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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胜利 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更新时间:2020-05-13 10:03:53
作者: 凌胜利   杨帆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关键词: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需求;安全能力;安全曲线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杨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促进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安全领域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安全理念方面,中国相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安全维护手段等方面实现了变革与创新。对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在安全领域也需要迎头赶上。如何实现在安全领域的有所作为,安全观的创新是首要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实现了对新中国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扬。回顾新中国70年来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逻辑和当前安全观的创新及其价值,也对未来如何更好地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所启示。

  

   一 国家安全观的概念辨析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话题之一,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过去很长时段,安全经常被用来证明暂停公民自由、发动战争和大规模重新分配资源等重大举措的正当性。从古至今,对于安全的追求成为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之一。安全既可以指行为体认知处于没有威胁的心理状况,也可以指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是没有危害存在的状态。安全既包含客观状态,也涉及主观认知,因而安全观具有重要影响。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通常会促成错综复杂的安全关系,而不同的安全观对于安全互动具有重要影响。

   何谓国家安全观,主要涉及安全的保护对象和实施主体、安全威胁的来源、安全涉及的领域以及安全实现的方式和手段等问题。有学者关注安全政策的决策者,认为国家安全观是指国家的执政者、参政者等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包括执政者、参政者等对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威胁的评估、判断以及选择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策略和手段。也有学者认为“安全观念”包括错综复杂的“安全观”“安全思维”“安全认识”“安全认知”等概念,对此需要区分安全观、安全思维等概念。安全观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相对性和暂时性;二是双向互动性,即安全观是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或所处国际环境的相互建构、相互变化;三是竞争性和危险性。尽管学者对于国家安全观的界定基于不同视角存在差异,但安全观基本包括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形成了国家对于从安全威胁认知到安全威胁应对的整体认知。

   时代变迁,安全观也不断演变。对于安全观的分类,目前主要存在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新安全观等多种类型。也有学者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将安全观分为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刘跃进则认为,可以从认识主体、认知客体、历史阶段、基本观点四个角度对国家安全观进行分类。传统安全观被认为受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主要聚焦于军事权力斗争,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战争和战争威胁。周丕启认为,“传统安全观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认为安全是可分离的,国家安全具有独立性,只能依靠自助实现;二是安全领域存在零和竞争;三是安全是狭窄的,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四是安全感是建立在‘相对’的基础上。”从安全主体间的关系来看,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总是处在“安全困境”。

   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和维护安全的模式不断发生改变,非传统安全观念也逐渐形成。与传统安全观相比,非传统安全观对于安全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存在截然不同的认知。“非传统安全观认为,一是安全是普遍性的,是一种多边性质的安全。一国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不无关系;二是安全是合作性的,安全并无明显的敌方,获取安全的方式是合作而非竞争或对抗;三是安全是综合性的,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扩大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问题等多方面;四是安全感的获得重点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机制和制度建设,而不是依靠实力的对比。”总体来看,非传统安全观相对于传统安全观而言实现了扩展,显著体现在安全的威胁、对象、主体、领域和实现方式等方面。对于安全观类型,也主要依据这几个方面进行区分,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安全观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规律。

   安全观并非静态,而导致国家安全观发生演变的原因相对多元复杂。李小华认为,战略文化、威胁平衡、意识形态和国际结构四个要素决定了安全观的变化方向与速度。周琪等则认为,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条件等是导致国家安全观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相对而言,国际体系、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战略文化和安全实践是影响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因素。国际体系是国家安全观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国际体系反映了国家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影响着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选择。在不同的国际体系当中,由于所受到的体系压力存在差异,国家采取的安全战略也不尽相同。安全利益是国家的首要利益,国家安全是所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国家安全观的构建过程中,生存安全的核心需求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也是影响国家安全观的自然因素。国家的地理位置、形状与周边等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其安全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战略文化也是影响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因素,在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发挥战略文化的导向作用,这在很多国家都有所体现。不过,目前及将来也更需要考虑战略文化面临的变革,因为通信科技及网络的发展在不断冲击国家主权及地理上的文化边界。当然,国家安全观与安全实践也会相互影响,安全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安全观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安全观的确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以往安全实践经验的影响。

   简而言之,国家安全观涉及国家对于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方面。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形成了环境认知、利益确定和战略应对的程序。国家安全观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基于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也成为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动力。

  

   二 新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内外安全环境的改变和自身安全需要的调整,国家安全观也不断演变,形成了从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军事安全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安全观,向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合作对话为手段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基于对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新中国安全观呈现三个阶段的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传统安全观为主导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是典型的传统安全观。在安全环境研判方面认为存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将政治安全视为核心,以军事安全作为主要维护手段,国家花费大量资源投入军事力量建设。

   1. 内忧外患的安全环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环境堪忧。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国际矛盾更是体现为社会制度竞争,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也成为战争的根源所在。毛泽东认为,“只要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就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安全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内忧外患。国内政局不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活动不断,且有外部敌人实力援助,企图颠覆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此同时,外部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朝鲜战争中中美关系的交恶,使得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慑的全面遏制战略。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安全环境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且战争无法避免,形成了以政治安全为核心、军事安全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安全观。

   2.以政治安全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新生的政权而言,维护政治安全是核心目标。考虑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对政治安全的威胁主要是外部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反对势力,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是预防来自外部的军事入侵,保证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政权稳定。因而军事安全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手段,其他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服从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基于增强军事安全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在国内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在国际上则寻求结盟来增强国际安全。在国家安全力量建设方面,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力量的安全威胁,中国不仅始终重视军事力量建设,还在应对美国威慑(特别是核威慑)时实施“三线”建设、研制核武器。[6]对外则是依靠与苏联等国家的合作,为维护本土安全和周边安全,甚至不惜采取战争手段。

   3.传统安全观的实践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战争与革命”不可避免的战略判断指引下,将军事手段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手段,不仅保障了新中国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周边安全环境。首先,军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得到高度重视,军事力量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财政的大力支持,1949~1956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为35%;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期,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都在20%左右。[7]武器研制方面,原子弹和氢弹的相继问世也为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利器。其次,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不惜采取战争方式。中国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国家核心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中国不惜采取战争方式,以保障国家安全。最后,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中国能够较为灵活地与一些国家开展安全合作或结盟。

   总体而言,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自新中国成立就长期存在,维护政治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军事力量发展被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为了国家安全可以结盟和付诸战争方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安全观的显著体现。不过由于军事投入超过了国家的财政能力,也引发了国家经济发展因安全问题受限的困难。

   (二)改革开放后至中共十八大:逐步形成的非传统安全观

改革开放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历经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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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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