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山之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是反映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研究，长期是一门显学，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望文生义的附会解读较多，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很少，在文本学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尤为薄弱。从原始文本的形成演变到经典文本的分析解读，都长期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拟利用多种文献史料，系统考察《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并试图通过不同时代的语境分析，探讨在其经典化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子，以期对《论十大关系》的实证研究有所铺垫。

一

历史地看，《论十大关系》生成时所处的历史语境是非常复杂的。在毛泽东系统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汇报的同时，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各部委汇报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具有相互参照的对比性，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条线索。

然而，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策选择，客观上存在着发生阶段上的时空落差。斯大林模式是国际共运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也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赶超捷径。然而，斯大林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实际上是国家统制经济的军事工业体制，重工业挤压农业、轻工业，生产脱离人民的生活需求，存在严重弊端。苏联长期实行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积累下许多问题，对其弊害有切肤之痛。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检讨斯大林时代的执政路线问题，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可谓势在必行。苏共政策路线的改变，集中体现在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政策路线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脱胎于斯大林模式，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著名口号。当苏共开始检讨斯大林体制的弊害时，中国还在继续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国家建设，并基本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正在筹谋如何加快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而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和加强农业的新经济发展计划，给中共高层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启示。最大的启示就是破除了对“老大哥”的迷信，不再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地“克隆”了。在前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后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出台，可谓既“以苏为鉴”又“以苏为师”。

但无论“为鉴”还是“为师”，核心点都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体制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然而正是在这方面，中苏两党的认识有很大落差。对于苏联所经受的斯大林体制的弊害，中国人还没有切身体会。毛泽东的“以苏为鉴”，是在苏共检讨斯大林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以中共熟悉的群众运动的赶超方式，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并因“大跃进”的失败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这段从“以苏为鉴”到“以苏为敌”的历史翻转之变，起始点就是《论十大关系》。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问题意识”所在。中苏两党分道扬镳的最初起点应该设在哪里？苏共二十大与《论十大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应如何理解毛泽东“以苏为鉴”的赶超思想。

“以苏为鉴”是《论十大关系》形成、演变及其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里既有对斯大林体制基本原则的坚持，又有中国经验的创造性发挥，内容重点前后不一，是一个在实践中行走的动态概念。

“以苏为鉴”概念的最初提出是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积极反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二十大首先鸣响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号角，揭露了斯大林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方针；在经济上，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强调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些来自苏共的新思考，与毛泽东在听取各部委汇报中了解到的中国在借鉴苏联模式中的一些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负面后果，内外交织，构成了毛泽东“以苏为鉴”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两条线索。这是“十大关系”酝酿成形的特定历史条件。

在毛泽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系统听取35个部委汇报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并非就是他说的“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还参加了不少重要活动，如参观在瀛台举办的工业展，以获得对现代工业的感性认识；接见外宾和外国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研究苏共中央非斯大林化的政治动向；等等。在听取汇报后期即综合部门汇报时，中共高层得到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研究中共如何表态的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思路形成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交互影响，主要是这个时间段内的事情。

中共高层虽然对苏共的非斯大林化动向早有察觉，已经了解到苏共二十大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新动向，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出的种种问题，还是让中共领导人感到震惊。毛泽东评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基调是非常正面的，主要是对策略方法的微词。毛泽东说，“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要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多遍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一论”)，表明了中共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基本态度。一是对斯大林给予了“三七开”的策略性评价，以缓和非斯大林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二是赞同苏共二十大的对外和平共处、对内发展民主、提高人民生活的路线方针。只是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因为事关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毛泽东表示了保留意见*。同时，中共也提出避免斯大林错误的“以苏为鉴”问题，认为中共一向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能够抵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中共过去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现在仍然是必要的。这是毛泽东“以苏为鉴”最初思考的起点，主导了《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思路。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一个多月中，从3月13日到4月11日的十几次汇报都没有留下记录。这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是关注苏共二十大。从4月18日起，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委所做的“二五”计划汇报时，开始对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归纳。4月19日，毛泽东提出要搞好三个关系，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4月20日，他在听取汇报时又增加到五个关系，即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4月24日，毛泽东又归纳出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经济与国防、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等六大关系。他说：斯大林在第四条上犯错误，东欧国家在第一条上犯错误。4月25日，毛泽东在前述六条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四条政治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和国际关系，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

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酝酿形成，从开始归纳到正式提出，从三条、五条、六条扩大到十条，从经济关系扩展到政治关系，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星期。这个过程是比较仓促和个人化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做“十大关系”的报告，同样也带有随机性特点。会议原定议题是农业合作社问题。毛泽东抛开原定议题，径自讲起了经济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会议转为讨论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报告。

毛泽东4月25日做“十大关系”报告，因事先没有与闻，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有安排录音和速记，事后中办根据几位与会者笔记整理出一份记录稿。但毛泽东对记录稿很不满意。*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总题目，再次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的“十大关系”报告又有新的修改补充，增添了这几天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一些新内容，如生物学家胡先骕与苏联李森科学派争论的问题、地方分权的问题、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又着重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整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鼓励广开言路。这次的“十大关系”报告，中办做了完整记录，是以后《论十大关系》整理修改的基础稿本。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过程，表面看是有些随机性，但实际上对应的是苏共二十大的改革路线，反映了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最初思考。特别是最后增添的四大政治关系，显然是吸取了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教训提出来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问题，激发了毛泽东“弯道超车”的赶超意识。他在听汇报时，批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观点是奴隶主义，认为中共内有“群众路线”的传统，外有反教条主义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出现苏共的错误。他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主题，是包括了中苏两方的：对苏共是纠正错误的问题*，对中共则是破除迷信的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5月讲：“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但对于用“十大关系”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毛泽东还是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态度，直到提出两年后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说：《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

毛泽东4月25日第一次讲“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稿，是研究《论十大关系》思想起源的关键性史料，但迄今没有公开。从其仓促草成的过程和内部讲话的特点来看，这个讲话是比较随意的，有即兴发挥的特点，不太讲求前后的逻辑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还在研究思考中的过程性特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材料中，有篇题目为《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的选文。这篇会议发言的材料，内容比较凌乱，前后次序不清，文字相当简略，但讲话主题明确，语言风格一致，估计是来自某位与会者的现场笔记记录。通过这篇材料，我们可对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基本风格和内容梗要做一管窥。

