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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中国的社会思潮及与国际接轨问题

——答《商业周刊》记者问

更新时间:2012-05-24 10:57:29
作者: 杨帆  

  

  (2012.5.19.经本人根据最新情况有增补)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左右派该如何沟通对话,从而转化为现实变革的推动力量?

  杨帆:重庆事件引发的最重大社会事件,就是促进思想界大分化大改组,全面与国际接轨。 60年来带有中国特色的“左翼”(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崩盘;这次极左暴露出文革野心,宗派集团,民粹主义和暴力倾向,将迅速丧失影响,收缩成为托派小集团。右翼分化,形成新的中左(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右(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极右仍旧是主要危险,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寡头主义)。

  中国的左右翼与国际上是相反的,经过这次改组,将逐步与国际分类一致起来。这是继80年代中西文化比较, 200年加入WTO ,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理论方面最大最深刻的一次与国际接轨。

  左翼困境: 极左套在薄王事件重庆不能自拔成为死穴,极少数依靠攻击辱骂造谣维持地盘。左派没能力和极左切割, 没能力主动向中左转化,中央没远见和魄力推动这种转化。这和右派没关系,关键是左派自己内部中左力量不能兴起,不能自己清理极左。他们仍旧在沉默,把自己命运和某些政治家联系在一起,期待奇迹出现。

  2012年5月13日又出谣言,以薄接见日本记者的名义,说要与谷切割,要复出等等,表达的是极左的心愿。据我朋友考察,这记者在自己微博上冒了一句:我要见薄去了。后来假托别人给他发的访问稿子。日本各大新闻社找他核实,他没有答复,从人间消失。因此各大新闻社都没有转载这个消息。

  这谣言,转达薄要宽大处理再复出的信息,表达了左翼心态。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薄的“复出”问题。

  我在2100年5月就说对薄的性质做了判断:他想当毛泽东但当不成,他的角色是未来的左派叶利钦。

  就是说,假设薄真的可以复出,也绝对不是极左们想象的那样,通过文化革命形式,经群众运动推举出来,他只能通过民主选举。

  这样,极左就得到本质上的改造,从鼓吹文革进入民主法治轨道,他们会成为民选中一个左翼派别。我到要看看,极左在民众中有多大基础。反对民主选举的人,总是说民主日益民粹化, 那就对了。应该是右翼精英反对民主,左翼草根拥护民主啊。左翼转向民主,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是中左思想。这次极左是彻底输了,以后也只能向中左转化。

  所有的派别,政治派别也一样,都是自己犯错误。对方很难把你打倒,是自己把自己打倒的,这是基本哲理。

  记者:是不是这次也一样?

  杨帆:这次也一样。

  把毛泽东派等于文革派,极左这样说是为了压制中左,掌握左派领导权。右派也这样说,是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这也是极左极右一致的地方。

  我自幼从毛的著作里看到很多中国古代辩证法和《易经》的东西。他是一个大非主流,历来站在弱者一边,从竞争角度,他不是站在强的一边去说强者应压迫弱者,而是说弱者应该抵抗强者,在抵抗过程中由弱变强。这思想价值很高。是长期博弈论,真正的竞争论。我6年前纪念毛泽东诞辰,在北京大学讲演题目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以弱胜强》,老左派都说好。

  为什么弱者有战胜强者的可能?关键是强者会犯错误。弱者掌握真理但没力量,为什么可能胜利?强者往往骄傲自满,看不起别人,往往腐败,内部官僚化,没有真正的信息沟通,什么东西一大就难免出事,强弱是可以互相变化的。

  2003---2004年, 我领导左派对抗强大的极右权贵资本主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当时领导了左翼,但我自己是中左不是极左。不是极左可以领导左派,这才是辩证法。极左领导不了左派,只有左派里比较右的,或中间派,有实践经验的人,领导左派才取胜。苏铁山就一直说我有战斗力,以后左派胜利了不能忘记我。到底是老同志,有良心。当时左派是弱者,天时地利人和,关键是右派自己犯了错误。

  2011年左派为什么惨败?自己犯错误了。被极左篡夺了领导权,他们贴谁,谁就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口口声声自称毛泽东派,见谁说毛泽东不好就上去打架,这就是毛泽东吗?看自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王明博古干了什么?毛泽东辛辛苦苦建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全被他们给毁了。拉大旗作虎皮,他们贴上谁,谁就倒霉。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愿接受您的意见呢?

