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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

更新时间:2020-10-07 22:51:19
作者: 邵六益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具体的工人并不一定具备主人翁的政治素质。如何将工人从被压迫的劳动者塑造成国家的主人,需要在政治实践中锻造主人翁的品格。共和国成立之初,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依旧存在,借助“劳资两利”等政策的宣传与运用,国家重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劳动伦理,在私营企业中劳动同样是光荣的服务大局的行为。随着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进行,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核心矛盾转变为与企业管理者的关系,借助劳动纪律、劳动竞赛等活动塑造了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回答了为什么需要更为努力地劳动等问题。社会主义主人翁不仅意味着私法上的权利,更是公法上的光荣职责。从劳动者到主人翁的政治塑造,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步骤。社会主义主人翁身份背后权利义务的复杂结构,对于今天的很多改革仍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劳动,工人阶级,主人翁,社会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工人阶级在法律上有两种形象。首先,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到历部《宪法》都在正文第一条确认了这一地位,《工会法》为此提供了具体的制度保证。其次,工人是劳动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是合同相对人,其地位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有着“两个身体”——公法上的社会主义主人翁和私法上的雇佣劳动者。近些年来,工人阶级的公法身份正在淡化,逐渐从崇高的主人翁回归为普通的雇佣劳动者,工人抗争也从政治呼号转为法律维权。(程秀英,2012)然而,法律武器有时候并不可靠,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对辖区内的维权行为缺乏应对能力,以各种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以维稳,迫使工人采取法律之外的维权手段,个别工人甚至以死维权或寻求解脱。(Pun and Chan, 2012)不仅如此,工人在私法上的地位有时也得不到尊重,中国用工形式中的主体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工人们无法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游离在法律及“五险一金”体系之外。(黄宗智,2009)很多企业的工会不为工人提供保障、争取福利,反而与企业主一起控制工人,“企业主组建工会”“不顾工人意愿”成为普遍现象。(王贤森,2005)

   这些悖论现象受到海外研究者关注,“工人国家的失业工人”挑战了官方的主人翁叙事(Gold et al., 2009)。雅基·希恩(Jackie Sheehan)发现中国工人几乎参与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所有重要的反抗运动。(Sheehan, 1998:228)蔡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出现了某种危机,“主人”形象消失,下层群众再次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合格劳动者。(蔡翔,2010:388)汪晖也曾以扬州某国企改制中的工人安置问题为例,展示了主人翁地位的衰落趋势。(汪晖,2008:275-364)冯象对新时期广东地区工人运动的政法逻辑进行分析,揭示工人在科层化法制中的失语。(冯象,2018:76-97)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现象引发我们对国家、资本、劳动的再思考,更要求重新认识中国工人的地位。核心问题在于,工人阶级到底还是不是我国的主人翁?劳动是否还如过去那样光荣而神圣?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在大中小学加强劳动教育,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新时代劳动观。①关键是如何理解工人阶级身份的上述变化?本文认为,这种变化是长时段的,也是分阶段的,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需要回到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构建之中,历史性地分析社会主义主人翁背后的具体含义。

   劳动不仅是公民与企业之间的私事,还涉及国家的政治伦理、公民的人权保障等问题,如有学者借助黑格尔的政治承认的理论,认为劳动奠定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进而形成了不同于他国的国家伦理。(王旭,2010)其实,新中国的劳动伦理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式的承认政治,而应该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颠覆了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将劳动而非资本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人们通过劳动为自己正名,而非如资本主义精神那样通过此世的财富来证明来世的得救。这背后固然有“主奴辩证法”的影子,但工人阶级领导的核心理据在于他们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本文将以1949年—1956年期间的政治法律实践为例,分析工人阶级概念背后的光荣使命,进而探讨主人翁的政治塑造。这种回溯性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后的许多讨论都能够从中找到影子或跨越年代的回应,如20世纪90年代物价改革中所涉及的按劳分配等问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讨论有着内在延续性(成致平,2002);再如最近在统战理论中提出的“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的命题,②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恢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讨论等(国务院国资委党委,2020),都让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民族资本家问题讨论的影子,这些都使得本文的讨论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重塑革命的劳动伦理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阶级利益始终高于某个群体的利益,工人被解放后需要教育,被压迫者在被动员起来之后并非对之放任不管,而是需要以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去规训。无论是被解放的妇女、农民还是少数民族,都要汇入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之中,以革命的理想来限制和重新塑造他们的政治诉求。(黄文治,2013:18;胡赣栋,2014:35)这种革命精神显然是由工人阶级来承载的,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新中国宪制框架的基石。但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并未成为领导者,仍然要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接受剥削”,如何去解释“受剥削的主人翁”这一悖论现象?这是否违反了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预设?③原本工人们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的提升有很强的期待,1949年国家在城市并未进行农村式的彻底改革,“劳资两利”政策也给很多工人带来困惑:这是否在掩盖资本家的继续剥削?④当时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具有代表性,除了劳资协商会议等缓解冲突的机制外,最重要的是诉诸“革命的劳动伦理”——在资产阶级企业中的劳动被赋予了革命的性质,也是光荣的事情,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同样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一)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也光荣