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原始讲话文本“束之高阁”的情况下，比较贴近原讲话内容的应是其他领导人即时的传达学习报告。参加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共110多人，除了中共人士外，还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大受与会者欢迎。会后，有人问毛泽东，能否传达。毛泽东答道：可以传达。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可以传达。周恩来行动最快，在国务院率先做了传达。

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以《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总题目，结合政府工作讲解了“十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工作部署。之后，他又在国务院和公检法系统进行了几次传达。

周恩来5月3日的传达报告，全面阐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在讲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时，周恩来指出，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一般地说，这个方针是执行得比较好的，但还需要农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适合人民的需要首先是生活上的需要。苏联对农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使农业发展不大。东欧国家对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也有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引以为训，应很早注意”。根据目前世界局势，世界战争“有推迟而且避免的可能”。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准备，但也不要过分地受杜勒斯的恐吓，造成被动”，而应该很好地利用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增长人才，提高技术。周恩来还讲了要保障个人利益、给地方放权、反对大汉族主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面等问题。这些观点显然来自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的启发。关于“以苏为鉴”的精神，周恩来表述为：“苏联经验有些很好的应该继续学习, 但是不能统统照抄。”他认为，“十大关系”的提出，“也正是我们三十年革命经验和六七年建设与改造的经验的总结, 也是有鉴于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取得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的传达报告，结合政府各项工作的部署，把“十大关系”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披露了许多内部情况，如镇压反革命和肃反的方针以及杀、关、管的数字等。周恩来说：这十个方针，现在还是初步意见，允许大家讨论，还不搞文件。要求在地方传达到县，中央部门传达到司局。用两个月时间和各种问题联系起来，好好研究一下。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是最早下发的《论十大关系》传达文本。

关于《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政策相关性，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苏联方面。1956年8月22日，苏联驻中国代办利哈乔夫向苏共中央报告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内容，并与苏共二十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比对。这是研究《论十大关系》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

利哈乔夫的报告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原初报告的内容信息，披露了许多不公开的保密数字和人名，不仅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性，而且结合《论十大关系》分析了中国政府许多新的政策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以外部世界的眼光对“十大关系”进行政策评估的，许多观点别有见地，为研究《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国际视野的参照系。其评估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治定位，二是对“十大关系”进行的逐条分析。

第一，关于“十大关系”的政治定位。

利哈乔夫报告把“十大关系”称为“十项原则(方针)”，来源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报告认为，“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出台的政策背景是要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这十项方针“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报告认为“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是一致的。“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第二，关于对“十大关系”的逐条分析和解读。

(1)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认为，毛泽东加强轻工业的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但报告又指出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中国不仅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落后。报告比较了中国与苏联在同一时期的重工业投资占比(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中国“一五”计划的重工业投资比重，要高于苏联“一五”计划。中国为88.8%，苏联为85.9%。中国“二五”计划的重工业投资占比是87.5%，也比苏联同期要高。

(2)关于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力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发展新工业区的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的指示，利哈乔夫报告评论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中国“一五”计划的前三年里，沿海工业发展速度滞后。报告还说，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70%的工业，二是注意到原子弹带来的战争形态的变化。毛泽东的讲话引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报告还说：现在中国已限制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3)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认为，国家预算给国防拨款依然很高，“二五”计划要给经济建设更多资金。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报告还披露说：军方已有裁减兵员和减少武器进口的打算。

(4)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要求“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报告披露了民众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在1954年和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情况。政府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报告还说，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提出，显然考虑到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5)关于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要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报告同时说，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6)关于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指示评论说，到目前为止，中共在民族政策上还有严重的错误，一些地区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中央政府对民族政策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曾派出七个民族政策检查组到各地检查，大幅度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拨款。

(7)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在论证这一原则时，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的“反对派”意义，能够了解“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影响，因为各民主党派本身的总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万至5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有明显的政治作用。

(8)关于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毛泽东指示减轻对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是完全正当的。

(9)关于开展批评的原则问题(即《论十大关系》的第九个关系“是非关系”)。利哈乔夫报告指出，毛泽东批评了对上级唯唯诺诺、不能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现象。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的缺点。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一反过去的传统，对国家机关的缺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中共不久前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氛围。报告还指出了不足，即来自下面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

(10)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利哈乔夫报告说，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报告特别指出，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国情特点。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不要骄傲，也不要妄自菲薄。

总的来看，利哈乔夫报告对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政策评估，有些主观臆断的地方，如对毛泽东急于求成的赶超心态估计不足，但整体把握比较准确，政策理解比较到位，也有相当积极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到“十大关系”与苏共二十大路线有很大的相关性，反映了中共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初起时的蓬勃气象。

由上可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以及对斯大林内政外交政策的批判，不仅让中共有了“以苏为鉴”的觉悟，而且苏共二十大在非斯大林化基础上提出的新政策方针，也为中共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新的借鉴模板。这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原始稿本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从周恩来、朱德等核心领导人的报告和当时中共高层的政策动向来看，至少在“波匈事件”发生之前，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基本是正面、积极的。所以，如果把《论十大关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思想资源来看，它既“以苏为鉴”也“以苏为师”。虽然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很有限，发展政策也没能摆脱斯大林重工业优先的窠臼，但在国际共运中引起的震动是极其强烈的。然而，“波匈事件”发生后，苏共的立场又趋于保守，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错误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而是脱离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搞了教条主义、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问题。而在群众路线方面，中共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的，因而不会犯苏共的错误。中共在“波匈事件”后所讲的“以苏为鉴”，已不只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也是对赫鲁晓夫“矫枉过正”的批评。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讲，对苏共批斯大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忧的是“一棍子打死”地否定“个人崇拜”。这是从维护领袖权威的角度给“以苏为鉴”增添的新意义。毛泽东的这些后见之明，与他在《论十大关系》时的思想认识有很大变化，但在中苏关系的历史流变中，却成为后来者居上的主流叙述。这或许也是《论十大关系》迟迟未能公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从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正是毛泽东从提出《论十大关系》到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时间段。前篇讲经济，后篇讲政治，中心点都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逻辑是一脉相承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时曾说，《论十大关系》中的“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过《论十大关系》与《正处》的衍生关系。1981年的历史决议也将这两篇著作列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正确思想的代表作。

