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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07-06-17 23:28:02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在历史学科中,当代史的概念是比较模糊和界限不明的。就全球史范围来讲,当代史大致表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变化中,许多国家推翻了旧的政权系统,成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讲,当代史是从新的国家政权成立开始的,表示国家进入独立发展的历史时期。各国当代史的具体时段不同,历史情况各异,社会变迁的程度也不一样,但还是可以提出一个共同的学科界说:当代史是近距离的现场感很强的历史,也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一代人的历史;当代史是刚刚进入研究领域的新历史,学科建构尚未完善;当代史是正在沉淀但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的历史,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会涉及到现实的人和事;当代史是已有了公共性质但还没有完全公共空间的历史,政治敏感度高,受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当代史是世界现代化大潮猛烈发展的历史,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已经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

  中国当代史是从1949年开始的。但过去几十年间,这段历史一直是有史无学,真正进入学术领域,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这段历史留下了前无古人的深刻印迹,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研究领域的广阔性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的历史所不能比拟的。

  

  一

  

  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趋向已逐渐转向当代史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已然成为了重点。这种趋向的出现,正是中国进入21世纪之际,国际国内情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

  中国文化传统中,修史活动是国家文治的重要方面,历来有盛世修史之说。盛世修史,其义有二:一是有修史的时代需要,二是有修史的社会条件。盛世意味着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实现长治久安。盛世也意味着国家安定,政治开明,社会具有宽容的雅量,可以从容地看待过去,公允地总结利弊得失,修出一部信史。如果社会生活紧张,阶级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现实生活也就缺乏容纳历史言说的空间,是无法从事修史活动的。

  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人们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国情和世情发生的这些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使提高我们的历史知性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深化对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和中国现代化特殊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执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上世纪后期兴起的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潮流,为这一认识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新视野。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加大了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落差,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需要有全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当前,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推进改革和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共和国史和中共执政史,作为昨天的现实和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其研究的重要性就显得格外突出。

  当代史的研究,于政,于学,极有意义。于政,当代史作为现实政策制定的直接背景,通过对过去政策利弊得失的分析认识,获得历史的智慧,摆脱现实的认识局限,有显著的资政功能。于学,当代史作为将人类刚刚经历的事情存史的过程,是为后世留下当代人活动的真实记录,直接关系到人类文化的薪火传承。但当代史研究的难度也正在于此:资政功能强,则容易以政伤史,以宣传代研究,把严肃的科学研究变成粗俗的政治说教;存史之学,则史实拮取,史料鉴证都是原初的工作,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加之当代史记载的是刚刚发生的经历,与现实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历史距离感,存史论史之中不免掺有主观的断见,不易做到客观公正性。

  历史研究工作,就是让事实说话。为史就是记述历史发生的本然,清理出历史的事实真相,明示于社会的公共空间,以便人们认识历史,鉴往知来。当代史所为,是把人们刚刚过去的经历推到历史的公共空间,清理事实真相的工作难度很大,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这就需要社会提供一个存信于史的述事空间,一个清理历史的言说环境。

  在史学领域中,讲究时过境迁,然后言史。中国史学文化历来有不修当朝史的传统。这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学术的因素。一般来说,离现实越近,对历史言说的制约因素越多,越难能有客观公正的持平之论。所以有“百年之内无信史”之说。走入近代以后,历史变量骤然剧增,社会变化迅速而猛烈,当代修史也就成为必然趋势。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当代史是刚刚走入公共空间,又还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冷却下来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是近距离的关系:事情虽属历史,但当事人和当事人亲属还在,社会影响还在,政治语境还没有变化。“时过境未迁”。当代史的言说环境,要受到来自现实社会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冲突,也有现实与历史的恩怨纠葛。所以,当代史研究既不同于已经与现实拉远了距离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现实社会问题的零距离研究,但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绝不亚于这两者,甚至还要更难一些。

  古代史是“时过境迁”的学术,因研究的时段远离现实,鲜有治学上的禁忌,且有经前人梳理过的史料为治学基础,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所以一向有学术象牙塔之称。所谓纯学术的象牙塔,就是指一般不与现实政治发生直接联系,较少受现实干扰,也不刻意去影响现实,有着为学术而学术的一份从容和功到自然成的自信。近现代史,其言说的时段已是现代国家的形成期,就不可能超然于政治之外了。它们对传统社会解体的解释,对现代社会出现的解释,也就是国家的道统、法统和政统的来由和根据。所以,近现代史的历史言说,会在国家政治框架的合法性等问题上,对现实政治间接地产生影响。当代史的时段,是现代史中最接近我们现实社会的部分。当代史的言说不仅涉及国家现行体制的合理性,还要涉及国家现实政策的形成背景,涉及过去的政要显贵,有着直接影响现实社会的政治敏感性。这就使得当代史的研究往往与现实问题研究有着相同的言说语境和相同的政治禁忌。

