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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论中国社会思潮与国际接轨

更新时间:2012-08-06 22:26:55
作者: 杨帆  

  

  在中国对外开放史上,2000年加入WTO,到2006年实现市场准入,是一重要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促进政治公开化与透明度。2012年重庆事件引发“极左思潮”崩溃,中国社会思潮也进入“与国际接轨”新阶段,如能转轨成功,其意义可与2000年相比。

  

  一.标准与逻辑:“左右思潮”的颠倒与错位

  

  以四分法代替二分法

  

  就一般国际思潮而言,左翼强调社会,注重公平与平等,代表社会中下层,主张国家干预市场;右翼强调个人,注重自由与效率,代表社会中上层,主张减少国家干预。 无论左右,都建立在民主制度上,

  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等。

  第三种思潮---保守主义,主张传统与秩序,处于左右之间。美国新保守主义主张恢复传统与信仰,推广西方普世价值,代表能源军工集团,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与国家机器,文化力量进一步结合,强化世界霸权,这是国家主义。而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则被代表中产阶级的左翼举起。在西方社会,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往往属于右翼,平等自由人权则属于左翼。

  中国思潮划分与西方有颠倒和错位。

  研究当代思潮的萧功秦,马立诚,陈子明,高超群,李伟东,荣剑,杨帆等人,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划分,从左到右大致如下:

  1.民间文革派(毛泽东晚年的民粹主义),

  2.老左派(计划经济列宁斯大林主义),

  3.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

  4.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5.新保守主义(秩序与传统文化),

  6.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

  7.政治自由主义 ,

  8. 寡头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传统文化,属于左翼阵营,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属于右翼阵营),与西方相反。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区别?

  第一.历史因素。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走暴力革命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一开始就比西方“左倾”,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成分。

  第二.毛泽东总结的“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成为三代人的话语。他按照认识论,把认识落后于实践划为右倾(如陈独秀,二次王明路线),把认识超前于实践划为左倾(如瞿秋白,李立三,一次王明路线)。毛泽东在解放后犯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多次将刘少奇陈云等批评为“右倾”,甚至修正主义。

  第三.中国改革的起点。计划经济与文化革命的

  指导思想是“极左”,借助于权力推行多年,已“左”到不能再左。改革起点就是反左,改革开放派均划为为“右翼”。

  20世纪80年代初极左思想在中央仍居主流,基本适用两分法,以对市场经济态度划分左右翼。在中国这种分歧被意识形态化:极左派称之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右派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改革与反改革的对立。

  如果位移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就是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开放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这是多年来中国中左和中右争论的话题,不断被极左极右的意识形态话语干扰,他们是主张专制的思潮。在话语混淆的背后,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制度对立。

  90年代以后社会结构变化,市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2000年加入WTO, 但民主没发展。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既面临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也面临市场经济自身的非均衡,还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等多层次问题。自由主义被分割成为经济与政治两部分,前者成为主流,后者受到打压,情况高度复杂,不能简单用两分法,无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都不适用。

  西方社会思潮都以认同民主制度为基础,社会主义者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大概只有极少数极右的国家主义和极左的托派,才反对民主制度本身。在中国民主很少,鼓吹专制的社会思潮不仅存在,而且在重要时期往往窃居主流。

  中国社会思潮,在价值观念上分左右是不够的,还要引入一个制度标准:专制还是民主?因此就有极左,极右,中左,中右的划分,前两者为专制思潮,后两者为民主思潮。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3年提出“四分法”,主要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左右二分法”,结束从极左到极右的恶性循环。并不是说就只有四分法,只要引入更多标准,就可有更多的分类。

  2003年中国右翼自由主义被“极右”绑架,变为寡头主义;2011年左翼社会主义被“极左”绑架,变成左翼民粹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有幸的是很快被纠正,这是天意也是民意。

  

  二.历史与制度:极右绑架右翼:2003年的寡头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右,“新三民主义”为中左,到蒋介石变为极右寡头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为中左,文革为极左。极左极右思潮的出现,都是拒绝民主的结果。

  文革作为最左倾的民粹主义统治中国10年,到1976年已走到尽头,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批极左,大家都是“泛自由主义者”(汪晖语)。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以人道主义马克思为旗号,到90年代哈耶克自由主义正式亮相,都促进了改革开放。

  右翼思潮如果走民粹之路,可能通向民主。1976,1989两次政治风波,2003年以后的维权,大致是这个路数,但都被打压,官方利用的是右翼精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90年代再次发动改革时已去掉民主目标,自由主义原则只贯彻于经济与个人自由。中国自由主义理论家自身有局限,把自由主义定位于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并急于否定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话语系统。在西方,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是右翼,政治自由主义是左翼,在中国一并被划为右翼, 说明政治自由主义被经济自由主义绑架,典型例子是“以腐败推动改革”,“骗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回避政治改革,以经济手段甚至腐败推动政治改革,以上缺陷减弱了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和道德力量。

  90年代以后与寡头主义对抗的,是“泛左翼”力量。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经济学非主流派”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长达10年之久,主导思想是“中左”,既要公平,也要民主。由于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其中也有国家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因素。

  泛左翼还包括三大派别:第一传统马克思主义。90年代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总体上回归左翼。第二,文革派。1990年民间出现第一次“毛泽东热”。第三,新左派。90年代与自由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相互激烈论战,涉及历史政治文化,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中国思想界斗争主线,并由此划分左右,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真问题,不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而是“泛左翼”与寡头主义的分歧。“泛左翼”的主导思想是“中左”,争论的核心在经济领域。左翼三大派别人数不少,反对新自由主义都有贡献,但在民主问题上一直模糊不清,含有“极左”因素,不是批判极右寡头主义的主导力量。