  杨帆:他们骨子里极左,2005年胜利以后,就想把极左理论来指导左翼,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失败。极左害了左翼,害了重庆。他们排挤我已不止一天,2011年已公开辩论,并断绝了来往。根本不存在我自己见风使舵的问题。

  右倾精英理论错就错在,我现在强,所以我永远强。他们不知道强者会犯错误,这世界才有竞争。强者永远不犯错误,他永远是强者,弱者怎么可能上来呀?这回是左派犯了错误,自己如果不能清理就退出历史舞台,辩证法是无情的。左派更加没有脑子,有点好形势就盲动,垮台之快难以想象。

  杨帆:两个月之前王立军进美国使馆,我马上就说要划清界限。但他们不听,强打精神自我欺骗,至今说是有人陷害王立军。怎么陷害的?有什么证据?又拿不出来。于是就借助于神秘主义。为维护自己的信徒,不攻击别人是不行的,于是就叛徒汉奸地骂。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就是威胁,不许别人划清界限。有点象黑社会。

  这时候说不是我们无能是敌人太狡猾了,有用吗?被人家打败,就说他们太坏?是你的对手比你聪明。如果你让人陷害了,说明你比较笨。做股票也是,你自己输了怨谁呀?这不是一个道理吗?被套住了,让你割肉你又不跑,还希望反弹,最后跌90%你才割肉,割完肉股票就涨起来,最后把你气死。你输了不认输,骂资本主义股票是一个大赌场?那你自己进赌场干吗? 这是极左的思维方式,许多人是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才来骂市场经济的。

  杨帆:人还有一种毛病,犯一个小错误以后会引起一个更大的错误。

  这不仅是看书得来的,而是我观察周围大事件。去年苦口婆心,一步一步说了整一年。我写“重庆模式”,重庆也应该尊重我嘛。但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或者就是要通过极左夺权,反正不听。抓律师突然受挫,进一步与三左派结合,到2011年底几乎形成民粹主义运动。 不要小看韩德强,张宏良,范景刚,是他们控制乌有之乡搞“抓汉奸运动”。如果不是王的事件发生,设想现在他们在干什么?搞社会运动捧薄上台,制造混乱不行,就推动选举,选薄上台。

  王进美国领事馆既已发生,左翼就应知错,反思。现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突然崛起到顶峰,经不起挫折。失败迹象出来就是看不到,功败垂成,总结教训难道不应该?

  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竞争,发展非常充分,春秋战国就积累好多。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卧薪尝胆,胯下之辱,置之死地而后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围城三面,是讲长期博弈,弱者变强必须的。在长期博弈中能经受失败,不要以为一次就可以把对方打倒,占上风之后主动退出,保住自己的优势就可以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薄让大家读经典,自己怎么不读啊?

  重庆模式前三年有成效。2011年我写书费很大气力,还花自己课题费。我对得起重庆,我有资格建议批评总结,当时就一直在做,出事以后当然可以进行再评估。

  至今为止,左翼人士几乎没有认错,这就把理论斗争与政治斗争混同了,把思想理论前途寄托于一个政治家身上,肯定没前途。

  我在左翼中的地位,不是韩德强说我是极右,张宏良说我不是毛派就可以抹杀的。 我2011年在乌有之乡和张宏良辩论,说他是极左历史虚无主义。静干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所以我说左派没逻辑。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抹杀的。韩德强能代表左派清理门户吗?他是左翼掌门人吗?

  记者:您跟右派有沟通、有接触吗?

  杨帆:太多了。80年代我是中间偏右,90年代是中间偏左。右派的人不说我的坏话,除了经济学主流派恨死我。

  记者:为什么?

  杨帆:我把他们打败了。

  记者:哪一次?

  杨帆:很多次了。

  自由主义这边,如茅以轼、陈子明,张炜,朱嘉鸣,翁永曦,白南风,柳红,苏小康,80年代的我们有交情。与何清涟90年代有交情。

  记者:那您觉得,你跟他们在观念上相通的地方?

  杨帆:汪晖这句话说得对,80年代几乎都是泛自由主义者。理论家里我们以礼相待,如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徐友渔、秦晖,刘军宁,朱学勤,王东成,包括老一辈很多人,都不说我坏话。他们是受压迫的,和经济自由主义为政府所用,帮助搞权贵资本主义不一样。

  记者:在天则讨论些什么呀?

