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德强:治疗“百年脑震荡”,再造中国“文化基因”

更新时间:2011-12-26 09:01:37
作者: 韩德强  

  

  一、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优长和缺陷

    

  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肌体的基因,文化要是变了,这个社会肌体就变形了。今天我们在身体被转基因之前,已经完成了文化上的转基因,所以我们看上去是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是西方思维的人。西方思维的特点,你往好里说叫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往坏里说其实也可以叫做自私自利、贪婪堕落、被欲望牵引,它实际上是一回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希望要西方的民主科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放纵了欲望,会变得自私自利。所以对西方文化不简单说是怎么批判,其实也有一个学习的问题:学习它科学、民主、自由的一面,但是又要避免它自私自利、欲望放纵、弱肉强食的一面,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难题。那么怎么去实现这种既要学习又要批判的双重态度呢?在自然科学领域,就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但是要防止西方科学的泛滥,比如说“社会科学”,这个就是西方科学概念的泛滥,因为大家知道科学一定是要细分化、可复制、可检验,但是社会是天天都在变动,无数要素都在变动,而且社会还是相互高度联系的,因此社会无法用西方细分化的思维去认识,“社会科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向西方学习所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不但是对社会的认识不能靠西方那种细分化的所谓科学,实际上对人体的认识也不能靠西方那种细分化的所谓科学,而是要靠中国的《黄帝内经》,对社会的认识恐怕还是得靠儒、释、道的思想和它的当代版毛泽东思想。

  西方的民主有非常可贵的一面,因为大家都有积极性呀,我们都要发言呀。“和谐”,什么叫和谐?就是一个“口”,旁边一个“禾”,人人有饭吃;“谐”,什么叫谐?就是人人都要说话,都要“曰”嘛,“比曰”呀。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它得有个前提:不能把人人有饭吃、人人可以说话变成人人要争权夺利。民主经常化作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变成弱肉强食的代名词,所以美国人游行为什么不找华盛顿,而去华尔街呀,华盛顿才是民主的地方呀,华尔街又不跟你讲民主?因为决策权在华尔街,那些华盛顿的政客全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样你就会发现西方的民主一旦被滥用,实际上危害极大。西方民主在什么事情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和一致?就是在小国寡民的情况下,七八个人,十来个人,顶多上百人的部落社会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如果内部事务比较简单,对外事务也比较简单,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实现民主,大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比较容易有一致的意见;如果我们现在是大国众民,别说是中国13亿人口,哪怕是瑞典500万人口,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社会,足够大的社会事务会非常复杂,真民主起来很不容易呵!比如说挪威那个布雷维克为什么要把首相府炸了?就是觉得“我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我也要说话呀!你们不听,那我就用炸药说话,行吧?”所以民主对于小国寡民、简单事物比较容易行得通,能够达到和谐一致,但是复杂事物、长远的事物、成长型的事物就不容易行得通:比如说一个企业要成长要发展,大家都来发言?很可能就不行。鸡一嘴鸭一嘴,东一嘴西一嘴,你说上这个项目,他说上那个项目,最后就得说那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你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行得通,他觉得就有这个风险那个风险,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像张瑞敏、倪瑞丰这样的灵魂式的人物。所以那种雷厉风行、刚毅果断的品性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种品性他会犯无数错误,但是犯的错误越多,他比别人认识得就越高,未来就会成长为灵魂式的人物。

  民主的特点就是你也说,我也说,反正大家说的都不算嘛,所以你就不会深入思考,所以民主容易肤浅。民主有一个基本性质就是只要是大家说了的就一定是对的,其实大家说了也不一定对。当中国要成长要发展,要跟帝国主义对抗,要崛起的时候,这是高度复杂的事物,这个高度复杂的事物如果真民主了很可能是完不成的,得要有集中,得要有毛主席这样的灵魂式的人物。所以向西方学习,毛主席也学得很好,但是这个民主是“在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什么叫“在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比如说我们决定北上抗日,方向定了,决定跟蒋介石联合,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事定了,具体要怎么做,一级一级的都要民主,方向性的问题有时候还要集中一把;具体事务必须要大家都来参与,这样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又能发扬中国精气神的一个很好的典范。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些西化派,他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只讲人人要说话而忘记了这人人要说话可能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自由本来也是个好东西:真的是个好东西,“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么珍贵的东西难道还有问题吗?但是自由也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形式自由,一种是实质自由,形式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你管,你管得着吗?天王老子都管不着,还用你来管?”这个时候你体现的心态就叫追求形式自由,就是“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是这样一种“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形式自由最后就会变成“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那就麻烦了。所以就会有我的自由侵犯你的自由,我的自由践踏你的自由,我的自由压迫你的自由,形式自由它就容易犯这个错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是认识了规律后的自由,认识掌握了社会人生规律后的自由。有人在黄河上空架起铁锁,在铁锁上穿行自如,这是什么自由?是认识掌握了规律以后的自由呵,不然你试一试看,那一定掉下来呀!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就是在学习掌握规律,然后要获得那个掌握规律以后的自由;而小孩子懵懂无知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那就可能被撞的头破血流。我观察我女儿成长的过程就是:你放她自己走吧,她一会“咣”撞到桌子上了,一会“咣”又撞到椅子上了,那个时侯她真自由呀,但是外在的约束让她不自由,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哦,那个桌子可不能撞呀,那玩意儿撞了是很疼的,后来慢慢就有了实质自由。人的成长是不是这样的?逐渐放弃形式自由获得实质自由,外在的客观世界它对你形成一个约束,你不能摆脱外在的约束去寻求自由。

