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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一场革命,多种解读

更新时间:2011-11-15 12:25:43
作者: 韩德强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理由纪念着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是“一场革命,多种解读”。辛亥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只是解决了一部分,这也是当下讨论辛亥革命的意义所在。

  2011年10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其中谈及“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应该说,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大体说也是有现实依据和历史依据的。孙中山先生希望实现“民族、民权、民生”:民族独立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她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列强的统治,废除了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说民权,我们今天满大街都写着“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也有人民大会堂这样一个地方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说民权也部分实现了;第三就是关于民生问题,无论今天中国还存在多少问题,但是确实没有旧社会那种饿殍遍野、疾病灾祸横行的现象,因此说民生问题基本解决了。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的话,确实也会感到欣慰。中国共产党作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者、继承者,甚至曾经还要超越三民主义,追求共产主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辛亥革命:动乱纷争的开始还是历史的新纪元?

  

  当然,也有跟官方的观点不太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像《环球时报》的一篇题为“纪念辛亥百年,告别革命情结”的社评,文章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历经战争,死人无数,当时的中国‘主义’林立,不同的利益及道路激烈竞争。中国能被日本那样轻易地蹂躏十几年,一半以上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这种‘乱’送给了日本不可思议的机会。或许可以说,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休克疗法’,今天的中国人享受了它的成果,但有几代中国人为此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

  《环球时报》确实是说出了一个许许多多人不敢说的历史事实。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推翻了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问题是,推翻了千年皇权专制制度之后,带来的是什么?是不是直接带来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首先带来的确实是军阀割据,甚至是引来了外敌入侵,日本人正好趁虚而入。所以,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如果说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这场革命就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因为不管原来的政权多么腐朽,多么黑暗,但至少是一个统一的政权,专制治下也有着和平。革命后却变成了一个动荡纷争、四分五裂的社会。至于说,这个社会在后来的1949年又重新统一了,这是中国的幸运。要是不统一,继续打下去,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开启了一个战争和混乱的时代。

  

  辛亥百年,改良和革命的历史争论

  

  所以,一旦康有为介入争论的话,这个话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康有为如果说,我当年预见革命将开启百年的血光之灾,没说错啊!即使不到百年,38年对于中国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呀!如果当初的晚清政府能改良,能够像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它也能成功,那中国没准会更早实现现代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就有争议了。这个争议的一方出来了,它就是改良派。

  所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确实是出现了一种“革命神话”,就是革命一定是好的,改良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到了2011年的时候,这种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话题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又隐然出现。这篇社评的结尾提出:“我们能否用今天的和平把祖国带向真正的民主和繁荣,而不是在今后的某一天轻率制造一场新革命,把中国历史赶进革命的循环中不可自拔,这就要看我们当代人智慧和悟性了”。可见,社评是在担心中国重新出现革命,是在主张改良。

  当然,《环球时报》的这种论调可能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所提出的“告别革命”理论。李泽厚是在反思过去的革命;但是《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它是在防止未来的革命,是在警告我们在未来不要轻启一场新的革命。所以《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比李泽厚的更有时代感。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的“革命”逐渐已经蔓延到欧洲、亚洲,而不仅是美国的各大城市,那么中国今天是不是也正在酝酿着一场“华尔街革命”?中国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也存在“1%对99%”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固化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掌握政策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执行权。因此中国社会可能也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但真要来一次新革命吗?许多人,即使是属于99%的被损害者,也会有些犹豫。

  但是,的确有一些人,既有左派也有右派,非常希望出现一场新革命。右派认为,中国还需要一场辛亥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封建专制大一统,所以,辛亥革命不彻底,还要再来一场辛亥革命,来开启、引进西方式的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论调在《新京报》的一篇题为“从辛亥百年的历史节点继续出发”的社论中就得到了非常隐秘的体现:“孙中山先生及中国第一代现代化先驱们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想,即使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待完成……”

  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古代的政治文明,不是一个现代的政治文明。尤其是“89风波”后流亡海外的那些人,他们认为中国今天还是需要一场孙中山式的辛亥革命,而自己流亡海外跟当年孙中山被满清政府赶出国门流亡海外是一样的道理。当初,满清政府认为孙中山是乱臣贼子,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的。今天的这个党也是认为海外的民运势力是乱臣贼子,也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的。既然孙中山后来被视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发动者,那么为什么百年后的海外民运分子不能重享孙中山的光荣呢?他们的内心可能会以“孙中山未竟事业的继承人”自许。

  还原到历史当中,我认为有一个比喻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就是民运分子说今天的中国政府就是当年的晚清,也是如何如何。但是我看今天的共产党跟当年的晚清相比还是有很多的可取之处。比如说,满清晚期是四百万满族人统治四万万汉族人,当时民族的界限是非常森严的。这种民族界限的森严使得那些汉族的掌握重权的人也对满清政府极为不满,他们同样感受到来自满族贵族的那些排斥。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满族的统治圈是非常的狭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个森严的民族界限,少数民族的人也可以当干部,这样共产党跟全国人民的融合程度是当年的满清政府远远不能比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今天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要高得多;第二,共产党领导下的今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确实也是赶上来了。你尽管可以说她是“肥大”,是“大而不强”,但是在经济总量上能够赶上来也是满清晚期所望尘莫及的。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客观上就高于周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独占鳌头,这也使共产党政权上的合理性高于满清晚期。第三,孙中山讲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条,正如胡锦涛所言,今天的中国一定程度上确实实现了。当然,如严格追究下去,那确实都有问题。但是,若是跟百年前相比,都有进步、都有进展。因此,当今政权的合理性实际上是高于满清晚期的。这一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低估了的。