   《共同纲领》确认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经济政策,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在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劳资矛盾并未采取革命的方式解决。因此,作为主人翁的工人还得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接受一定程度的剥削,“受剥削的主人翁”现象提出了理论上的难题。这种矛盾现象既非中国独有,列宁发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定时期内,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共存必然是存在的(列宁,2014:164),也非新中国成立后才遇到,在陕甘宁时期,边区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劳动的工人是否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边区政府发展出“革命的劳动伦理”学说——劳动并不是接受资本主义剥削这么简单,反而是革命的表现;工人参与劳动不是为资本家贡献剩余劳动,而是服务革命。(游正林,2017)借助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存在,革命的劳动伦理在也继续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失业会引发严重社会危机,中央政府希望各个工厂、商店维持经营,尽一切可能坚持生产,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以停工、解聘工人,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吸纳就业。1949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所有工厂商店已开工复业者,须努力经营;未开工复业或未完全开工复业者,须力求开工复业;如因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不能开工复业或须歇业转业者,须向人民政府申请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a:42-43)解放之初的上海由于受到经济封锁和军事轰炸,失业工人大大增加,中央不得不拨四亿斤粮食救济失业工人,并号召人民解放军每人捐一斤米作为失业工人救济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120,123)政务院在1952年7月还专门出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要求一切公私企业都应积极发展生产和营业,不得随意停业减员,“某些企业即令一时发生困难,也应从积极发展生产和营业中来克服本身的困难,不得从解雇职工上想办法,以保障职工利益,避免增加失业”,确实无力经营的企业经过批准才可停业,而且“如将来再扩大营业或复业时,应尽先使原职工复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c:287-288)

   国营经济不可能将所有人一下子全部包下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件互利双赢的事情,所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分阶段的,不能一蹴而就,“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a:61)尽管新中国未来的目标毫无疑问是要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不急于从资本家手中收回企业,对于那些一开始就准备向党和国家献出企业的民族资本家,政府并未接受。对于民族资本家的“献厂”行为,周恩来表示,“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c:398-399)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有很多工人不愿意在私营企业工作,认为“在私营企业中工作没有前途”,“在私营企业中劳动不光荣”,因此需要工会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使得私营企业的工人也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自豪。

   既然民族资产阶级企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那么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自然也就是值得鼓励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份指示中要求,工会需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其中关键在于诉诸革命的劳动伦理,“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工人们在那种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内做工,在那种受国家和工人群众监督的资本主义企业内做工,这是和解放前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做工的情况有很大区别的;虽然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做工,但既然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做工,并能够经过各种不同的适当的形式去监督资本家遵守国家法令和国家财政经济纪律,所以,这也正是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和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同样光荣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a:334)换句话说,接受了私人资本家的剥削没关系,在私营企业中同样是为国家服务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劳动同样是光荣的。

   (二)服务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依旧受到剥削,但这种剥削不同于过去,这是号召工人们继续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的直接原因。私人企业的生产固然会给资本家带来利润,同时也在为国家积累财富,给工人提供生计;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有斗争,但是必须是团结加斗争,以便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a:49)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一度被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两面性——在建设时期表现为具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泽东,1977:365),也因此在后来的改造中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方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放任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剥削,而是要不断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淡化其剥削的性质。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除了“劳资两利”之外,还需要注意限制与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显然是低于工人阶级的。

在公私关系中,一定是以公为主,避免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壮大。尽管资本家可以获得利润,但要受到下述两条限制:第一,不允许非法的利润,只能是合法的利润;第二,不允许过分的利润,只能是合理的利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a:83)同时还有一条未曾言明的限制,除了已经涉足的领域之外,民族资本家进入新的行业需要经过审核,其产业布局必须是以配合国有经济为主。1949年年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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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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