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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

更新时间:2021-03-05 19:11:56
作者: 余智  

  

  

2020年美国大选中,华人社会在挺川(川普,特朗普)、反川问题上的纷争,一个重要方面是双方对美国内政诸多问题的见解很不相同,这与美国内部的“左右之争”本质是相同的。这些内政问题包括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等等。

   部分极端挺川人士认为美国“左右之争”是“决定美国国运”的“正邪之争”,将特朗普代表的右派视为“正义”代表,将民主党代表的左派视为“邪恶”代表。笔者非常不认同这种观点。下文前四个部分将对上述四个问题分别进行简要评述,论述“左右之争”非“正邪之争”的核心观点,第五部分简单总结,第六、七两个部分则延伸谈谈“反政治正确”的尺度问题,以及“白左”与“红左”的区别问题。

   (一)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

   美国本身是一个以英国移民后代为主的多种族、多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两党对合法移民问题的认知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非法移民:左派(民主党)对此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右派(共和党)采取比较严格的立场,核心区别在于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通过何种途径将部分非法移民合法化。

   这一问题本身比较复杂,因为非法移民的来源类型、赴美渠道与滞留方式都不相同,对美国社会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包括为美国社会、特别是低端制造与服务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负面影响则包括移民归化成本、社会保障负担、社会治安隐患等。

   美国立法与行政机构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这些正面、负面影响,也要考虑国际人道主义等诸多因素,因此产生意见分歧与政策辩论是很正常的。这种意见分歧不能视为“正邪之争”。

   美国移民归化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穆斯林的归化方面。这是由于,其它族裔的移民宗教色彩不太浓,或者其宗教本身的和平色彩较浓,容易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融合;而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色彩较浓,且部分信仰者的暴力色彩较强,与美国主流价值观兼容性较低,为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带来了困难。

   同时,由于穆斯林鼓励生育,人口扩张速度较快,很多人担心:长此以往,美国的人口结构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穆斯林将占据主导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主流文化与价值观。

   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美国现在乃至将来较长的时间窗口之内,人口结构发生根本逆转、由穆斯林占据主导地位的风险不太高。当然,美国社会可以提前“未雨绸缪”,采取适当措施控制穆斯林的移民速度。特朗普政府从2017年就任伊始,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二,“社会人口结构改变导致主流文化改变”的前提是“每个族裔的文化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无论是白人、黑人、亚裔还是穆斯林,其文化与制度都会发展与变化。欧美文明与制度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主流。但这一文明与制度自身也是不断演进而来的,而且还在调整与完善。

   欧美文明与制度的强大性,不仅体现在依靠这一文明与制度发展起来的国家比较发达、先进,也体现在它对其它文明与制度的影响与同化能力上:一方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包括黑人与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很多都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欧美式现代民主政权,尽管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欧美的外来移民,包括黑人与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接受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遵守欧美的法律,即使没有接受基督教。

   其中,穆斯林移民融入欧美社会的难度的确要大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暴力倾向)也比较多,但这些只是穆斯林移民的一部分。对这一问题,欧美国家也已经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例如,法国现在要求外来移民宣誓遵守欧美主流价值观,并将对违反者采取较为严厉的惩戒措施;欧美的坚定盟友以色列对外来移民的管理与归化工作则一直做得很好。他们的具体措施都值得美国借鉴或效仿。

   总而言之,应该客观承认穆斯林的移民归化工作的确具有较大挑战性与难度,但不应该据此认为他们是不能改进与提高的,而应该充分相信欧美文明与制度的自身吸引力,并依靠各种配套措施(包括部分强制措施)加强其归化。

   (二)反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

   种族歧视是美国与西方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美国经历了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的废除奴隶制、20世纪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在法律上已经实现了“种族平等”。公开的种族歧行为已经被法律严格禁止,会给行为人与组织带来严重法律后果。种族平等、反种族歧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正确”。

   但部分右翼人士认为,种族平等、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已经发展过头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种族歧视标准过于扩大化,甚至涉嫌侵犯言论自由、危害科学研究。例如,最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学者或其他人士发表了一些表明不同族群的特征差异(智力水平、某方面能力等)的言论,结果给个人带来严重负面后果,被雇主惩罚甚至解雇。右翼人士认为这是种族歧视标准的扩大化,侵犯言论自由,危害科学研究。但左翼人士则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些言论就是属于种族歧视;言论自由是个人言论不受公权力(法律)限制的自由,但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会给雇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受到雇主的惩罚。