然而，为什么《论十大关系》没有贯彻下去？正确的思想却得到了错误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背离说”，但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自相矛盾，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提得最多、党内外宣传也最多的时期，恰恰就是在“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而在以统筹兼顾为主题的经济调整时期，《论十大关系》反而提得最少或根本不提了。这种状况或许反映了《论十大关系》内容本身具有的二重性——既有急于跃进的强调“多快”的一面，也有兼顾各方的强调“好省”的另一面。在内容理解上的多义性，在政策实践上则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诉求。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需要从文本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考辨的重大课题。

文本政治学就是通过解读文本的微言大义，阐发某种思想观念，以确定理论对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导的国家体制中，领导人每一个文本的定稿公布，都标志着某种指导思想的正式定型，表达其治国理政的施政理念。对于《正处》的文本修订公布过程与反右派斗争的关联逻辑，学界一般是比较清楚的。在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正处》进行了重要修改，增添了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等内容，并正式公开发表，但《论十大关系》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对于它与“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关联逻辑，由于缺乏原始文本，很难对其文本流变进行考辨，很多问题难以厘清。现在一些学者虽然已开始注意到从“多快好省”的角度来分析《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主旨，但大多是依据公开发表的经典版本，不清楚原始文本是如何流变的。由于缺乏对其经典化过程的语境分析，过分解读的情况非常普遍，造成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

探讨从《论十大关系》到“大跃进”的逻辑关联，实际上就是考察“多快好省”高速发展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关节点就是1956年的“反冒进”事件。在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前后，党内高层在建设方针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产生了理解的多义性。“反冒进”实际上是中共党内急于求成的急躁冒进情绪与务实派领导人协调发展的经济理性之间的冲突，也反映到他们对《论十大关系》不同理解的认知分歧方面。

到1955年底，全国农业集体化即将完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右倾保守”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应该是在经济建设上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了。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解释“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和铺张浪费。这个貌似面面俱到的两重性口号，重心是“反对保守主义”，鼓动大干快上。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于1月25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表。1月中旬，薄一波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偶然讲到刘少奇正在逐一约谈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此事立即触动了毛泽东的兴奋点，要薄一波也给他组织一下各部委的汇报*。

毛泽东、刘少奇二人听取汇报的主旨不尽相同。刘少奇是为准备中共八大报告摸情况，以确定八大的主题报告思路。毛泽东则是为推动建设高潮的摸情况，以确定工业化赶超战略的建设方针。毛泽东听汇报的初衷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实现工业化赶超战略，但随着汇报中对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管理知识了解的增多，他的赶超思路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听汇报的前期阶段，毛泽东谈话的重点是如何大干快上，论证中国赶超苏联的可能性，要求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如讲中央束缚了地方发展的手脚；多搞基本建设，结果利润会更大；中国的党委制优越于苏联的一长制；经济建设就是要“好大喜功”；等等。在听汇报后期，毛泽东显然从“以苏为鉴”中提升了自己的知识能力。一是受到苏共二十大改革路线的启发，增强了要避免斯大林错误政策的纠错意识；二是通过听各业务部门的汇报，对现代工业的复杂性有了一定知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也有了一定了解。所以，毛泽东在听汇报后期更加关注一些影响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负面因素，表现出更多的审慎意识，如讲“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二五”计划的轻工业投资要略有增加，等等*。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认识有比较冷静的态度了。如果用“多、快、好、省”四个字来概括毛泽东关注点的前后变化，在汇报开始时他的关注重点是“多、快”，体现的是赶超战略的思想；汇报后期的关注重点则是“好、省”，体现的是统筹兼顾的思想。这个思考重心变化的过程，构成了“十大关系”出台的语境。毛泽东事后还多次讲，他原来的“好大喜功”思想，就是在这次听各部委集体汇报后才有了转变*。

然而，《论十大关系》所体现的“统筹兼顾”思想，是作为高速度实现工业化赶超目标的策略手段提出的。如毛泽东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大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谓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具体来说，就是依靠基本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转化敌对力量。不难看出，这是沿用了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模式。用划分敌我友的政治分类，来分析和解决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很大。在动员型经济模式下，综合平衡的“统筹兼顾”并不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是从属于整个赶超战略的技术手段。毛泽东是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高度上考虑经济计划的，认为计划工作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在“大跃进”运动中，极力宣传所谓“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方法论上就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

妥善处理好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矛盾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重工业优先战略更快更好地发展，这是中共高层的集体共识。所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了党内同志的热烈欢迎。然而，由于《论十大关系》在内容上的综合性和多重语义的辩证性，中共高层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理解和不同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在高速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路线方针上，也反映在“十大关系”主次轻重安排的具体政策上。毛泽东无疑是最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最高领导人，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斯大林体制的问题，反而增强了毛泽东赶超苏联的信心。他甚至把中国“一穷二白”的后发劣势的负面因素，也认为是可以在经济建设速度和技术发展上超过苏联的正面因素。他不满意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僵化和按部就班的刻板，希望通过发挥地方积极性，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大干快上。在中央各部门汇报后，毛泽东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准备汇报，并亲自阅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汇报的指示》，提出了十条汇报题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盲目发展的冲动十分强烈。周恩来、陈云等负责国务院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路径选择上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但在计划安排和发展速度上，不能不量入为出地算账，进行全国一盘棋的综合平衡安排。

《论十大关系》与国务院工作的关系最紧密，周恩来宣传贯彻也最积极，先后在国务院司局长干部会议、国务院体制会议、全国公检法联席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讲“十大关系”。作为部署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突出强调综合平衡的思想，并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加以阐释。他说，“论十大关系”告诉我们，搞好一件事情，需要反过来考虑一下问题。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利益更发展，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的集中领导，就要适当地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就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

