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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方明:睿智宽厚的长者

——纪念朱厚泽逝世一周年

更新时间:2015-02-07 10:06:28
作者: ​孙方明  

  

   转眼间﹐厚泽(我一直这麽称呼他﹐包括作他秘书时)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2010年5月9日清晨﹐当我从手机上看到朋友发来的短信 — 厚泽走了﹗一时间泪如泉涌﹐仓促间﹐由感写了几句称不上诗的短句﹐题为“哭厚泽”﹐词云﹕“雷电送英灵﹐天公明心志。平生多憾事﹐未有一件私﹐铮铮一铁汉﹐傲骨归故里。正气常存世﹐厚泽在人心”。如是发给了厚泽的亲人﹐表悼念之意。其後﹐义不容辞却又悄无声息地配合他的亲人﹐配合陈群林﹐配合各方的友人﹐参与处理厚泽的治丧﹑火化﹑骨灰回贵阳﹑墓地安排诸种事务。其间﹐一种冲动时时涌出胸臆﹐我要写点什麽﹐不仅是为厚泽﹐更是为舒解自己纠结的心绪。

   从“憾事”说起

   我与朱厚泽相识27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这中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更多的时间是他众多的“小朋友”之一。无数次的倾心交谈﹐无论是他作省委书记时﹐还是任中宣部长时﹐或不到退休年龄就居家赋闲时﹐以至最後与病魔抗争的日子。你看到的﹐永远是清醒的朱厚泽﹑宽厚的朱厚泽﹑睿智的朱厚泽﹑微笑着充满活力的朱厚泽﹑坚毅的朱厚泽﹑讲话时一语中的的朱厚泽。他的精神感染你﹐他的学识丰富你﹐他的思考激奋你。

   那麽﹐朱厚泽的“平生憾事”从何谈起呢﹖我能想到的﹐至少有三件。但要事先说明﹐这是我想到的﹐不是厚泽自己说的。

   其一﹐厚泽从青年时期﹐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进而加入中共地下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毅然离开大学﹐成为职业党务人员。从那时算起﹐到依照他的级别(正部级)68岁退休﹐他有50多年时间可以为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工作。可是﹐在他精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在他经验最丰富的时期﹐有26年多的时间﹐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或下放“劳动改造”﹐或居家赋闲。当然﹐他仍然生活在人群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学习与思考。但对一个有能力工作的人来说﹐中间又有多少无奈﹐这不能不是生命历程的憾事﹗

   其二﹐厚泽从中学时代就以毕生精力投入其间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进步事业﹐他渴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富强的中国﹑民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法制的中国。而在他离世之前﹐他却清醒地看到﹐这个理想中的中国﹐有的目标已经实现﹐有的目标﹐还得期待“明天﹐明天後的明天”。这是理想与现实迸发出的遗憾。假如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理想﹐不去为之奋斗﹐你就没有类似的遗憾。後来的人们﹐会怎样选择呢﹖

   其三﹐厚泽思考过的问题﹐有厚度﹑有深度﹐范围极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艺﹑新闻﹑美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在他生前﹐却少有系统的阐发﹐这里涌一点﹐那里涌一点﹐涓涓细流﹐虽已震聋发聩﹐引人注目﹔但彰显他胸中的块垒﹐仅是冰山一角。我几次当着厚泽的面说﹐你是唯美主义﹐轻易不愿把自己的东西比较系统地拿出来﹐将来或许会留下憾事。他总是一笑而答﹕不急不急﹐再想想。他相信生命力的顽强﹐总觉得还有时间。他辞世前一个月还握着我的手说﹕我现在要集中全部精力﹐同疾病作斗争﹐这一关闯过去了﹐我一定集中精力﹐整理一下思考过的问题﹐到时﹐你要帮忙。这件事最终没有做成﹐我不知道﹐这是厚泽的遗憾﹐还是我的遗憾﹐或许﹐是更多人的遗憾。

   初识朱厚泽

   1984年初﹐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决定对贵州进行一次综合性调研。与省委研究室联系後﹐元旦一过就起程﹐记得有王小强﹑陈锡文﹑高山﹑白南风﹑王小鲁﹑谢扬等近十人。

