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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忆二姨

更新时间:2010-05-10 19:09:20
作者: 朱厚泽  

  

  我是一个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三位姨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占有很重的位置。我是从她们那里得到母亲的爱的。

  二姨是母亲姐妹中的长者。母亲去世时她与我们并不住在一个城市。但每年总要从成都给我和姐姐寄食品和衣物来。特别是寄来的成都皮鞋,对我是多么宝贵啊。那时的贵阳是一个阴雨连绵、遍地泥泞、冬春寒冷的城市,有一双皮鞋保暖,上学时脚不会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它使我在孩子中感到自豪。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后不久,二姨回来了。她在破砖烂瓦、颓坦断壁的家乡,看望失去了母亲的姐姐和我,叮嘱我们好好学习。她在贵阳有过不长的仃留,然后留下小表姐琪姐在贵阳和我们一起上学,又匆匆跟随她少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的教师、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到云南蒙自草坝从事乡村教育去了。

  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黄老先生在云南蒙自开辟的乡村教育只办了不到两年,又领着他的学生们回到贵阳。二姨回母校达德小学担任校长。

  这时的达德学校已因躲避空袭而迁移至南郊乡下摆郎庙,教室设在庙里东西两厢,教师学生分别住在附近农村的农民家里。二姨既菅教学、行政,又要照顾居住分散的学生的生活,从早到晚,忙得没完。但她还是惦记着我,把我接到身边,衣食住行、读书做人,全都菅了起来。不久,又把快要分娩的五姨连同小表妹姜敏、表弟自强一起接来摆郎随她同住,一起照顾。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特别是学校教职工的生活,都很清苦。二姨以她徽薄的薪金,养活这一大家人,是很不容易的。

  在两个姨母的照管下,我们几个表姐妹,除了上课,与农民的孩子们一样,拾柴,生火,提水,洗菜…,什么都学着做,晚上再围着油灯做作业。我们家的邻居,是黄老先生的夫人和孙辈小芬、小苏、小同,两家互相邦助,孩子们一起上学,劳动,玩笑,唱延安传来的抗日歌曲。星期日有时进城,我们就学着大人一样,穿上农民打的草鞋,步行十几公里,直到小脚也打出水泡…。这是我的小学生活中最愉快、最难忘的时期。在两位姨母身边,我重新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和爱。

  听说是由于一个担任国民党高官的原达德学校学生的忠告,黄老先生不得不先期离开贵阳,去了重庆。不久,一个突然的打击从天而降,把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打断了。

  二姨的爱人、王定一伯伯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全家都沉浸在焦虑中。二姨肩负着学校和家庭双重的重担,在这突然的打击面前仍然坚强的站立着,没有倒下。她四处打听到王伯伯的下落后,带着我去探望。但我们从未见到过王伯伯本人,只是由狱里的人把东西收下,就让我们走了。当我再次又随二姨带着王伯伯喜欢吃的东西送去时,狱里的人却只是摆手说:不要再送来了,他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只见两行泪珠从二姨的脸上直流下来,没有一声哭泣。我完全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紧紧拉着二姨的手说,问他们把王伯伯转到那里去了,我们好去找呀!二姨一句也不回答,泪水直淌湿我的小手,回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王伯伯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被国民党暗中杀害了。

  当时正是皖南事变后,整个后方一片白色恐怖。在达德学校又发生了国民党的军训教官检查琪姐的信件日记,威胁要抓人的事…。舅舅不得不把琪姐暂时躲藏到老外婆家原在乡下的地方去。为了二姨和琪姐的安全,只得让二姨和琪姐再次离乡背井,偷偷转至重庆,到“周公馆”那里寻求帮助去了。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二姨在一起生活。但她仍然挂念着姐姐、妹妹和我,写信,寄东西,寄钱帮助妹妹的孩子上学…与妈妈一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许多年里,我只能在因公出差时,顺道到上海、武汉、天津去看望二姨和表姐妹们。

  直至四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五年,我们才在北京与二姨、五姨和表姐妹们重聚。我始终怀念在她爱抚下的童年时光,虽然这时我也经历了几度人生的狂风暴雨,已经年过半百了。

  二姨的晚年生活,不是很愉快的……

  她对民族的前途,深怀忧虑……

  对二姨的病逝,我很悲痛。

  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

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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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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