同毛泽东一起听汇报和讨论的其他政治局成员，也大都是从统筹兼顾方面去理解《论十大关系》，启发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想法。如朱德在1956年8月关于学习贯彻《论十大关系》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解决了这十大矛盾，“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还逐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建议，如利用轻工业、沿海地区工业发展对外贸易，支持重工业；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结合，把第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发展供销合作社，作为工业和农业的桥梁，国家与群众的缓冲垫；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核心主要是如何建立合理的四级财政体制，确定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给地方稳定的财政；大汉族主义和工作中急躁图快的思想，都会破坏民族关系；对于旧知识分子、科学家、公教人员等都应予以使用和信任；对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般的反革命分子，要一律给出路，把他们从革命的对象改造成为团结的对象；对于犯错误的同志, 必须持诚恳相待的治病救人态度，打倒的办法是错误的；在对外关系上，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与民族国家交往，还要与帝国主义国家交往，取人所长, 补我所短，解决资金不足、某些原料缺乏、技术不高；等等。*朱德给中央的这些建议，宏观上高屋建瓴，微观上具体可行，代表了党内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兼顾各方、面向世界的建设思路。

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认识分歧，在具体政策上的体现，是反“右倾保守”和反急躁冒进的冲突；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则是对《论十大关系》的不同理解。“反冒进”是中共高层多数的集体意见，暂时抑制住了党内盲目赶超的躁动势头。此后召开的中共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统筹兼顾”思想和“反冒进”的政策经验，确定了既反保守主义又反冒险主义、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出了“均衡发展，综合平衡”的反急躁冒进方针，要求“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还特别提出了“留一手”的思想，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这是吸取了1956年初经济建设“盲目冒进”的重大教训。周恩来在1956年7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

在八大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经济部门都是把“十大关系”作为政策依据，执行积极稳妥的经济发展方针。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对“反冒进”没有提出异议。直到1956年10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七条意见，要求在压缩1957年预算和计划指标时，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反冒进”时讲，这是他的一个妥协方案，是给“反冒进”挡一下水。但这一时期的经济指导思想，“积极稳妥”是主流话语，毛泽东还曾检讨了自己的“好大喜功”思想。

1957年4 月 30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说，我们搞建设没有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毛泽东的讲话，当时还有一个给民主党派的传达稿，对提出“十大关系”的经济思路转变过程说得更清楚。在这篇传达稿中，毛泽东说：“有人批评共产党办事‘朝令夕改’，有一部分是这样……因为我们做工作时没有经验，常常有不合适的地方，发现了就要改，特别是工作计划，订了要改，五年计划搞出后，去年我找了几十个部长谈话，才知道搞大了些。就提出十大关系，中央与地方、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工业等方面的比重都有所改变。今年已将国防工业减少了一些，开了一个月会，才把思想打通。”

在具体工作安排上，1957年7月，由国家经委编制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在检讨1956年经济“冒进”的问题，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的方针。毛泽东重新提起“反冒进”问题，是在反右派斗争后的事情。

从《论十大关系》的经济方针到《正处》的政治方针，都是毛泽东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提出来的。毛泽东还讲，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正处》的修改稿也补充了相关内容，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述部分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但随着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大逆转，毛泽东改变了《论十大关系》的统筹兼顾的政策基调，重新强调了破除迷信、多快好省的主题。这个变化与整风运动中党内外一些批评中共建设路线“冒进”的所谓“右派言论”不无关系。

从根本上说，《论十大关系》的两重性涵义，中心问题就是要“多快好省”的高速度还是“综合平衡”的统筹兼顾，这实际上是国家经济指导方针的主导思想问题。周恩来等人在“反冒进”中提出来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的建设方针为中共八大所接受，在以后一年多时间没有再提“多快好省”的口号。毛泽东借反右派斗争之势在党内开展的批“反冒进”，实际上批的就是强调以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为方针的“右倾保守”思想，以此确立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方向。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回溯了这个“左”右“左”的变化：“1955年12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后，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后，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又复辟了……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这与他在1957年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调已相当不同。从毛泽东这些带有情绪性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认为“十大关系”给“反冒进”提供了一个正当性的理由。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犯了原则性错误，要求检查那段时间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并作出规定：作为方针来讲，不能讲“反冒进”，只能讲“调整”；作为倾向来反，就把多快好省反掉了。此后，凡属政策路线上的纠“左”活动，统统都是“调整”了。

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理论来自苏联。毛泽东在批“反冒进”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移植苏联工业化模式中的照搬问题。在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学习苏联经验时说，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东西，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一些部门“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在3月1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列举了各部门照搬苏联规章制度的一些问题，批评重工业、计划部门的教条主义最多，强调学习要有独创精神，“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由此，他把《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作为中国走自己建设道路的开端标志：“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在关于“十大关系”各对关系的政策方针上，毛泽东在批“反冒进”之前，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主次有别的结构平衡；之后，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如在农轻重的关系上，周恩来在1956年5月3日传达时讲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农业、轻工业。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起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确定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同时并举”由此成为“十大关系”的主题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话说：“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同时并举”口号的提出，实际上是对“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方针的否定，即反对所谓“消极平衡”，实现“积极平衡”。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批评了“反冒进”，高度赞扬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根据“十大关系”的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解放思想，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大家“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讲，他之所以提出“十大关系”，就是同苏联比较，找出一个可以搞得更快更好的方法来。从中可以看出，“超英赶美”的实际目标是赶超苏联。所谓“破除迷信”，首先就是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而《论十大关系》正是毛泽东给全党树立起来的一个破除迷信的样本。

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列举了“十个关系”的题目：(1)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党内党外的是非关系；(10)国际关系。他还根据毛泽东的观点解释了这十个关系：“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五项，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结合的原则。第二项和第三项，指出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资金在经济建设方面。第四项指出了必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其他的几项，主要地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在后来继续发展了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肯定刘少奇的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在1960年6月18日上海会议的讲话中称这个报告“就比较一九五六年的十大关系以及后头什么多快好省那一些较为完整了”。

