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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农业集体化运动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调整:以贵州省麻山地区“闹皇帝”事件的和平解决为例

更新时间:2020-08-28 17:43:46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摘    要:

   1955年夏以后,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急推进, 违背了过去“慎重稳进”的改革方针, 引起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反抗。1956年, 自统购统销以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酵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出来。1956年春夏, 贵州省望谟县麻山地区少数民族发生了武装骚乱事件。中共贵州省委对麻山事件的平息, 先是采取军事清剿的方式。随后在中共中央调整民族关系的大背景下, 转而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调整了一些过激的政策, 以政治的和平的方式平息了这场骚乱。

   关键词:民族政策; 第二次民族政策大检查; 群体性事件; 和平解决;

  

   1955年夏, 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这场在民族地区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在某些方面违背了中共过去推行的对民族地区“慎重稳进”的社会改革方针, 并以汉族生活的同化方式影响了少数民族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自统购统销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断酝酿的不满情绪终于全面爆发出来, 公开反抗的程度更甚于汉区。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程度不一的骚乱和叛乱1。1956年春季以来, 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发生了多起民众群体性骚乱事件。自1956年2月以来, 贵州省边沿少数民族地区, 连续发生了求神水、神药、搬家以及武装骚乱事件, 涉及毕节、兴义、安顺3个地区所辖22个县的124个乡。其中毕节专区的纳雍、威宁、水城、织金, 兴义专区的望谟, 安顺专区的紫云等6个县的少数民族区域发生了武装骚乱, 尤以麻山地区发生的武装骚乱最为严重。政府以武力平息了甘孜州、大小凉山地区的武装叛乱, 同时也意识到过急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 试图采取更为和缓的办法解决骚乱问题。在处理麻山地区武装骚动事件上, 中共贵州省委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 平息了骚乱。

   以和平方式使麻山事件平息下来了, 但这并不是解决单纯的地域性问题, 而是有着宏大的政策背景。对于中共来说, 在处理武装反叛事件时, 一向重“剿”轻“抚”, 习惯于运用军事手段予以剿灭, 很少会采取政治安抚的和平处理方式。在1956年初,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意识到, 过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严重影响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他说:“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 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他要求“再来一次”民族关系的检查, “如果关系不正常, 就必须认真处理”。21956年4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再次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 检查的重点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 对民族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 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的任务。”他强调指出:“在这些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 我们仍然必须采取我们所一贯采取的慎重方针, 这就是说, 必须由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 协商处理, 按照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办事。在改革中应当坚持和平的方式, 而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3

   然而, 当时中共比较缺少以政治的、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骚乱问题的经验。所以, 中央高层对以政治的、和平的方式平息麻山事件非常关注, 并作出慎重处理冲突的指示。中共贵州省委是中央决策的执行者和贯彻者。有理由认为, 麻山事件的处理是中共在八大前后尝试采取怀柔策略处理民族武装骚乱的一次重要的实践活动, 其经验教训直到现在还有启示意义。

   关于麻山事件的研究, 当地的史志工作者已做了不少工作。《罗甸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 、《望谟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年) 、《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 (1930—1978)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年) 、《中国共产党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等史志书籍都记载了麻山事件。关于麻山事件经过的文章, 有两篇具有较高价值:一是卢惠龙、陈德安搜集整理的《麻山事件前后》4 , 二是时任望谟县兵役局参谋蒋时飞写的《我所知道的麻山事件》5。近来, 较有影响的文章是伍小涛的《贵州麻山事件始末》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 但该文的材料单薄, 研究尚浅。此外还有当地史志工作者写的两部纪实文学作品《麻山雄鹰》 (作者王封常,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年) 和《麻山谜团》 (作者韦让, 作家出版社, 2002年) 。后者有许多口述采访, 史料价值较高。但整体上看, 学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还是比较粗略的, 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地方事件史的范围里, 缺乏宏观背景的关照和对事件的深度分析。

  

   一、望谟县及麻山地区的经济地理、人文历史特点及其新旧民族关系

  

   贵州省望谟县位于黔南地区, 地理封闭, 交通不便, 少数民族聚居, 经济文化落后, 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历来很深, 冲突不断。中共接管贵州时, 望谟县地方政府先归顺, 旋即反叛, 凭借偏僻复杂地形与新政权对抗。贵州的各路反共游击队残部, 被打散后都跑到了望谟一带, 进行最后的抵抗。1951年五六月间, 解放军发起册亨、望谟战役, 剿灭包括“望谟县长兼保安司令”王屏锦在内的5679人。此役宣告持续一年半的贵州全省剿匪战争的结束。6

   望谟县麻山地区属苗岭山脉, 方圆400多里, 位于与广西接壤的三县交界处。境内峰峦叠嶂, 沟堑纵横, 崎岖难行, 交通闭塞, 贫瘠程度更甚于其他乡区。麻山的土著居民主要是苗族、布依族, 当地属于汉化程度较低的两大“生苗”地区之一。7在历史上, 麻山长期是政府力量控制不到的地方, 有其独特的经济地理、宗教文化和政治历史特点。

