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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英国王权的发展及文化与社会内涵

更新时间:2022-09-09 23:45:54
作者: 钱乘旦 (进入专栏)  

  

   在现代英国政治制度中,王权是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是英国政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起着国家的象征与最高代表的作用。但它又没有实权,在实际的决策与行政过程中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现代英国王权是君主立宪制的表征,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是典型的渐进变革的产物。因此,研究英国王权在历史上发展的过程,有助于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形成的历史与社会、文化机制。

   一、王权的第一阶段:野蛮人的军事领袖

   与欧洲许多国家一样,“王”在英国的出现,是由于军事征服的需要。这个过程开始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入侵。在此之前,英国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氏族社会始终没有解体。罗马的占领仅仅是在氏族社会的原生体之上加上了外来的军事统治,迫使英国进入罗马世界的大文化圈,打断了不列颠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直到公元407年罗马从不列颠撤军之后,真正的“英国”历史才重新开始,“王”的形成过程也才真正开始。

   “王”的出现是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到来联系在一起的。罗马军队撤离后,岛上的不列颠人失去了军事保护,无力抵挡来自北方(苏格兰)的侵略,于是跨海到盎格鲁恩(今日德兰半岛一带)去请求蛮族部落入岛,为他们戍守疆陲。这些蛮族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据史书记载,449年,第一批盎格鲁人在两兄弟亨杰斯特和霍尔萨的率领下“分乘三条船”在岛的东南部登陆,他们发现不列颠是块丰腴的土地,居民软弱可欺,毫无自卫能力。他们“起先帮助不列颠人,但后来又与他们作战。”他们还“派人回盎格鲁恩去,叫他们送更多的帮手来,并告诉他们不列颠人胆小而土地肥沃,于是他们就马上送来更多的兵力来帮助其他人。”这样,一批批不速之客便不邀而至。他们分乘独木舟,手执大斧,携带家口,三五成群地涌进不列颠,所到之处,烧杀虏掠,争土夺地,原不列颠居民被大批屠杀,少数幸存者逃入西部山区。在200年时间中,不列颠一直深陷在征服与反征服的战乱之中,“不列颠人逃避盎格鲁人如同逃避大火一样。”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赶走原来的居民之后,又彼此间争夺土地,相互征战。在这种征战中,小部落并成大部落,大部落兼并成小王国,小王国又变成大王国,到7世纪初,形成七国峙立的局面,史称“七国时期”。

   在征战中,征服者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原先的部落民主制衰落了,军事首长取得优势地位。战争需要指挥员拥有决断权,后这种权力扩大到部落管理,便使战时的长官变成独断独行的部落首长。首长们一般都有一支亲兵,在作战时与之同生共死。原先部落中成年男子全部当兵的旧制度逐步废除,形成一部分部落成员专事作战,其他成员专门从事生产的新格局。这样,兵农便分开了。起先是职业上的分工,然后演变成社会等级的分化。在这种分化中,亲兵对首长的忠诚超出了对部落的忠诚,征战使他们对首长比对部族怀有更深厚的感情。塔西陀在公元1世纪描写南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中发生的转变时说:“在首领死后还活下去,或是从战斗中后退,会使他蒙受终生的耻辱;保卫首领、保护首领……是他们效忠宣誓的要点。”这对5世纪以后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部落同样适用。比如,9世纪阿尔弗雷德大王制定的法律就明确规定: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可以“在其族人被无端攻击时为保护族人而战,但不可反对自己的主上——我们不允许那样做。”随着这种社会变化,“王”在亲兵的顶层崛起,取得了越来越显赫的社会地位与权力。由于他率领职业亲兵频繁征战,便逐渐带领他们超出部落,成为监护部落进而统治部落的特殊人物。久之,“国家”出现了,王的地位巩固了。由此可见,在“王”出现的最初阶段,他只是一群不开化人的军事首领,贵族则是他最亲近的兵丁。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征战史,是在传说中流传下来,被后人编成《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的。从这部编年史可以追溯“七国”王室的起源,从而看出英国王权确实是从不开化人的军事领袖开始的。事实上,编年史中记录在案的早期入侵行动,只是无数盎格鲁一撒克逊入侵中屈指可数的几次。而恰恰是这几次入侵,成为“七国时期”七个王朝最早的源头。比如,亨杰斯特是肯特王国的始祖,而495年撒克逊人的“两个酋长塞尔狄克和他的儿子辛利克带五条船到不列颠……”,则成为后来的西撒克逊王国(即威塞克斯)王室的直系祖先。其他众多的入侵行动便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当时每一队入侵的小股武装,都有一个军事首领;这些首领一旦地位巩固,地盘扩大,就会自封为“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入侵早期,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的“王”。

