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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全面改革的宣言书

更新时间:2010-05-11 13:18:12
作者: 朱厚泽  

  

  张博树按:由于厚泽先生的慎思、严谨,对自己的稿子总觉得不满意,这篇文章最终没能放进《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发表。现在想来,是一件憾事。作为这本书的主编,也作为厚泽先生的晚辈、同道,我想在厚泽先生逝世之际公布这份文献,是适时的,也是应该的,它是厚泽先生留给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样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所思所想,了解一个党内改革者的认知和博大的情怀。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

  1.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2. 耀邦的富民思想。

  3.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4.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5.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另一个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耀邦接着说道:

  说清楚了改革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的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

  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

  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提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

  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

  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后边我还要谈这一点),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作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同志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同志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同志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想再看几个县,池必卿说走,马上回来召开省委常委会,按照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重新布置工作。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最近贵州的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把这天的《贵州日报》给我复印寄了过来。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

  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

  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

  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

  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

  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其中的某些观点。记得后来李先念到贵州疗养,我们去接他,李坐在车里不言语,拿着一份材料看,突然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红眼病”?老子他妈的就是“红眼病”!当时谁也没敢搭腔。显然李对耀邦的观点有意见。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的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的开放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我当时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处境不允许。我当时的处境是五层“袈裟”:耀邦是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实际上他不是列席,他是指导;胡启立是常务书记,管日常工作,我们几个部都在胡启立指导下工作;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模模糊糊还在分管着意识形态工作;整个这个架构上面还有垂帘听政的,是不是五层“袈裟”?在这种架构下,我这个中宣部长算什么啊?怎么搞嘛?此其一。第二,我要和盘托出我的观点,通不过的,不可能通过的,如果胡乔木邓力群还有其他人发一通言论,我怎么办?他(耀邦)也不能完全不听这些人的观点的,作为总书记,总要几方面意见都要照顾到。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的意见不能说的,说了就犯规了。

  我当时的作法是,第一,我绝不准备系统报告,第二,我不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第三,我绝不搞全面性的、政纲性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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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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