  历史述事是社会公共领域的事情,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良性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民主化程度高,社会开放度大,民众权利有保证,舆论有自由言说的空间,人民对国家政务活动有知情的权利。国家对政务活动机密领域的保护,是通过法定档案开放期限实现的。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社会舆论封闭,人民缺乏民主权利的政治生态环境里,不但当代史的述事空间基本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素有象牙塔之称的古代史研究,其述事空间同样会被现实政治吞噬掉的。大家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把一部中国历史曲解成了“儒法斗争史”。这是一个用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典型例证。政治透明度高的民主体制有一个比较不受约束和不被检查的公共领域,政治高度集权的封闭体制是有现实而没有历史的,两者一般都没有当代史的言说权利问题。只有在政治已有开明性但还没有民主化,社会已有开放度但还没有公开化,民众已有言说空间但还缺乏法律保证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当代史才会遇到真正令其尴尬的述事空间问题。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时期中,现实政治和历史言说的关系最为密切,现实和历史的互动性最为强烈。国家会利用历史建立对国家体制和政策的认同,会利用历史推进体制改革和调整政策;同时也会担心过分追究历史可能影响到社会认同,也会出现误导历史记忆,颠倒历史因果的问题。所以,当代史研究的开放程度,往往就成为观察现实政治开明与保守的一个视角。

  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当代史“时过境未迁”的研究不同,其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是在同一个时境中的。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相比,当代史研究说的是已然,现实问题研究说的是应然。应然所言的是事情的未知结果,结果如何要留待将来验证,可以凭逻辑说话。已然所言是已有结果的事情,要追溯这个结果产生的来由,则必须凭史料说话。当代史的研究是将一段过去发生的历史真相公诸于世,其言说要受到档案材料的掌握程度和史实鉴别考证情况的限制。当代史的史料,既有头绪繁杂的问题,也有史源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面上的材料似乎是铺天盖地,浩如烟海,状如乱麻,线索繁杂,难以梳理出头绪。另一方面,能够揭示历史内幕的核心材料,如档案材料和记录历史关键人物活动的历史资料等等,又要受到档案解密开放的限制。在去伪存真考证史实的工作中,又会因缺乏开放的环境条件,难以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另外,当代史学科本身,学科理论和方法还不成熟,话语系统还没有完全走出现政治语境,还需要构建科学的学术体系。所以,相对凭借理论分析的现实问题研究而言,当代史研究更要受制于史源等学术因素的限制,言说的难度会更多一点。

  同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必然会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化。对于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体制性、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我们总是要一再地叩问历史,搞清问题产生的缘由,提出自己的认识。所以,当代史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向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特别对于处在转型期的社会来说,在进行大的政策调整时,总是一再在当代史的问题上作出开题的文章。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根据。

  概而言之,当代史研究既有现实问题研究的政治规定性,又有历史研究的学术规定性。前者构成了学术研究开放性的挑战,后者构成了学科建设科学性的挑战。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这些挑战就形成了当代史的言说环境和述事空间。

  

  二

  

  作为近距离和现场感很强的历史,中国当代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有铭心刻骨的过去,都有自己荡气回肠的故事,都可以从国运跌宕起伏中找到自己沉浮其中的身影。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具有恒久的言说价值。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映这段历史的各种文史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一直是畅销不衰。这正说明了在我们精神生活领域中,客观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当代史述事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存在于纸介、影视、网络等有形载体,也存在于思想言论的无形载体中,容纳着个人的和官方的、学术的和大众的、公开的和私下的种种历史言说。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举世罕见的,在它的述事空间里混杂着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的和学术的各种言说。既有严谨的科学之论、探微之作,也有大量因袭旧说、重复雷同、粗制滥造的读物,还存在着许多造成误记和误读的情况。

  (一)当代史的社会变迁内容极为深刻,有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社会全面变革的时代。国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动员,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在不长的时间里,国家不仅彻底改变了全体国民的生活方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的思想和心理。可以说,从来没有哪段历史像中国当代史那样,国家对社会有这样强大的控制力量,国运和每个人的人生际遇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这段历史中,不仅展现了变迁社会中充满各种变化的政治风云图谱,还展现了变迁社会中充满极端色彩的人生百态。在各种整来斗去的政治运动中,人性的善恶被发挥到了极致,给历史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自我反省的样本。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有可能成为绝本的历史文化资源。

  对中国当代史的反思,应是全民的责任。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无论政要名人,还是平头百姓,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发言权。尽管由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不同,卷入历史的程度不同,发言权会有大小之分,但都有平等的言说权利。他们关于个人经历的回忆,都具有历史著作的性质,在社会不同层面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多层面的变化,提供了社会史、口述史和精神史的丰富资源。

  在历史某个片段上的个体记忆,还是零碎的、片段的和感知的历史。在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中,既有个人在历史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还有话语权上的差异。知识分子是言说强势的群体,是他们在发表历史言论。普通工人农民处于言说弱势,但他们默默地承受的历史是更为沉重的历史。在历史叙述中,显贵人物的事情,虽细碎,也是世人瞩目的大事。草根阶层的事情,虽重大,也是不被重视的琐事。所以,在自然叙述的状态下,会带来把历史琐碎化的倾向,还需要研究者进行历史整合,才能形成完整的集体记忆。

  (二)当代史的历史悲情色彩浓郁,充满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历史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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