  2003年十六大换届前后,政治气候适合,极右理论家突然跳出来,以“推动改革”为名,提出按权力体系正式分配国有资产的建议,引起全社会反对,2004年“郎顾之争”,是以“中左”为主导,“泛左翼”反对寡头主义的一次大争论,取得全胜的原因是:第一,左翼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第二,极右过于猖狂自己犯了错误;第三,网络作用得以发挥,发动了社会舆论;第四,党中央支持;第五,中右即自由主义左翼,在关键时刻与寡头主义划清了界限,加入“泛左翼”阵营,从此摆脱经济自由主义和寡头主义的绑架,走向民主和维权之路。应该说,中国思想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在2004年8月“郎顾之争”中已见雏形。

  

  三. 极左绑架左翼:2005年以来“三左派”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泛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以“中右”思想为主导,促进了改革开放,在1989年发展为右翼民粹。 90年代被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导,逐步走向极右,到2003年发展为寡头主义。两次教训使自由派有所成熟。

  相比之下左翼更不成熟。老左派60年一贯制,概念老化,逻辑混乱。在1989--1991年有三年主政机会,但凭这样的理论水平,只能批判改革开放,拿不出任何理论与建设性方案。当时某些“太子党”人物想发展国家民族主义超越左右,终不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接受。结果就是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大翻盘,中国思想界从极左走向极右。

  2004年以后左翼获得大好历史机会:第一,以中左主导反对寡头主义的理论斗争取得空前胜利。第二,党中央路线向左调整,提出了科学可持续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第三,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促进了民族自信和传统文化。第四,大多数人和社会阶层,对于必须调整社会矛盾已有共识。

  这些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左与中右共同达成的。但2005年以后,中左被极左所取代,左翼被极左绑架,走向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

  官方政策不鼓励民主。

  官方大力扶植的马克思主义工程,有教条主义,对中国实际拿不出有价值的分析与建议。

  老左派代表人物,用二分法把全国人民反对寡头主义的斗争,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把一切功劳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把一切弊病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后几年老左派主导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批判普世价值,表面上批新自由主义修正主义,实际是批判中左,控制左翼话语权,与历史上王明排挤毛泽东极其相似。

  新左派带有“海归”桂冠,可惜他们在中国宣传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类似于托派的极左理论,引进中国投官方之所好。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其核心是争夺中国未来改革话语权,改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要点一是以“中心外围论”否定对外开放,二是反对民主法治改革。

  民间文革派以“毛泽东派”自居,窃据毛泽东名誉,拉大旗做虎皮;自由派顺水推舟,称他们为“毛左”,是为全面否定毛泽东。2006年文革派窃据乌有之乡等网站, 2011年制造文革式发动,如“人民公诉”,“抓汉奸运动”,砸会场等,已成小气候。

  我所概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都有合理因素,在中左主导下有积极作用。

  但他们有“极左”特征,与“中左”相区别:

  拥护文化革命。第二,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当代社会,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淡化权力腐败的因素。第三,反对民主法治改革。

  极左,是以歪曲的形式,片面反映,错误解释社会矛盾,主张用计划经济与文革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们遵照“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痞子哲学排斥程序正义,想彻底改变利益格局,实现他们“杀富济贫”,“共同富裕”的实质正义目标。他们代表的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和考试竞争中的失败者,边缘化知识分子,并不真正代表弱势群体利益。

  极左能压倒中左,篡夺左翼领导权,除去左翼总体上理论僵化,概念老化,主要是由于官方政策的支持和纵容。由于不想进行民主法治改革,在1992年把中右搞成极右,在2004年极右走不下去以后,又转过头来扶植纵容极左,在2011年险些酿成大祸。

  

  四.2011年围绕重庆模式:极左的突然崛起与失败

  

  如只是理论偏差,极左不至危及全局。即使是错误的理论和民间情绪,也有制约精英腐败,为弱势群体呼吁的作用。关键是左翼在改革开放没完成的历史阶段,不能当主流,中左不行,极左更不行。这就是我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0年,始终自称为“非主流”的原因,这是经过深刻思考的。结果是功成身退,结束经济学家的一统天下,主流和非主流一起归位。这是“左翼”在改革开放中期所能起的,应起的积极历史作用。

  右翼民粹可以通向民主,右翼精英可以通向寡头。左翼民粹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文革,左翼精英可以通向民主,类似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精英与右翼民粹结合指向民主,左翼民粹和右翼精英结合,不是左翼专制就是右翼专制。

  极左的狂妄,在于身处山野,毫无资源,却梦想当主流,于是就渗透和拉拢权力。非常诡异的是,2011年差点美梦成真,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重庆与北京“三左派”互动,是左翼精英与左翼民粹结合,迅速成为强大的左翼民粹主义思潮,几乎掀翻中国30年形成的利益格局。

  目前极左维护“重庆道路”,反对“重庆模式” ,是为了和中左争夺话语权,因为《重庆模式》一书是我策划的。我认为最有资格称为“模式”的就是重庆。2008---2010年其成就明显:

  1.树立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依靠唱红等手段强行调动共产党传统政治资源,控制腐败,为政府强力干预经济,为人民服务创造条件。

  2.发动群众依法检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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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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