸腾地要往阵地上冲。患病5年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每天都生活在死神的候见室,可他一直以战士的姿态笑面死神,生命从不曾缩减到恐惧的角落,而是偏处病室,心怀天下。这是泪水中的坚强,也是期待中的坚守。因此,他才对自己的康复抱着必胜的信心,所以还能在病情已经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关心着《李劼人全集》的出版,期待再次认真一读。

  他期盼重返学术研究的强烈愿望,许多友人提供了明证。据新京报12月28日报道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去看望高华,“当时他情况很好,我们还谈到,等他出来能不能继续参加我们的研究工作。他很有信心,觉得不久之后能够出院……”张鸣教授在高老师逝世的前一周去看望他,两人交流了半天时间。张鸣教授很沉痛地说:“我感到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身体,他已经非常虚弱,肚子腹水已经很大了,脸色蜡黄蜡黄的。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晰,说话没有什么障碍。他对时事、对学术都很关心,而且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

  我知道,高老师是心有不甘哪!作为历史学家,五十多岁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期。以他杰出的才华,如果天假以年,从容治学,不知还可以捧出多少令世人惊叹的成果。可叹天妒英才,上苍无眼——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心痛啊!

  我没有资格妄谈高老师的学术研究,这方面已经有他的不少友人学生撰文细说。我只想以自己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一位独立学者在我心中树立的人格榜样。两年前我一读到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真如梁启超形容初次听到康有为讲学如狮吼钟鸣般的震憾:“如凉水浇背,当头棒喝”。沉默的人群中,多少人看到了皇帝的新装,唯有一个叫高华的老小孩勇敢地大声喊了出来。书中严谨细致的论证,行云流水的文笔,尤其是没有一处资料没有来源出处,且大多数源自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稿,可见作者之苦心孤诣,正是要力求严谨,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经得起多方考辨。

  不管我对高华老师的学术观点是否全部认同,但同样作为一名作家和历史爱好者,我对他深刻的洞见与犀利的文风都不得不深深折服。于是大概在2009年,我从《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那儿得到了高老师的电话,决心认识一下这位史学界的高人。

  电话一接通时我还有点儿紧张,但高华老师那种温和亲切,如逢故交,我瞬间就感受到什么叫“如浴春风”。在此之前,我已经得知,高老师2007年就已经查出肝部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却不太清楚,但据说病情很严重。我当时因为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又知道他此时正在住院,不敢冒昧打扰得太久。但高华老师却热情地表示没有关系,和我相谈甚欢。印象最深的是,高老师问我,听说你们有一位叫金一南的学者,最近写了一本《苦难辉煌》的书,读者甚众,非常畅销?我如实回答说有这回事。我开玩笑说,高老师您的书要是都能出版,你肯定比易中天还火呢!别人有名有利,但你做的却是立德立言之事。他在电话那头孩子般地笑了,连连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他们才是高人。

  后来要不是因为手机信号不好,高老师还要继续与我聊下去。这两年我都在从事中西人物比较方面的历史随笔写作,认识高老师这样博学多才的学者,自然是对我写作的巨大促进。这之后,每当我在历史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个短信发给高老师,他无论是正在读书还是卧病在床,都会有求必应地立即与我通话。他虽然身在病中,总是那么耐心地详细作答(现在才知道,他经常躺在病床上为研究生修改论文),潜心教我许多治学方法。相反,他自己却生怕给别人添任何麻烦。去年我约请他为我们的刊物写文章,他说自己因为生病辍笔很久了。我想发表一篇他的旧作,他发短信来说,小王谢谢您的好意,但你们是部队的刊物,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一篇小文章给您带来任何麻烦,文章就别发了吧。宣传有纪律,思想无禁区。最终我还是坚持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读毛泽东诗词“人有病,天知否?”》。

  文人相轻的毛病古已有之,作家圈子里更不是新鲜事儿。但高老师这样一位盛名远播的大学者,对于我这样一位萍水相逢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居然那么真诚耐心地指导教诲,实在令我感动莫名。2009年我的第一本书《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出版后寄给他,他很高兴地回复说:“你的大作我拜读了,很有启蒙的意义,非常好。”我知道在高老师这样的专家面前,我的一本小书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但他能够在病床上读完,能听到一位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鼓励,足令我感怀珍惜。后来《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每次去南京看望他,他都会热情问起成都的我,并给予不少鼓励褒扬,每次听到这些,我既增添许多信心,同时也深深遗憾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更多问题。因为没有机会去南京看望他,我曾托杜兴兄帮我带一点钱给高老师略表心意,但杜兴兄当即说,以我对高华老师的了解,他绝不会轻易受人馈赠的。只好无奈作罢。

  今年我的新书《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出版前,我发短信请他为我写几句评介推荐语。高老师当时说,我正在病床上输液,用手机写不太方便,还是等输完之后在电脑上回复给你吧!我当时深为不安,老师病体艰难,如何敢勉为其难?我当即说那不麻烦老师您了,请您保重身体为要。但高老师坚持还是要给我写几句话。随后,我的邮箱不知为何老出问题,查阅多次都没能收到,高老师就只好重发。几次三番地折腾他这样一位重病之人,我实在惴惴不安。但高老师非常耐心,一点儿也没有不快之意。他强支病体坐起来,重发了至少三四次,我终于收到这段珍贵的评介语:

  “中国人读书写史,醉心于帝王家谱、心术权谋者多,以普世价值、人民幸福为座标者少。此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用全球视解品鉴中华人物,以理性反思痛揭千年之弊,感时忧国之心不乏启蒙之可贵,洞幽烛微处令人耳目一新。在琳琅满目的历史类读物中,是颇值一读的新颖之作。”

  高老师自己为人低调谦虚,也从不轻易滥施褒扬。我深知他是希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放开眼界多读些书,多关心思考他们那一代人还没有做完的课题。这既是高老师生前对我的激励引导,也是对一代青年学人的殷殷期望。我一定会字字铭记在心,沿着自己心中的路走下去。

  为了写作这本新书,我麻烦高老师何止一次。最难忘的是,2011年9月5日那天,我有一篇新写的文章想请高老师为我把把关。他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耐心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才不得不告诉我:

  “王龙,今天我父亲去世了,这两天事情有点多,可能无法详谈,你把文章发我邮箱里,等我抽空再看好吗?”

  那一刻,我感动不已又抱歉至极。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高老师待人接物的真诚,对我今后的治学处世皆可谓影响深远。这些感恩之情,我都详细在写在《国运拐点》的后记里,可惜,我的老师他再也看不到了。

  关于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些故事。这篇文章中,我就瞿秋白到底为何留在苏区,导致最后被害的原因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涉及到党的早期领导人博古,我听说高老师与博古之女有过交往,比较熟悉,我才向高老师专门请教,以免史料不实,伤害到有关当事人。高老师在病床上打着吊针看完我的文章,发来信息说:“我觉得你的文章很稳妥,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我解释说,就是怕惹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下笔有些顾虑。高老师发来一条意味深长的信息说:

  “如果要求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就最好封笔。很多人也曾经这么干过。”

  这是高老师迄今为止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教导。当时我就感到难为情了,与高老师求真务实的学术勇气和敢为人先的治学精神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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