   到贵阳後﹐安排住贵州省军区招待所﹐刚放下行装﹐省委研究室副主任老许就来告诉我们﹕省委书记朱厚泽要来看望大家﹐马上就到。那几年农村发展组在全国搞调查﹐省级领导也见过不少﹐但调查组刚一落地﹐省委书记就来看望﹐还很少见。

   一会儿﹐厚泽就到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戴着鸭舌帽﹐十分干练。进门就说﹕我知道北京有个习惯﹐进房间就脱衣服﹐这里条件差﹐没有暖气﹐室内比室外还冷﹐大家可要克服北京的习惯﹐入乡随俗﹐进房间不要脱衣服。几句话﹐一下子就把彼此的距离拉得很近。

   招待所的凳子不够﹐他很随意地坐到桌子上﹐与大家聊起来。他说﹕大家从磊庄机场过来﹐一路上很荒凉吧。贵州是全国最落後的地区之一﹐也是城乡落差最大的地区之一。贵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在这里﹐你们也许不会那麽深刻地感受到贵州经济社会的落後。一出贵阳﹐你们就能感受到贵州最普遍的状况。当他听说这次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了解贵州在全国是最先普遍推行包产到户的省份﹐此後的发展却比较缓慢的原因後﹐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搞调查研究﹐很有意思。希望通过调查﹐给省里提出一些好的建议。能够感觉到﹐对我们的调查课题﹐他有自己的看法。

   交谈过程中﹐朱厚泽讲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快变量”与“慢变量”的问题﹐他分析道﹐教育﹑交通﹑人的素质普遍提高﹐是“慢变量”﹐短时间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要靠积累﹔而搞活企业﹐搞活存量经济﹔解放生产力的要素人﹐开发资源﹐引进和培养适用人才﹐只要政策措施对头﹐可以是“快变量”。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要想快一点﹐只能靠改革开放﹐同时要扎扎实实抓基础性工作。路子对头了﹐一段时间发展可能慢一点﹐若干年後﹐就有可能快一点。他最後诙谐地说﹕“一天等於20年”﹐是浪漫主义﹐用於指导经济工作﹐非出问题不可﹔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好。

   临走前﹐他与省委研究室负责人商量﹐说这里太冷﹐北京来的同志要有个适应过程﹐搬到金桥饭店去吧﹐那里有暖气。在贵阳时争取条件好一点﹐过几天到县里﹑乡里﹐让他们体会一下反差有多大。客随主便﹐当天我们便搬到了当时贵州条件较好的金桥饭店。这是我第一次见朱厚泽﹐时间过去了20多年﹐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接触中﹑对话中﹐你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坦诚﹐以及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他走後﹐王小强对我说﹕这老头不错﹗类似的评价﹐此後我听到过无数次。

   水笼头与总闸

   1985年初﹐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工作(这是1984年夏天新成立的为中央书记处服务的小型调研机构﹐後改名为中办调研室)﹐到贵州出差时﹐见到朱厚泽﹐有一席谈话。那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後不久﹐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市场经济尚在发育中﹐由於新旧体制交错﹐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其中一部分被认为是新的不正之风﹐厚泽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回到北京後﹐我整理了一份小材料﹐登在中办内刊上。现摘录如下﹕

   朱厚泽同志认为﹕当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都很好﹐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新的不正之风。对此﹐第一要引起高度重视﹐坚决纠正﹔第二不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以致造成一种气氛﹐好像改革出了大乱子﹐应该刹车了﹔第三要区别情况﹐分别处理。新的不正之风虽然带有普遍性﹐但不同的问题在各地表现形式有很大差异﹐在程度上也很不相同。

   他主张﹐有什麽问题就解决什麽问题﹐在多大范围出现就在多大范围内处理﹐不要轻易讲“宏观失控”。就像一个水笼头漏水﹐修理修理﹐关掉这个水笼头就行了﹐不能因此把总闸关了。改革是历史性的大变化﹐出点问题没有什麽了不起。今天这样好的改革形势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改革的好形势﹐坚定改革的信念﹐坚持改革的步伐﹐抓住改革的时机。