三

为给党内高级干部提供一个完整的学习文本，195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绝密”件的形式，小范围印发了毛泽东讲“十大关系”报告的一份记录稿，题目是《毛主席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笔记)》(以下简称“1958年中办稿本”)*。中办在印发该文件时专门注明：“毛主席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正式记录，现将一个同志的笔记抄给你们作参考。这一笔记未经校阅，可能有错误，请勿翻印和引用原文。”这是《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稿本。从文献价值上说，该稿本是中共党内最早整理印发、最贴近毛泽东原始讲话的文本。从整理语境上说，它是在“大跃进”运动高潮时整理下发给高级干部的，比较符合毛泽东“鼓足干劲”赶超发展的思想。从文本流变上说，它是以后整理修改的一个基础稿本。以此稿本来对照此后几个稿本的异同，可以反映毛泽东经济政策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

1958年中办稿本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讲述“十大关系”时的原始内容信息。毛泽东在报告中直接评议了高岗、饶漱石、胡风、潘汉年、龙云、梁漱溟、彭一湖等十几个党内外人物，在讲述各项关系时还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文字语言生动，议论风生，比后来的正式版本更能反映毛泽东讲话时的神情心态。《邓力群自述》用了五页的篇幅，将这一稿本与公开发表的经典文本进行了对比，对大部分删减内容作了说明，基本反映了原稿本的内容，本文不再详述。从经典化的角度看，1958年中办稿本的主要价值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比较宏观的国际视野。该稿本在阐述“十大关系”时，有比较明确的国际参照系，参照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诸国。如在农轻重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的错误，我们比过去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做得好些”；在沿海与内地关系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有些缺点”；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的问题”，英、法、美等国也都在谈和平，“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上，必须兼顾集体和个人，“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来搞积累”；等等。

二是对斯大林及其政策有直接的批评。如在讲剥夺农民的问题时说，“苏联的办法主要不是经过税收、而是经过价格，他们的税收不重，但是在价格政策上把农民挖得很苦”；“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方面我们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就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说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维护大局的策略方针。

三是对“十大关系”之各项关系提出的政策背景交代得比较具体。如在讲“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时说，“1954年和1955年工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但工人工资没有增加，而且由于副食品涨价，有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降低了”，所以今年准备用13亿元来增加工资。在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说，“有人说我们的四级财政，实际上只是一级半(中央一级、省半级)财政，这是对我们的讽刺”，但还是承认“我们的经验还不多”。在讲党和非党的关系时说：“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不打倒民主党派，不打倒梁漱溟、彭一湖，团结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让他们骂我们，反对我们，只要骂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毛泽东还评论说：“现在民主人士对中央满意，但对地方有意见，认为地方太简单，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是比较开放的。

厘清这些政策背景，有助于理解“十大关系”各项政策的具体针对性。如毛泽东最初讲的“是非关系”，突出强调的是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看二帮”，从这个版本就很清楚，这是以处理高饶事件为背景的。他说：“人家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高岗跌跟头就是跌在这上面，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四人圈圈，两个摊摊。就算有吧，也应当是一看二帮。但是，高岗不愿意这样作，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 这就点明了高饶事件起因的“小圈子”宗派问题。毛泽东还说:“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毛泽东点名对张明远等人要“一看二帮”，表明了他在高饶事件处理上要放宽人事的善后态度。在讲学习外国经验不要盲从的问题时，毛泽东又以遗传生物学为例：“胡先骕不赞成李森科的学说，苏联一些同志要我们批评他，(我们)刚刚把人组织起来要批评，李森科倒台了。”这是讲不要对苏联亦步亦趋的道理。

在论述问题的基调上，1958年中办稿本的《论十大关系》最为积极乐观，充满自信。毛泽东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很严重，已经引以为戒。中国的农业发展政策要比苏联好，工业发展问题也不大，可以后来者居上。与以后整理的几个稿本相比，这是最能体现毛泽东“弯道超车”思想的稿本，与“大跃进”的契合度最高。同时，这一稿本所记录的毛泽东讲话，语言活泼，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与他在1957年2月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讲话原始版相对照，不仅语言风格相似，许多例子也雷同，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文件在思想和文风上的逻辑联系。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理论界、经济学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论十大关系》的理论意义，论证毛泽东提出“三个并举”的伟大创举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性贡献。此时讲的“三个并举”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报刊的宣传主调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三者的关系，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了跃进的面貌，创造了在世界历史上高速发展的空前奇迹*。同时，一些坚持“综合平衡”论点的专家学者也受到了批判，如在批判马寅初的综合平衡“团团转”理论的有关文章中，指责马寅初把毛泽东“十大关系”作为他的“综合平衡论”的论据，称“关系”的意义比“平衡”丰富得多*。但对“关系”概念的丰富性，批判者并没有论证。

在“大跃进”的“积极平衡”语境下，《论十大关系》诸项“关系”的内涵，由具体的政策方针而变得抽象化和哲学化了，成为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哲学上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来论证经济活动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以“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积极平衡”理论更换了《论十大关系》“协调发展”的本意。抽去了综合平衡的“多快好省”的口号，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各项“大办”的理论依据，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在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的继续“大跃进”，更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立意的解释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和陈伯达、邓力群等人一起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此期间，毛泽东指出，解放后的几年，我们对搞建设懵懵懂懂，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找了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凑，搞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还搞出了农业发展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毛泽东此时谈论《论十大关系》的立意，已不再与“反冒进”和“大跃进”相联系，只是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讲由来，在评价上也低调了许多。

随着“大跃进”的严重后果逐步暴露，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的党内指示，简约地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基本脉络，“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7年反右整风。1958年5月的党代会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但是乱子出得不少”。在这里，毛泽东所认为的“乱子”，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混淆了不同所有制的边界，二是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三是在农业上犯了错误。他还肯定了1956年周恩来在“反冒进”期间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毛泽东批评有些人“忘记了实事求是原则”，还检讨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承认自己对如何搞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3000万吨钢的高指标，“不是发疯吗？”这是极为难得的自我批评。