   在“王”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并不需要复杂的文化建制方面的支持。它既不具备神性,也不讲究血统,“王”的出现完全是社会职能的需要。这时,战争的胜利是“王”唯一的合法性,谁能指挥战争,赢得胜利,谁就能取得“王”的合法权力,武力是“王”的合法性基础。权力的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野蛮部落首领自然不懂。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传说中找到当时人对王权来自何方的解释。这种解释实际上反映着部落民众对王权合法性的看法。据《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载,所有早期征服首领(正是他们开始了后来“七国”的王室谱系)都把自己的家世追踪到瓦丹(Woden)那里,而瓦丹在北欧神话中,恰恰就是战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人们承认“王”的权力,是因为这种权力来自“战神”;战神把权力赋予王,使他能在战争中获胜。血统与世袭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的胜利。从7世纪末到9世纪初大约150年里,西撒克逊王国的王位继承都不是按世袭原则进行的。新王与老王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都把各自的血统追溯到最早的入侵者塞尔狄克那里,当然塞尔狄克的祖先就是著名的瓦丹。924年,由一个外妾所生的人被贵族会议推选为王,按世袭原则显然不合适。但一份史料却说:“由于你自己的东西而受尊重比由于祖先的东西受尊重要好得多,因为前者说明你自己,而后者则属于别人。”也就是说,直到10世纪初,国家形态高度发展的时候,人们还有一种倾向,即把个人的能力看得比血统更重要。当然,这是“王”在形成之初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的最后一点回光返照。

   总之,在“王”的早期阶段,“王”从部落的军事首领转化而来。部落为维持生存、扩张地盘,必须在混沌的野蛮状态下长期征战,战争成了部落最紧迫的事业。于是,“王”在战争中取得社会职能,战争胜利便是“王”唯一的合法性基础。神性是没有的(除非把它归于瓦丹——战神),血统也没有绝对的必要,王权依靠的是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武力,“王”产生于野蛮人的军事首领中。

   二、王权的第二阶段:封建贵族中的第一人

   社会发展到封建时期,“王”的地位与作用改变了,“王”的合法性依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社会稳定比部落混战时大大增强,战争不再频繁,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转变为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社会,部落也让位给“国家”。在这样相对和平的社会里,“王”对战争的直接依附逐渐削弱,不再是总由战争的结局来选择,也不总是卷在无休无止的征战中。这时,“王”如果还要保留,就必须为他的继续存在找到一种新的法则,于是人为设计的合法性依据就被创造了出来。

   但国王的真实社会需要与人为的合法性依据却是相分离的。在封建社会,国王最大的经济职能是分封土地,他的权力来于此,也受制于此。由于他分封土地,贵族便承认他的崇高;但由于他分封土地,贵族也分享了他的权力,从而只把他看成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中古英国人称国王为Sire(陛下),与现代英语中Sir(先生、爵士)同源,可见“陛下”与“爵士”相差无几。事实上,国王与贵族各有各的领地,在领地上又都各自行使司法权,国王对领主的领地事务不随意干涉,国王与贵族是处在社会的同一层次上。12世纪末,一篇法学著作把国王与贵族的这种关系说得极为清楚:“主公与臣属之间应该有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除敬重之外,封臣对主公应尽的臣服并不比主公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这就是中世纪封主与封臣“权利与义务”相互关系的基本社会内容。在中世纪,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国王对贵族只有“宗主权”(Suzerainty),而没有“主权”(Sovereignty)。