  西方文明当中既讲自由有多好,也讲“他人就是你的地狱”,有他人存在你就不自由。要我看,就不光是有他人存在你就不自由,有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你也同样不自由,有地心引力你自由吗?想飞,试一试看,不自由。所以按照西方的这个逻辑下去,就会连地心引力它都想摆脱,那才叫真自由,只不过那种自由是小孩子想象当中的自由。但是形式自由也需要尊重,比如说你现在想走自己的路,父母说这条路不好,那你觉得这是我喜欢走的路,我都已经长大了,你别管那么多,我想干的事情你不让我干,而你想让我干的事情我没兴趣,你剥夺了我的形式自由我很难受。你可以给我讲道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还得让我去犯错误,这个自由你总得给我吧?那就得给。但是这种给自由的方式就需要水平,它要允许你犯错误,很多家长不允许你犯错误,不允许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走,他不知道正是你的犯错误才会使你成长,他不允许你独立成长,一定要你按照他给你规定的轨迹去成长,其实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那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所以形式自由也很可贵呀!

  我们人与人固然是处于相互联系当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必须给予尊重。如果说我们党以前搞社会主义有一些问题、弊端和缺陷的话,那就是给你独立成长的空间太小,正确的东西就想直接给你灌进去,这个可不行,灌输实际上是不行的,必须得因势利导才行。今天的同学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想法要是放在毛泽东时代,比如说一些自私自利的想法、一些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的想法,有可能会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呀。其实那些想法不过是刚刚冒头,通过启发,通过辩论,慢慢他完全有可能会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但是不允许思考,不允许辩论,直接就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会觉得很压抑。我们前面的三十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毛主席他也是承认的,他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不是请客吃饭,不可能润物细无声,那肯定留下了很多心灵的创伤。于是就有一批人出来晒创伤了,说我这里有创伤,那里也有创伤,还就是真的。《炎黄春秋》专门就干晒创伤的事情。问题是说,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假如说不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温温雅雅的,润物细无声的,和平的团结起来,倒是没有创伤了,可是那时间可就太漫长了,那帝国主义对你可不是温文尔雅、润物细无声的,那铁蹄践踏可是疾风暴雨式的,与其让日本人给我们留创伤,而且那还根本就不是创伤,而是直接的死亡,那还不如我们自己人给自己留下一点小创伤了,它的大逻辑是这样的。其实当年留有思想创伤的人他也没有太大意见,他也知道中国需要团结,团结需要集中,集中就可能会有创伤,而只要方向、路线是正确的,个人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当初大家是这么想问题的:“比我委屈的多了,那牺牲的两千万呢?留点创伤算什么?”当初大家的确是这么想问题的。后来有人说“弟兄们,我们大家都来晒创伤吧”,于是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地来晒创伤了,因为某些人是反革命,所以就引导我党我军的老干部、高级将领来控诉革命,控诉毛泽东。

  所以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吸取它的长处,又要避免它的短处,对于中国文化也同样如此。这次我们真希望来一个中西合璧,但是西方文化只能起一个基础性作用,在科学技术上起作用;但是在人文、思想、心理、身体等方面还是要中国思想起主导作用,这大体是未来新文化的发展发向。也就是说对西方文化不是一脚踹,肯定它的积极方面,但是防止它泛滥。科学技术看上去是科学和技术,其实它背后是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就是文化的东西。杨振宁说中国的《易经》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认为他说错了,《易经》实际上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是有利于技术的发展,因为《易经》的思维是综合性思维。严格说起来,《易经》有双重性,综合起来叫做“其大无外”,可以一层一层不断地综合;但是《易经》也可以走分解的路,不断地分解下去,就叫做“其小无内”,不断地分解下去就符合科学。所以你就可以说《易经》既可以走科学的路,也可以走技术的路,但是《易经》在实际的运用当中走的主要是综合的路,而不是分解的路,分解的这个路我们走的就不深,西方走得深。但是退一步说,不能总说自己优越吧,我就承认《易经》利于技术的发展,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这总可以吧。《易经》不利于每个人自由的充分表达,但是有利于防止我们每个人都自私自利、走极端,因为你要知道:每个人意见的充分表达,每个人欲望的充分膨胀,其实是会使社会变成地狱的。人民并不是天然正确的,人民既可以变成“人对人是狼”的人民,也可以变成“人与人相亲相爱”的人民,就看怎么引导了。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也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就是学会争权夺利,对于每一点利益的得失都会很敏感,很斤斤计较,这是一个发展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对自身的利益变得越来越不敏感,而对人民的利益变得越来越敏感。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两个不同的正反馈,而两个正反馈都是可行的,大家都在起点之处。所以我认为大学网现在在提“新青年新文化新主流”,这个新文化就是既要吸收西方现代科学的成就,吸收科学思维在分解意义上的合理性,也要防止西方科学思维泛滥成灾,把一切事物都以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去解决。这个就是新文化,以东方文化为主导,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文化。我们现在干的事情,其实也是转基因,是再造基因。

  这就涉及到当年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其实口号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当时的“中学”并没有为体。什么叫中学为体?其含义很深呵!这得需要慈禧太后是圣人,可是她是圣人吗?圣人绝不会把用于建海军的钱挪用去建颐和园,当她这么去做的时候,她就是个小人,小人就是西方的自私自利的人呵。所以她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那肯定就是要失败了。后来毛主席建立新中国,那是真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毛主席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叫中学,同时又要搞原子弹、氢弹、弹道导弹,那个叫西学为用,所以毛主席是真正实现了,但是还不够完美,在细节上还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地方。特别大的冲突就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上,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革命年代牺牲了,所以毛主席是把毛远新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的)上的学校就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当年是比清华北大还要好的学校,是由全国最一流的技术专家组成的,毛远新在哈军工里面是高材生,成绩单上全是九十分以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855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