  当然,我这样讲就会被称作是“改良派”。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能改良还是优先选择改良,改良不了社会它自然会要革命。这个时候你不见得呼吁,革命也就来了。孙中山先生当然不会认同我的说法,因为他会说“辛亥革命当初是我们鼓与呼,呼出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孙中山的“鼓与呼”,可能满清政府本身也到了该革命的时候了。中国历代的王朝,没有千年王朝。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即使没有外部的思想资源,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的资源,俄国革命的资源,所有这些思想资源都没有,中国还不是发生一次次的革命吗?社会秩序的颠覆和更替,这个叫革命。因此说,满清晚期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神话、一个民谣或者一个寓言就可以把它推翻的地步。只要再来一个类似于鱼肚里面取出一个竹简来,说“中山王”,那他可能就当王了。所以,我们有可能夸张了满清晚期革命思潮宣传的作用,忽视了这个政权本身自己堕落、自己腐败而造成的问题。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革命”究竟要如何定义。如果说革命是指社会秩序的颠覆,这个颠覆不以你革命者的愿望为转移。因为一个社会秩序有巨大的惯性,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中有无数不合理的现象,但是这个社会的惯性还在继续。社会秩序颠覆的革命,实际上比较接近于传统中国对于革命的定义。它指的是一个政权气数已尽,必然要被别人替代而爆发的革命。西方式的定义说,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革命。按照这个定义,革命是天天都可以发生的,这等价于“造反有理”。即使是西方型的革命,你真去实践的时候,依然会遇到来自社会惯性的巨大力量。孙中山先生多次在海外组织资金到中国境内来组织革命、暴动、起义,但是都被镇压了。1911年4月,孙中山先生组织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起义,就是广州黄花岗起义,但这次起义仍然以72烈士牺牲告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满清政府已经是奄奄一息,但是要镇压你一场无论是72人的还是几百人的起义,它还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还有能力。至于说,为什么后来在武昌爆发了革命,那确实要感谢孙中山他们这些人,感谢革命党人的努力。满清晚期实行了新的军制,武昌是一支新军,这支新军当中渗透了孙中山先生他们这些革命派的主张和思想,甚至包括中高层都被渗透,这样革命才能成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功劳记在孙中山头上也确实有道理。

  

  历史真相:一场没有预料到的偶然革命

  

  问题在于:尽管新军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革命思想并没有使他们形成一个革命组织。当时中国的革命思想是像种子一样飘散在全国各地的,彼此之间并没有有组织的联系。一旦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马上出现一个问题:怎么办?没主张,只好把当时满清政府在湖北的督军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说“那还是你给我们当领导吧”。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些革命派其实还没想好呢,革命就发生了。

  这场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也不简单是因为武昌起义。假如说袁世凯继续忠诚于清廷,会怎么样?那很有可能他会镇压掉武昌起义,满清政府也可能继续苟延残喘。因为类似的故事,在1851年太平天国时期已经演出过一次。洪秀全他们一支农民起义军,席卷长江以南,占领了南京城,满清朝野惊慌失措。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出来了一个曾国藩,他是汉族人,组织了一支湘军,最后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了。如果说曾国藩以得胜之军趁势北上,逼清廷让位,至少是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驱除鞑虏”。他当时其实是有这个力量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巩固满清政府的秩序去了,所以这样满清政府才活下来。按照这个逻辑演绎下来,袁世凯他也可以继续效忠于满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那么这场革命的结果也就两说了。

  这里,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一个问题:孙中山为什么让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因为孙中山这个大总统,一没有钱,二又没有枪,没有力量。袁世凯看到了革命派的虚弱,逼孙中山让位,又借革命话语的大势逼迫清帝退位。因此,辛亥革命实际上还真是一场稀里糊涂、潮流性的革命。鲁迅先生其实对这个革命很不满意,他说这个哪叫什么革命呀,这整个是“咸与维新”,最后是乌龟王八都参加这场革命了。所以说,满清政府倒了,但社会结构没有根本的触动。结果,以国民党为主体政党的国会没有建立起来。袁世凯意识到了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干脆把国会解散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称帝,而只要他一称帝,其实就意味着辛亥革命所说的“推翻了千年封建专制大一统的制度”这个任务就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并未使中华民族真正独立

  

  满清政府肯定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表。当时慈禧有一个方针就是“以夷制夷”:用英国人来制衡美国人,美国人制衡日本人,日本人制衡英国人,以夷制夷。难听了说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但问题是,你把满清政府推倒了之后,袁世凯干什么呢?袁世凯跟日本人借钱去了。孙中山干什么去了?孙中山一样地要跟日本人、跟美国人、跟德国人借钱。这样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起来的一个新局面还是一个帝国主义支配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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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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