四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之后，毛泽东很少再提起《论十大关系》，报刊上也很少出现。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据，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下达的《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讲到了《论十大关系》中注意发展农业的方针。

鉴于“大跃进”的惨痛教训，中共中央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第一位，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首先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周恩来曾把调整任务形象地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它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要把保障民生放在首位，这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是合拍的。

鉴于“大跃进”造成的民生凋敝，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确定以“吃、穿、用”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不满意，要求“三五”计划必须把加强国防放到首位，大力进行备战的“三线建设”。他批评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还是搞苏联那一套，指责他们搞“独立王国”。国家计委被迫检讨“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最后，毛泽东设立“小计委”以取代国家计委的职能。这样，“三五”计划的重点由改善民生转向国防战备建设。1965年6月16日，余秋里在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方针时，谈到有人对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首位提出异议，认为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毛泽东不以为然，坦然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是倒过来了。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

在调整“三五”计划方向的同时，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试图在国家农业投资减少的情况下，靠大寨大队的自力更生精神发展农业；在缺乏引进技术、国外设备、管理经验的外援条件下，以“两论起家”的艰苦奋斗精神发展工业；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以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调动全体民众的革命精神。同时，鉴于“大跃进”高征购的惨痛教训，毛泽东要求“三五”计划必须留有余地，防止再出现“涸泽而渔”的情况。根据毛泽东大力推进国防建设又要兼顾民生的思想，周恩来归纳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结束，第三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毛泽东强调“三线建设”、国防建设第一的指导思想下，继续了“以重为重”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在社会发展模式上，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又以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份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为契机，提出了以“一业多兼”为体制目标的“五七指示”，作为继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五七指示”是以各行各业“小而全”的社会单位消解大生产社会分工的专业性，以简单劳动的平均主义消解复杂劳动的分工多样性，与大工业的社会化分工精密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三线建设”是对“吃、穿、用”民生计划的修正，“工业学大庆”是对“工业七十条”的修正，“农业学大寨”是对“农业六十条”的修正。在这些国家重大方针的调整与制定过程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越来越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在国家经济政策日趋“左”倾的情况下，《论十大关系》的政策指导性价值重新凸显，再次进入了中共高层的政治视野。

在国家经济建设再次进入发展轨道之际，一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为了明确国家工业化的政策指导理论，再度提起了整理和发表《论十大关系》的事情，以求建立全党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共识。从党内分歧的角度看，这可以认为是中共高层应对毛泽东决策多变的一种因应之策。1965年9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的主持下，整理出一份《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9月23日，彭真将这份整理稿报送毛泽东，并附上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这篇讲话，虽然是在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对今后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建议早日定稿或者先在党内发表。”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复。10月10日，彭真又将《论十大关系》印发给党内高层领导和省、部主要负责人参阅。

在彭真报告上达两个半月后，12月14日，刘少奇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又提出印发《论十大关系》的事情，建议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县、团以上党委学习。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第二天，刘少奇就印发《论十大关系》一事正式致信毛泽东：“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但毛泽东此时对发表又有新的考虑，于18日批示指出：“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751号文件的形式，在县团级党委的范围下发了《论十大关系》，并特别注明“不登党刊”。中央批语说：“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由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以下简称“1965年稿本”)的历史语境主要是：在“大跃进”遭到挫败之后，经过四年多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初步得到恢复，中央重新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目标，但在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经济社会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陈伯达是这些事情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跟随毛泽东多年，为中央起草过许多重大文件，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非常熟悉。他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文件起草者，又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参加者，目睹了毛泽东从狂热到冷静的起伏过程。1964年，他又按照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以国家计委副主任身份批评国家计委制定“三五”计划的工作是照搬苏联的框框。正因如此，陈伯达对整理《论十大关系》应是驾轻就熟的。从学养上说，陈伯达不但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研究，而且对现代工业也很感兴趣，还有些电子工业领域的专业性知识。这些背景因素和个人因素使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具有特定的文风特点，与前后稿本有明显不同。

从整理技术上说，1965年稿本是以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了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部分内容，加工整理而成的。彭真认为整理得很好。1965年10月30日，彭真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呈送给林彪阅看，专门附言说明：“这是由陈伯达主持，根据原始记录整理的。不仅保持了原来讲话的风格，而且尽可能用了原话。”彭真高度赞扬《论十大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方针”。然而，彭真的高度评价与毛泽东“不大满意”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1965年稿本的题目定为《论十大关系》，各个小标题也大体敲定。如将第十条“国际关系”改为“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与以后的正式发表文本相同。因为这是下发到县团级的党内文件，传播范围较广，在文字处理上非常慎重，隐去了一些人名和数字。据能够看到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学者讲，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关于对苏联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问题的批评以及对党内高估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地区、照搬苏联行政管理的作法的批评等内容都没有整理进去*。这当然是有意为之的，要留下协调政策分歧的余地。虽然1965年稿本在保存毛泽东讲话原貌上不及1958年中办稿本，但增加了一些辩证法的哲学色彩，理论层次有所提升。从经典化的角度看，1965年稿本的整理已趋于规范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增加了哲学元素，提升了理论化程度。1965年稿本开篇就是以矛盾概念来讲“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具体论述各项关系时，该稿本也比较注意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观照到一些技术性问题，如在论证“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的问题时，除了讲沿海工业的技术高、质量好、成本低、创新强之外，还特别讲到了沿海工业要培养40万技术干部的问题，这是其他稿本都没有提到的内容。

二是在论及苏联、东欧等外国党的地方，一般不提名字，采取了回避的处理方式。如在讲到工业与农业关系时，就没有再点名举苏联、东欧的例子；讲国防建设问题时，也删掉了解放军与苏联红军做对比的例子；在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也去掉了“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之类的话；在讲中国与外国关系时，也隐去了苏联和斯大林的名字，只是泛泛而论地说“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运”。

三是对各个对应关系的文本整理，带有了“大跃进”后的反思意味。如在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上，1965年稿本比1958年中办稿本增加了一倍字数，特别强调“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哪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哪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增加了“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1958年中办稿本的重点是如何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问题，1965年稿本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治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1958年中办稿本讲的是镇压反革命的活动还要继续两年，是从公安工作部署上讲的；1965年稿本强调的重点则是对反革命分子的“给出路”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

