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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更新时间:2008-06-12 17:29:28
作者: 朱厚泽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XX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一些反复多年的争吵……

  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办?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了,我开始讲了点话。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小座谈会样,即席发言,随便讲点,交换意见。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的朋友,讲一点;在天津约见几位作家,主要请他们谈,也讲一点。大概是3月8号,听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全国理事会在万寿路开会,我约了文联、团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们,在中组部的餐厅里见面,他们让我说,我也讲了一点。后来见出版界、发行界,什么报纸的记者会,……也都讲一点。因为都是即席发言,个人随便讲,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我都不叫大报发表,连地方新华分社的内参稿我也扣下了没有让发。只有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和三联的《读书》登过两篇要点。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时,参会同志们的讲话与材料,我们只作为参阅材料,而不发会议文件,把摘要记录发给省市委的宣传部长们,继续征求意见嘛。

  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记录上报。我们收到记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高占祥同志让我讲点意见,我就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

  当时我说:

  今年(1986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我着重地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介质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些话说了以后,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许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说了。

  从说这些话到现在,又是二十二年过去,我早已经年老离休了。

  今天,年轻同志们又在这里开会,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你们再让我说,我说什么呢?

  如果允许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仍然感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激励文化艺术的繁荣、思想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在人类祖先长期进化的基础上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2007-11-03即席发言录音稿,摘录重整)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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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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