   对新的不正之风﹐中央明确提出的﹐要令行禁止﹐但不要搞层层加码﹐把什麽都说成是新的不正之风﹐好像都是因为搞了改革才出现的。实际上﹐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需要持续性的去抓﹔也有一些问题正说明改革还不彻底﹐例如党政机关办企业﹐就是政企不分的表现。这类问题﹐不搞改革也会有﹐改革真正搞好了﹐相反可以杜绝。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一定要区别情况﹐分类处理﹐抓最主要的东西。从贵州全省情况看﹐主要是经济搞得不活的问题﹐而不是搞乱了和失控的问题。今年贵州经济起势很好﹐要用加强管理﹐加强服务来促进形势发展得更好﹐绝不能造成“刹车”的局面﹐把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好形势压下去。

   “虫与龙”

   大约是在1985年6月﹐厚泽到北京开会﹐我去看他﹐说到贵州籍在北京工作的不少年轻人﹐都希望能有机会与他见见面﹐交流一下。厚泽一听﹐很感兴趣﹐说﹐好呀﹐白天不行﹐要开会﹐晚上可以。我同他约定时间後﹐便通知有关人。地点定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租用的中联部小招待所会议室﹐位於西直门内前半壁街甲22号。

   那天晚上﹐呼呼拉拉来了3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有的似乎还是在校大学生。我记得来的人中有朱正霖﹑瞿小松﹑罗安义﹐其他记不住了。约好的时间快到了﹐我到招待所的门外等厚泽。我正看表﹐车就到了﹐厚泽下车就说﹕这个地方真难找﹐兜了一大圈。

   厚泽一进会议室﹐就仔细询问大家在北京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问大家是不是常回家﹐对贵州近期的情况了解不了解。厚泽平易近人﹐很懂年轻人﹐交谈的气氛非常好﹐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个小时。

   谈话的范围很广﹐海阔天空﹐中间一段时间仿佛是答记者问﹐年轻人提问题﹐厚泽作答。议论得最多的﹐是贵州的人才外流问题。

   他讲道﹐贵州是内陆省份﹐又是山区﹐交通不便﹐相对封闭﹐有更多的人离开大山﹐到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学习﹑工作﹑深造﹐短期看﹐是人才流失﹐长期看一定会对贵州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他认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贵州青年﹐走出去看一看﹐去学习﹐去工作﹔不仅到省外﹐还要到国外。这些人中间﹐总会有人回贵州工作﹑创业的﹐出去的人越多﹐回去的也会更多。当他听到贵州籍在京的一些年轻人﹐由於环境的变化已取得一定成就後﹐就幽默地说﹕看来贵州人不笨﹐在家是条“虫”﹐出去变成“龙”。我主张在贵州不能发挥聪明才智的人﹐哪里能展示他的聪明才智﹐就到哪里去发展﹐这是合理的流动。人才无用武之地﹐比人才流失更不好。

   厚泽转而语重心长地说﹕就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贵州需要大批的具有各种特长的人才﹐但贵州留不住人才﹐特别是没有变“虫”为“龙”的机制和环境﹐正是省里各级领导人应该深思的问题。他又说﹐搞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大多需要依托实验室和先进的设备﹐贵州条件不具备﹐很难出成果﹐这样的人才苗子﹐哪里有好实验室﹑好设备﹑好导师﹐就应该去哪里。搞应用技术的﹐搞经营管理的﹐在贵州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讲生活条件﹐贵州跟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没法比﹐跟沿海地区也没法比。但在贵州﹐能不能给青年人﹐特别是有志於贵州发展的年轻人﹐创造好一点的工作环境﹐有利於他们创业的环境﹐有利於他们正常工作的环境。讲得更广一些﹐不仅是回来的﹐外来的﹐要给他们创造好的环境﹐现在就在贵州工作﹑学习的人﹐同样应该有这样的环境。有了这样有利於人才培养和发挥才干的环境﹐苦一点﹐累一点的承受能力就能提高﹐一条“虫”﹐就可能变成一条“龙”。不是一条一条的变﹐而是大批的变。采取什麽措施能造成这样的环境﹐是大家给我出的题目﹐也是我的收获。能不能有好一点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努力。

   十分可惜的是﹐这次见面之後一个多月﹐朱厚泽就奉调中宣部任部长﹐他没有来得及在贵州作出改善人才环境的答案。

   直面受批评

   我与厚泽交往20多年﹐受到他严厉的直面批评﹐只有一次﹐而当时﹐我不是他的直接下级。

事情是这样的﹐1985年秋﹐为加快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在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前有一次中央全会﹐中间是代表会﹐後又有一次中央全会﹐开了近20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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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香港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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