平心而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所有著作中语气最平和、论理最充分、内容最丰富、政策价值最高的一篇文章，对当时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也有非常现实的政策指导意义。况且，向全党印发学习《论十大关系》是中央集体的一致意见，刘少奇又请示过毛泽东，但最后毛泽东还是只让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并且专门要求文件写上他对1965年整理稿的保留意见。学界一般观点认为，毛泽东此时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无心于经济工作，所以不宜正式下发《论十大关系》。这种解释固然有些道理，但还是从“文化大革命”发生逆推过来的线性逻辑，有些简单化了。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还应考量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论十大关系》所言的诸项关系与毛泽东此时大力推进内地“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为重点的方针，在理路上是对冲的，在实践上是抵牾的。同时，1965年稿本对“以苏为鉴”的淡化处理，也与毛泽东当时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是不合拍的。所以，毛泽东此时不让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应是综合考量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论十大关系》也被抽象化和标签化了：一方面把它作为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又将它作为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批、改”理论武器。如康生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论证毛泽东“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对哲学的发展是提出了“一分为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是提出了“十大关系”的理论。康生说：十大关系，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经济学，又是哲学”。

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中，《论十大关系》被推崇为“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认为它“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将“反冒进”作为《论十大关系》的对立面大肆批判。在“斗、批、改”的旗帜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批判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违背《论十大关系》，大搞“反冒进”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诸如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企业效益的成本核算、劳动者按劳分配的原则等一些合理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方法，都被批判为“消极平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经济领域的“修正主义黑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党内文件、工作笔记、领导讲话等内部材料流入社会，许多毛泽东内部讲话的资料被群众组织编成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学习材料，1965年稿本的《论十大关系》也由此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让普通民众也知道了这篇著名文献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民间性质的对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和学习活动，在《论十大关系》经典化及其传播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五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大刀阔斧地治理严重混乱局面，消除派性，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使国民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为了给全面整顿工作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旗帜，在理论上掌握话语权，邓小平利用主持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机会，再次提出了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事情。

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事项。陈伯达、康生对编辑第五卷一度非常积极。陈伯达曾编辑了一个试选本，但毛泽东不满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取代刘少奇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中共九大后，林彪委托康生主持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曾整理出一个送审本，但毛泽东仍不满意。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接手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由刚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具体承担。整理编辑第五卷的机密性很强，参与范围很小，首篇整理的就是《论十大关系》。这不仅因为《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基础最好，更是出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形势的现实斗争需要。

整理《论十大关系》文稿的事宜，在康生主持编辑第五卷时就已经开始，因康生有病而拖宕了下来。姚文元也曾试图整理过《论十大关系》，但因学养不足而无法进行。邓小平指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首先花力气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非常熟悉毛泽东的文风思路。他在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两次讲话记录整理稿的基础上，对《论十大关系》文稿重新加以整理，并根据毛泽东以后的思想变化，补充了以前没有整理进去的内容，做了一些文字加工，送交给1975年7月6日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会议读稿讨论。之后，胡乔木又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了补充修改。

这次整理《论十大关系》与上次对文稿的整理已相隔十年。经过“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对比，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了。《论十大关系》本身就带有拨乱反正的现实政治意义。在7月6日的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读稿会上，当读到“是非关系”中讲的“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这一段时，邓小平有感而发地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

7月10日，胡乔木将整理好的《论十大关系》文稿送邓小平审阅。13日，邓小平把文稿转呈毛泽东，并附上送审报告。报告说：“《论十大关系》稿，已经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当日圈阅“同意”，但否定了邓小平公开发表的建议，批示说：“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根据毛泽东的两次阅看和两次批示，7月22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阅读《论十大关系》，并拟定了下发通知。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意，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党应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

为了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领域的全面整顿，明确工业化建设的一些方针政策，解决无章可循、管理混乱的问题，在邓小平指示和指导下，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起草了一批不同领域的整顿文件，如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这些文件的起草实质上是对《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性承继，规制上是对60年代调整时期各项工作条例的承继，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是整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如1975年8月18日国务院在讨论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七条指导意见，第一条就是“确立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同时特别强调科学技术，视其为“多快好省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反对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盲目的自力更生”，表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思想与《论十大关系》在思想理路上的继承关系。

然而到1975年底，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需要，毛泽东否定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没有正式下发的三个重要文件草稿被当作邓小平炮制的“三株大毒草”而受到批判。邓小平主持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自然也无法再进行下去，胡乔木等文稿整理者被迫做了检讨。

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抓捕了“四人帮”，加快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1975年由胡乔木主持整理的《论十大关系》文本。《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标志着《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的最后完成。

六

《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历时20年，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先后经过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之手，前后整理出了三部文稿，最后在胡乔木手里完成了文本的经典化。但直到毛泽东逝世后，《论十大关系》才正式发表。在它的经典化过程中，每个整理稿本都带有自己的语境特征，深深地打上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反映在各文稿的文体风格、内容取舍、文字处理等方面，都带有不同的时代风貌。在文本整理的时代语境上，1958年中办稿本的整理环境最为宽松。1965年稿本的整理环境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内外形势紧张，不能不影响到稿本的整理。1975年稿本的整理环境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人心动荡不安，形势复杂多变，对稿本整理工作的影响更大。

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各稿本整理的工作过程稿，无从知晓具体整理的技术环节，只能从时代语境与已经成稿的文字上分析它们的文本异同。从整体上说，虽然各稿本都有不同差别，而变化最大的还是1975年稿本，这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层有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整理小组内部也存在政治和人事上的分歧与掣肘，胡乔木整理文稿的内外环境是非常逼仄的。这些时代因素不能不反映到最终定稿的《论十大关系》上来。在文字的表述上，1975年稿本远不如前面整理稿本讲得贴切，语气也不如前面几稿从容。在内容的整理上，它所论述的十大关系的问题，是以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严重的口吻进行表述的。但这样一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背景，就只有“以苏为鉴”的对比性和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而缺乏中国自身问题的现实针对性。这就使《论十大关系》各项政策的提出显得比较突兀和生硬了。具体说来，上述三部不同稿本的差异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一粗略分析。

