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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制度发展的双重合奏

更新时间:2020-09-02 09:54:37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虞崇胜(1952- ),男,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政治与政府、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在改革开放进入“不惑之年”前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任务悄然提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从制度机理来说,制度定型与制度改革如影随形,只要是制度改革,自然会提出制度定型问题。就二者关系而言,制度改革是制度定型的前提条件,制度定型是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半程,必须准确把握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制度改革是制度发展的主旋律而忽视制度定型,也不能因为推动制度定型而搁置制度改革,而要按照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的双重合奏。而且,还应明确,无论是制度定型还是制度改革,都只是制度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发展的最终目标,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的终极目标是要提升制度秉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 键 词:制度改革/制度定型/制度发展/制度秉赋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研究”(18VSJ025)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不惑之年”后,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摆在执政党和全体人民面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

   然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方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没有成功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不能简单照搬,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制度定型与制度改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离开制度改革空谈制度定型,将使制度定型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在积极推动制度定型的同时,必须彻底廓清制度定型与制度改革的关系,精准把握制度定型和制度改革的双重逻辑,切勿犯急躁冒进和消极等待的方向性错误。

  

   一、制度定型悄然进入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毫无疑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自然会提出制度定型的问题。从制度机理来说,制度定型与制度改革如影随形,只要是制度改革,自然会有制度定型问题。就二者关系而言,制度改革是制度定型的前提条件,制度定型是制度改革的奋斗目标。因此,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制度定型的目标必然随之出现。

   1992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首次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372在这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及时地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提出一个新命题: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不过,这个新命题虽然已经提出,但当年只是一种预测,并没有制定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及时做出发展战略调整,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这是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部署,意味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历史任务,被正式提上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校正制度成熟与制度定型的时限和方向。根据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4]。2013年11月12日和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他还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如何促进制度成熟和定型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全党同志“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1]。

   由上可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着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主题,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和定型的现状,适时地做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战略部署。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战略调整,它不但要求将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结合起来,而且要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治理效能,其目的是借助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平台,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赋,从而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

   党中央明确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任务后,立即得到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人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阐释论证“制度定型”这一命题的深远意义和科学内涵。

   2016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张雁与张卓元、常修泽、迟福林、张占斌等四位专家的访谈对话。访谈围绕“如何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个中心问题展开,具体讨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成熟定型的关系问题。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意义,张卓元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30多年渐进式改革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同时,全面深化改革也是1978年“从农村改革起步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农村改革需要其他与之配套。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步建成富强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关于中国的制度优势,迟福林根据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注重全面协调发展,注重弥补结构性短板;二是制度设计上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不回避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三是有一个改革的顶层协调和统筹推进机制,以实现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和优化。他认为,要保持这些制度优势,关键在于坚持改革不动摇。“只要有改革的意识,有开放心态,有打破利益掣肘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的制度优势就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常修泽也认为,对于我们的制度优势,“不能用凝滞、僵化的观点来看待,而应用运动、变革的观点来审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变革,“固然有外在因素起作用,但决定因素还是制度内在的属性和内在的力量”。

   关于制度定型的基本原则,迟福林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二是制度要有弹性,要有可改革的空间;三是真正全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张占斌则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常修泽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在中国建立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思维或原则,要“把人的发展作为建立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防止单打一或顾此失彼,要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寻求每一项体制的包容性”。

   2017年3月3日,《社会科学报》会同上海政治学会组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通往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的路径选择”展开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任务后,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正式进入党的文件,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一项庄严政治承诺。“言出必行,时不我待”。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反腐等各条战线上全面推进,有必要对制度成熟和定型的标志、条件、困难和前景做出描画。

   关于制度成熟的标志,与会专家指出,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涉及意识形态共识。因为,所谓“成熟”和“定型”首先意味着制度发展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不但要得到广泛认同,而且“其价值归宿和制度形态还要有有说服力的论证”。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认为,制度的成熟和稳定,最重要的是人们能达成制度共识,“当人们不再批评制度的基本原理,只是对制度的某些形式存在争议,那么就可以说是有了基本的制度共识”。

   关于制度定型的意义,学者型官员燕爽表示,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强调中国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将制度定型问题暂时搁置,“但留下了一个三十年的时间窗口”。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改革和发展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应该做出系统总结,“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能够留下来?什么不能留下来?”这些问题已然摆在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面前,“中国从1978年开始转型,转到什么时候定型?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应该说,上述讨论对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制度定型的关系有着重要启发意义,其中关于如何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制度定型的基本原则以及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定型的建议,具有很高的理论境界和很强的现实操作性。

   进入2018年,随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临近,理论界关于深化改革与制度定型的讨论越来越多。先是杨光斌在《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文章中提出,对于一个已经改革了40年、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巨型国家而言,能够进行如此深刻的变革,非有强烈使命感的权威领袖所不能为。文章认为,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正当其时,“这是一项终结历史终结论而又必将书写新历史的伟大工程”[5]。

   紧接着,桑玉成在《促进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意义,并提出通过不断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促进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具体路径包括“提高制度意识”“推进制度创新”“确保制度权威”[6]。

   随后,黄琦在《促进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一文中探讨了制度定型与制度改革关系。文章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将从持续的改革创新中获得不竭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在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坚决破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力推动中国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7]。

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年之际,著名学者许成钢在《“中国奇迹”与制度基因》一文中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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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论坛》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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