   国王与贵族处于同一级层还可以从10世纪西撒克逊王国一次加冕典礼得到证实。当时,君臣共饮,欢庆新王登基。一个诗人歌咏当时的盛况说:“美酒四处溢流,大厅喧吵纷纷,小厮急步如梭,侍者无暇接应。酒足饭饱兮歌兴起,竖琴琤琤兮比赞词;众齐呼:‘噫,基督,光荣与赞叹皆属你!’国王双目炯炯,举觞为天祝酒;施礼彬彬,礼下众人……”。在国王的加冕典礼上宾客“喧吵纷纷”,国王还起身为众人祝酒,可见国王与众贵族的平等。

   既然国王与贵族处于同一级层,为什么又需要一个国王,而且国王还受到全体贵族的承认,承认王权在贵族权力之上?这是因为在封建时期,国王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即在全国征召军队,并率领军队出征。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王才是“一国之王”,有号令全国的权利。然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打仗,履行“骑士义务”。这样一来,国王率领的军队便是武装的贵族团体,国王仍是某种军事首领,但他已不再是野蛮人的军事首领了,而是具有社会特权的贵族们的军事首领,承担组织全国武装的职责,并在战争中进行指挥。

   虽说与部族混战相比,封建时期已相对稳定,但中世纪仍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战争。攻城掠地,开疆夺土,是一切封建主的特征,征服与反征服是封建主最主要的日常活动。在英国封建时期,最有名的一次征服战争是1066年的诺曼征服,当时诺曼底公爵威廉(即后来的英王威廉一世)率法国封建主在英国登陆,打败最后一位盎格鲁一撒克逊国王,消灭了英国旧贵族,法国封建主取代了统治地位。另一次著名的征服战争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这一次,是已经英国化了的法国贵族的后裔反过来企图征服法国。在这种征服战争中,国王代表一个“国家”,是该“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当然,中世纪“国家”只不过是一个地区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行政权与中央职能政府。但无论如何,一支贵族军队出征打仗总需要一个统领,这个统领就是国王。

   贵族内部也会出现内讧,发生战争,这时,王权作为众所共认的权力,在贵族之间起仲裁作用。国王的仲裁首先靠国王的法律。在英国,由此产生最高司法机关“王座法庭”(King's Bench)。但王座法庭并不真正统辖“全国”,它对贵族的领地是不能过问的。王座法庭主要是调节贵族间的冲突及他们与国王的关系,正是为此目的,贵族需要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仲裁者——最高法官。而国王,作为贵族中的第一人,特权阶级的“老大”,正处于这个“最高”地位上。但国王的仲裁也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凡不服从仲裁者就对他使用武力。这时,国王便行使他的征召军队权,召集全国贵族,讨伐“叛逆”分子。如果“叛逆”的一方与“忠诚”的一方势均力敌,就会出现两个封建主集团间的内战,并导致王权式微,国家则战乱不已,动荡不安。最终,必然会出现新的军事首领,率领新的贵族集团来收拾残局,建立新王朝,恢复封建秩序。如安茹王朝的创建者亨利二世、兰开斯特王朝的创立者亨利四世、约克王朝的创立者爱德华四世等。由此可见,为维护封建主集团内部的稳定,最大限度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就必须由国王来充当贵族武装集团的最高仲裁者。

封建时期的国王既是封建贵族的军事首领与最高仲裁者,那么在众多的封建主中,由谁来当国王?也就是说,王位凭什么取得,王位的合法性在哪里?武力当然是最终的源泉,在英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封建王朝不是靠武力取得王位的。但封建秩序要求程序化的王位传递规则,否则就会使社会陷于无休止的混战纷争之中,这当然不符合封建主的最高利益。显然,不能再像野蛮时期那样把赤裸裸的武力作为王位的来源,把战争胜利公开当作是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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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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