一是文本字数和分量轻重。在文字数量上，1958年中办稿本有 9474字，1965年稿本有11330字，1975年稿本有12523字。第三稿是文字加工量最多的。另外，三个稿本在叙述各项关系上的用墨分量也各不相同。从各稿本叙述每项关系的用墨多少，可以对其整理工作和指导思想有个一般性了解(见下表)。

从下表可见，1965年稿本在论经济关系方面的分量比重较大，而1975年稿本在论政治关系方面的分量比较大。如关于“农、轻、重关系”，1958年中办稿本是559字，1965年稿本是1349字，1975年稿本是808字。1975年稿本比1965年稿本顿减500多字。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1958年中办稿本是700多字，1965年稿本是1100多字，1975年稿本是1700多字。1975年稿本又比1965年稿本增加600多字，比1958年中办稿本则增加1000多字。这反映了1975年稿本的“政重经轻”特点，与毛泽东1956年讲话的原意存在较大出入。毛泽东当时说过，“十大关系”主要是前五条，即重点是经济关系的内容，而非政治关系的内容。而1975年稿本则是“政重经轻”，大大扩充了后五条的政治关系内容。稿本整理的重心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心变化。

二是政治语境与行文风格。1958年中办稿本的行文最为自然流畅，口语化程度最高，语言生动活泼。1965年稿本的行文就有了拘泥之感，避讳较多，文体已是半格式化了。1975年稿本的行文更为刻板，格式化程度更高，一些语言文意还有些拘滞，主要反映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政治动向以及以《论十大关系》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来消解“学理论”“反法权”等“左”倾意识形态运动的意图。邓小平曾对胡乔木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么深入得下去？邓小平在读《论十大关系》时，还批评了文教领域没有执行“双百”方针的问题，要政治研究室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从这方面讲，邓小平整理《论十大关系》，与当时被批判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三个文件，同属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全面整顿中的思想理论系列。

三是在《论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标宗旨上，1958年中办稿本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5年稿本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75年稿本则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建设”到“事业”是宗旨的重心转移，是从经济转移到政治的表征。在三个稿本中，1958年中办稿本比较符合原始讲话，从经济政策上正面讲“以苏为鉴”的问题；1965年稿本也强调经济方面，但回避了一些谈论苏联的问题；1975年稿本更强调政治正确，点名批判苏联，用语口气也最重。

在内容整理上，各稿本突出的重点也不同。如镇压反革命问题，1958年中办稿本讲今明两年“还要作两年的艰苦工作”，这是讲具体工作的安排；1965年稿本讲“还要做长期的艰苦工作”，这是讲一般性政策原则；1975年稿本讲“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就在一般性原则中突出强调了肃清内部敌人的重要性，显然受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继续革命”以及与所谓“走资派”斗争的政治语境影响。

在关于“以苏为鉴”方面，各稿本的语气轻重各不相同。如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一节里，各稿本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都强调要有民族自信心，但分寸感大有不同。1958年中办稿本和1965年稿本强调“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说大人则藐之”。而1975年稿本讲学习外国，主要是批评苏联等国的问题，强调中国的后发优势。再如讲“一穷二白”的问题，1958年中办稿本指出中国“很多地方不如人，翘不起尾巴，一曰穷，二曰白，骄傲不起来”，1965年稿本是“一穷二白，使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但1975年稿本则鼓吹“一穷二白”的后发劣势，认为可以有后发先至的优越性：“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了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中国贫困落后的后发劣势，反而成为能够取得更快发展的赶超条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盲目鼓吹“自力更生”的时代语境使然。

在关于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三个稿本的整理分寸也不一样。1958年中办稿本说：“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听说批评斯大林了，又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此处表达的是我们不要“跟风转”的意思，表示我们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比较公道。1965年稿本则没有这段话了，没有提“三七开”的问题。1975年稿本补充上了这段话，但批评口吻已具有谴责性：“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这显然与毛泽东当时发表讲话的平和语气是不一致的，用的是他后来讲的话。另外，1975年稿本讲到斯大林在解放战争时对中共“不准革命”的话即“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也不见于前两个稿本。这应是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讨论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讲的话。

在一些数字的处理上，1975年稿本也显得比较保守，如讲“一五”时期的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1958年中办稿本和1965年稿本都讲的是占全部支出的32%，即有近1/3的支出用于非生产，而1975年稿本讲的比例是占30%。

三个稿本结语的口号也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化。1958年中办稿本的结语口号是“为巩固和加强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斗”，反映了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时代背景。1965年稿本的结语口号是“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反映了中苏论战的时代背景。1975年稿本的结语口号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代背景。这三个结语口号的演变，由国际视野转到国内视野，在政治文本学意义上反映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内卷化进程。

总的来看，毛泽东著作经典化是毛泽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项中心工作，政治性非常强，技术性要求非常高。从原始讲话稿到公开出版，既要忠实原稿又要超越原稿，文字整理的难度很大。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参加过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工作，曾概括出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几个原则：一是技术原则，即对毛泽东原始讲话记录的文句不完整、表达不准确、逻辑不严密、论述太重复等问题进行文字处理，对讲话记录所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进行查证；二是政治原则，即根据毛泽东许多观点后来所发生的变化(有些是重大变化)来修改前面文稿的观点；三是审定原则，即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泽东看过，经过他认可，才能算数*。毛泽东文稿的整理和经典化过程，不是原始文献的历史呈现，而是历史文献与理论文献的统一，需要用后来的观点修改原先的观点，正式出版的同时才意味着其思想观点的定型。

综上所述，《论十大关系》文本的整理过程受到了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不断打上了许多时代的印记。《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过程，并非是文本完善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随着国家发展政策变化而进行的历史文本修改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认识和研究整个毛泽东时代工业化思想的重要历史性文献，《论十大关系》不仅是理解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一把钥匙，而且对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路径转型也具有穿越时代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