   麻山地处海拔1000米高寒岩区, 地表干旱缺水, 自然生态十分恶劣。山多地少, 地形破碎, 地广人稀, 村寨分散。耕地多以岩山石缝旱地为主, 且陡坡占绝大多数, 能用耕牛的面积很少。8当地土著居民刀耕火种, 广种薄收, “种一坡, 收一箩”, 生活十分艰难。如麻山全乡在1957年共有179户, 978人, 分散在28个寨子上, 平均每个寨子6.4户。种地有远达30多里的, 吃水有远到十几里外挑水的, 有的地方道路崎岖到马牛都不能行走, 每亩土地平均只产粮食60公斤左右。土改划分阶级时, 仅有富农3户, 中农41户, 其余135户均为贫农。1955年, 全乡人均收入21.5元, 人均合原粮150.5公斤。缺粮3个月以上的农户, 占全乡户数的23%。全乡没有一户有棉衣, 约有1/4的农户没有被子。9

   麻山地区因其地理封闭, 比其他苗区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原始文化形态。据调查, 麻山地区原始宗教内容非常丰富, 种类不下百余种10。直到1957年, 麻山全乡没有一个读书识字的人。乡民信鬼崇巫, 信仰多神崇拜的原始自然宗教, 从山精鬼怪到历代祖先都在其信仰范围内。寨子里每年都要进行祭拜土地神和先辈祖宗等活动。他们在生活和生产上的各种禁忌很多, 相信严格的禁忌能够带来丰收和平安, 相信苗家有可以下蛊害人害牲畜的“药婆”。当地人都有迷信万物有灵的恐惧, 动辄打卦算命, 请人驱鬼赶老魔。因为捉鬼、赶“药婆”引起内部相互猜忌和仇恨的事情屡屡发生。11这些东西, 不但乡民深信不疑, 一些乡干部也相信。

   麻山地处偏僻, 民情复杂, 民风强悍, 有传统的自然领袖。历史上各种土著政治势力纷争不已, 有所谓“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十八罗汉”、“二十六星宿”等地方豪强, 号称“三年闹五年反”, 是中央政府权威难以到达的“化外之地”。历届贵州地方政府对麻山地区长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主要是通过各种地方势力进行间接管理。这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给中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的是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的红7军、红8军, 有红军零星部队在麻山附近长期活动。中央红军长征时也曾在望谟县域停留过境。12抗战开始后, 政府赋税加重, 当地民众反对政府的“三征” (征粮、征税、征兵) , 发生过十多起暴动,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熊亮臣领导的一次13。

   虽然麻山地区偏僻贫穷落后, 但在以解放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眼里, 最具有进行革命的社会基础。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说, 麻山属于“越穷越革命”的地方。麻山地区民众历来有反政府的历史传统, 屡次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 在阶级立场上与中共新政权是高度一致的。如同中共在其他边沿地区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一样, 这里本来应是共产党社会基础十分雄厚的地区。

   中共新政权建立初期, 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革命精英分子曾有过密切的合作。在剿匪、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运动中, 熊亮臣及其麻山农民自卫团旧部的骨干分子都是新政权依靠的基本力量, 许多人还担任了新政权的基层干部。但在事实上, 那些曾自发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民间草莽英雄, 新政权很少能把他们视为同志, 真正能够吸纳的人是少数。熊亮臣本人先后担任了紫云县的乡长、区长、副县长。其弟熊亮斌, 担任了一个乡的农会干部、副乡长、副区长。其妹熊三妹也有公职。熊氏兄妹不仅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自然领袖, 而且是跟随共产党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 新政权是必须要安排的。至于过去追随他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其他人, 在土改完成后不久, 大都回到了原寨子劳动。对于麻山农民自卫团时期自发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死难者, 新政权也没有给予抚恤。对此, 一些过去跟随熊亮臣反对国民党的骨干分子是不满意的, 甚至很有些怨气。14

   另一方面, 中共在贵州建立的新政权明显地具有外来政权的性质, 主要成分是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在南下干部群体中, 来贵州的干部革命的斗争性坚决, 但文化水平较低。在民情复杂的贵州多民族地区工作, 其难度可想而知。外来的汉族干部对当地的民族生活风俗和宗教信仰大都不甚了解, 往往对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新区同样要求, 把老区的工作经验硬性地运用到当地, 还把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看做是愚昧和迷信。在土改完成以后, 基层政权对少数民族“三老四少”的自然领袖一般都不再重视, 多用在运动中新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党团员干部。而这些年轻的新干部又多以汉族干部为楷模, 虽然顺从听话, 但在当地民众中没有威信, 使民族干部脱离本民族的现象严重。

   在少数民族地区中, 麻山地区又是工作基础较差的地方。“解放几年来, 县、区负责干部没有一个到过麻山内地, 有些寨子的群众从来没有见过工作同志。”15望谟县委的工作报告指出, 一些干部对布依族和彝族的民族识别也不甚清楚16。而且在使用民族干部时不能放手, 致使当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17。

   当时形成民族矛盾的情况复杂: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隔膜, 有外来干部与本地民情的不相适应, 更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传统风俗的巨大文化冲突。历史上的民族隔阂不但未能消弭, 反而在激进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更加激化起来。

   随着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等政策的实行, 当地民众的负担加重, 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尽管新政权一再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特点, 但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本身也蕴含着“大一统”的民族同化, 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过急的政策对少数民族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不仅侵犯了农民的财产, 更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情感, 所以激起了他们普遍的反抗。

1956年, 麻山地区爆发了一场历时10个月的反抗政府的武装叛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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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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