  杨帆:双周讨论会四百多回。对话太多了,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从来没吵过架。

  记者:你们可以沟通的基础是什么?

  杨帆:基础是讨论规则,学术交往理性。这方面右派水平比左派高,比较理性,茅以轼对自由主义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不像经济自由派封锁我,也不象那些想出名的小自由派,依靠骂我,想赢得自由派大佬的青睐。政治自由派一直受政府打压,也没什么钱,我经常去也是支持他们。

  记者:那你觉得你和两方面的分歧在哪儿?

  杨帆:和自由主义的分歧,是从受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封锁我不服, 进一步反思自由主义。我跟自由派有长期对话,都是自己的同学朋友。自由主义90年代一进入中国,就采取反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定位,有误区。

  我40岁回归孔子,和张祥平一起,和王东成讨论自由主义,按逻辑推理连续6个钟头。他说,只有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基础,才能根本上与专制划清界限,其他如集体主义,家族主义,社会主义,社团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都不行。我说,以自由为基础的专制主义很多,中国历史上就是目前也是。他就不承认,说专制与自由根本对立不能融合。我说,专制与民主对立,与自由不对立。

  我组织过两个系列的思想讨论会,共四十次。2000年一回出一套丛书,后来又出了几本论文集,凭我个人力量做的。

  记者:都是中国的左右派吗?

  杨帆:我自己的朋友,要对话得有前提。

  记者:什么样的前提?

  杨帆:前提就是互相熟悉。像天则,我们是经济所的。茅以轼的自由主义比较真诚的,有学术氛围。我认为我的方式比他们还好。

  记者:什么样的方式?

  杨帆:我主持安排一个人主题发言,其他的人自由发言,围绕他的谈话讨论,我有所控制,不让他们走题。天则是找几个评论的,然后提问,回应,已经不错了。我是追问,辩论。因为我们都比较熟,岁数差不多,就可以这样做。

  记者:你们的争论,是学术性,思想性的,还是党派之争?

  杨帆:没有什么党派之争,能做到按照逻辑对话,就很不错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10年前,我邀王小东韩德强,和秦晖徐友渔王东成丁冬辩论。当时自由派痛恨民族主义,说民族主义反对民主。

  我让他们来质疑王小东。结果王小东说不反对民主。他们说也没看见你说啊。王小东说我现在不是说了吗。我认识韩德强第一面就问他,你是不是接受民主?如果接受,我就接受你的民族主义。他说接受民主,实际上不是真话。他们自称“人民民主”是文化革命。搞文革可不是改良,暴民政治,天下大乱。

  那时没有课题,没有学生,都是自己动手整理录音带。通过对话,证明至少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不反民主。我认为,民族主义也不应该反民主。两边对话,我控制,不让互相攻击,可以澄清许多问题。

  记者: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听到许多自由派这样批评民族主义。

  杨帆:民族主义有的反民主,有的不反民主。孙中山就不反对,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来的。而左派里对于民主从来是讳莫如深。知道去年年底,乌有之乡提出“人民民主”,实际就是文化革命。

  记者:所以您觉得这些都是学术上的讨论,都是学术上的分歧。

  杨帆:学术界应该以学术方式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是说不能参与,而是要以学术方式。学者不是流氓,象李北方那样用谩骂方式;不是土匪,不能用绑架和砸人家场子的方式;不是军队,不能用枪;也不是选举,不能用多数票。学者只能根据学术自由原则,按照逻辑进行对话和争论。这背后可能有利益关系,关键是它采取的方式区别于其他,才构成学术。要不然咱都去骂大街,咱就改行当黑社会了。

  中国思想界还没有形成对话规则,处于小儿科阶段,好像小孩看电影问他爸爸: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小孩眼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现在中间人物多了,他就迷糊了。就迷恋游戏,还是好人坏人互相打架。

  记者:那您觉得这种左右派之争也是阶级斗争的形式?

  杨帆:社会科学有阶级性,或者说有利益关系,但学术之所以成为学术,要遵循自己规则。不能直接使用阶级斗争语言。比如跳过许多逻辑环节,武断地结论:一言以蔽之如何如何,简单归结为你是哪个阶级的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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