   第二,种族平等矫枉过正,发展为“逆向”种族歧视。这主要是指,由于考虑到黑人在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些组织机构给予他们特别照顾,例如规定组织员工或大学学生中的黑人最低比例,这就几乎必然导致这些组织与大学中招收员工与学生的标准不统一。右翼人士认为这是对其它族裔的逆向歧视。但左翼人士则认为这只是对黑人历史上所受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补偿而已。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的“左右争论”,是民主体制下的正常意见与政策纷争,不应扩大化地理解为“正邪之争”。双方的争端也可促进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完善与提高,例如更准确地界定种族歧视言行、更准确地定位种族歧视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更适度地惩罚种族歧视言行、更适度地确定对黑人的历史补偿,等等。

   尽管美国法律上已经严格规定了种族平等,但现实生活中隐形的种族歧视肯定也是客观存在的。加上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有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2020年美国的“BLM”(Black Life Matters,“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就是典型。该事件的起因是一名黑人违法嫌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在地时间过长死亡,导致全美各地爆发大规模的黑人抗议活动。

   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白人警察对黑人违法嫌疑人的处置方式带来的事件层出不穷,引发了很多纷争。本次运动是1960-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运动中,部分地区甚至爆发严重暴力打砸抢事件(怀疑有“安提法”组织的推动)。一些美国开国领导人因历史上的蓄奴行为也被殃及,塑像被毁,甚至名字从教科书中被挪出。

   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对这一运动持宽容理解态度,其领导人甚至以下跪方式表达反思。而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则对这一运动持比较严厉的态度,特朗普则一再表示要对运动中的打砸抢行为实行严格追究与惩罚。中国部分挺川人士大力抨击“BLM”运动及民主党的“软弱”姿态,支持川普的严厉立场,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其中涉及的争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事件起因与运动性质的理解问题。

   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种族歧视倾向?本次事件是否是种族歧视带来的?这是两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部分左派人士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部分右派人士则用各种统计数据否认这一点,例如黑人的犯罪率本身比较高(这从逻辑上可以部分否定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倾向)、黑人死于自身暴力事件的数字高于死于白人警察的数字(这从逻辑上不能否定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倾向)、本次事件中的违法嫌疑人有多次违法记录的前科记录(这不能否定警察处理方式的不当),等等。

   抛开此次事件是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争端不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此次事件中警察对违法嫌疑人的处理方式都是不当的。当事警察也因此受到了严厉惩罚。此次事件与中国前几年发生的一个著名案件是同种性质的,属于公权力使用过当事件。因而,此次运动可以说是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即使我们可以否认其“反种族歧视”这一诉求与定位的合理性。

   此外,应该说明的是,部分挺川派人士将这一运动的本来名称BLM -“黑人的命也是命”,歪曲地翻译为“黑命贵”,这就自然激起了一些对黑人抱有种族偏见的人士对运动本身的反感,这是不妥当的。

   第二,对事件过程中的处置方式的理解问题。

   部分挺川派人士根据违法嫌疑人的违法前科记录,指出他不是“英雄”(这没问题),因此“不配”享受民主党领导人与相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的下跪谢罪。但是应该说明的是,下跪谢罪并非是基于认为违法嫌疑人是“英雄”,而是基于认为他作为一个公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司法对待,以下跪谢罪的方式表示道歉与反思,既是平息民愤的一种方式选择(尽管效果存疑),也是表态进行相关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体系的一种姿态宣示(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运动中出现的极端势力的打砸抢行为(主要是针对财物而非人身),当然是过激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应该受到惩罚。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社会变革的民权运动,包括1960-1970年的黑人民权运动,也都伴随着一定的社会骚乱与暴力。

   这种暴力,一方面对社会与公民财产安全造成了一定危害,另一方面也推动社会与政府增强对运动相关诉求的重视,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予以回应。BLM运动在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两级都推动了警察执法规范的完善,加强了对公权力的约束,提高了民权保障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

   总而言之,对BLM运动的性质与处置方式,美国左右两派存在的意见差异,是正常的左右之争,不能视为“正邪之争”。

   (三)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

   美国左右两派对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认识分歧,也延伸到了华人社会的挺川派与反川派。挺川派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是“养懒汉”的制度,养了数千万好吃懒做、依赖福利生存的人,特别是黑人与移民;美国“白左”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建立无限政府,将把美国引向“极权主义”甚至“邪恶社会”。

   时事评论家郭学明先生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文化对福利制度的排斥与让步》(以下简称《美国福利》),对上述认知进行了反驳。该文详细介绍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历史沿革以及美国的现行福利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政府援助(对不能供养自己的人和贫困家庭的援助)、职业培训(对失业者提供),并将其与其它工业国家的福利制度进行了对比。笔者非常赞同该文的分析,下面简单介绍该文的三个核心观点与内容(下面多处直接引用该文原文,但部分表达稍作变化,因此未加引号):

   第一,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

首先,济贫是人类社会应有之责,是人类善的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人类是社会性最强的动物,救助生存困难的社会成员是社会的应有之义与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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