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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更新时间:2019-10-10 10:59:24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有关,但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也不只是一种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一种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终极追寻。本文拟从人类新文明角度,即从类文明角度,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构建问题,以期能够为十分火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新视角,进而促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现实的方向深入发展。本文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也就是从类文明角度,从类的命运、类的境遇、类的现状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将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统一起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多样化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人类可以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美好蓝图。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1]可见,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非只是一个外交策略问题,抑或只是一个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原则。它实际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质、人类境遇、人类前途的一种价值追寻,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人类的理想归宿问题。本文拟从人类新文明角度,即从类文明角度,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构建问题,以期能够为十分火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新视角,进而促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现实的方向深入发展。

  

一、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往虽然较之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紧密了,但是人类文明似乎越来越多样化了,如何将这种人类交往的密切性与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结合起来呢?

   我们认为,这需要一种理念,一种新文明——即类文明。类文明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一种共识文明。类文明中的“类”,有三种含义:一是类别、种类;二是集合、归类;三是相似、同类。从这三种含义中,可以分离出“类”的三种特质:一、类是区别的,而不是同一的;二、类是交互的,是相互依存的;三、类是类似的,是可以融合的。由此可见,类文明不是单一的文明形态,而是人类文明的综合形态。“类”就是人类,就是共同体,或者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类文明就是不同文明融合而成的共识文明,是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必须指出,类文明的本质不是同一性、狭隘性、封闭性、自利性,而是多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类文明不是独打太极拳,也不是独打保龄球,而是大家在一起踢足球、打篮球。它所展示的不是单一文明的独特性、奇异性、疏离性,而是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依存性、互动性、互惠性、互赢性。类文明的远景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晚年所讲的,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识性的统一,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人类大同。

   综合起来讲,类文明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其一,共同性而不是单一性。

   类文明并不否认不同文明的个性,但它重视的是共同性而不是单一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然获得作为指涉对象的某种地位,但是,这里的整体又不是统一的,而是交互的。就个体层次而言,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肯·布思(KenBooth)在强调单个人的安全问题时并未忽视由个人凝结成的人类安全。他指出:“现在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呈现这样两个维度,既是世界性的,同时也是本土性的;既是单个人的安全问题,又是人类的安全问题。”[2]类文明即是如此,它不是独自存在单一体,而是交互而成的共同体;它尊重不同文明各自的发展,更重视人类不同文明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其二,交互性而不是同一性。

   类文明与多元文明不同。多元文明论只是强调不同文明的差别,并且片面强调某些文明的优势地位,进而提出以某种特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归宿,因而没有跳出文明同一性的窠臼。(多元文化与多元文明不同,多元文化是说文化的多样性,不存在以一种文化为归宿;而多元文明论则强调以某种文明为归宿)。而类文明与此不同,它强调的是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依存性。类文明论不赞成文明的趋同性,认为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有的是多种不同文明的并存,任何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文明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犹如庄子所言:“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3]因此,类文明是在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中呈现和展示其共识性的。

   其三,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

   类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体系,它不以某种特定的文明为圭臬,而是以文明的多样性为其基本存在方式。文明的多样性既是类文明的前提条件,也是类文明活力的源泉。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所谓平等实际上就是承认差异的平等,没有差异,就无所谓平等问题,或者说没有提出平等问题的必要。差异的平等是一种政治智慧,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差异的和平共存,即对各种游戏规则和各种发展模式独立性的尊重,不同的游戏规则和发展模式能够互相容忍;二是差异的开放,即差异并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就是一种承认差异、维护差异的机制,民主政治就是承认差异的政治。[4] 类文明也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它的突出特征就是以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解构整体性和同质性。可以说,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类文明的生命线,没有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类文明的发展就丧失了基本的动力。

   其四,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

   如前所述,类文明是共同性,而不是同一性。类文明不仅允许“他者”存在,而且还推进“他者”发展。因为没有“他者”的存在以及与“他者”的比较,所谓独立、自主、自由、自治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作为中国治国之“大智慧”结晶的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5] 这里的“王”是指“领导、统治”。怎样才能成为领导、才能统治得好呢?老子说必须要“公”,办事公平、公正、公道;怎样才能做到“公”呢?必须要胸怀宽广,“容”量宏大;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必须要知道“常”。“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老子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才会宽广,“容量”才能宏大,才能够公平、公正、公道。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启迪我们,无论是推进一国文明的发展,还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都应当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要有“包容众家”的气度。

   其五,互惠性而不是自利性。

   互惠是人类行为的类本质,也是区别于动物竞争行为的重要特征。类文明之“类”就包含有着互惠的要求。没有互惠,不同阶层、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传统的人是不可能集合在一起的。正如布克勒(Justus Buchler)所言:“构成任何共同体存在的东西与其说是各个个人的同质性,倒不如说是属于一个既定的自然复合体内的许多个人的力量集合。”[6]不仅如此,互惠还是政治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讲,没有互惠,就不会有政治发展。“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用政治的手段来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7]

   在全球化时代,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相当复杂。在这里,我们试以钱钟书先生所写的《围城》的主题,聊以说明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围城》的主题,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钱锺书先生于1946年《围城》初版“序”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也就是说,《围城》的主题实际是要透过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来揭示人类共同的“基本根性”。

   《围城》是在写人,而且写了各色各样的人,但其目的是要研究人类的“基本根性”。那么,什么是人类“基本根性”呢?人类的“基本根性”,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理体质特征(即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人的社会性,包括几乎全部社会科学及人文、哲学的领域。钱钟书先生在解释为什么时候要写人时说:“我立意写的是人,不单单是中国人,更不是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我一再说,我是在写人,大一点说是写世界人类的困苦。”[8] 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世界人类的困苦”,类似于我们提出的“世界人类的文明”或“世界人类的命运”。关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研究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这就很自然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文明形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本原和本质的追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事关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初步回答。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有关,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也不只是一种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一种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一种追寻。

   (一)人的本质是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一体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的本质是什么?自古以来,这些被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吸引了无数思想家去破解。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发出过“人啊!认识你自己”的号召。当时也有“人是万物尺度”的主张,强调了人之于世界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人是天生政治动物”和“社会动物”的著名论断。文艺复兴以后,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论断,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本质在于理性。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对“人是什么”没有正面回答,但也提出过“人是伦理的生物”的重要思想。

   费尔巴哈是运用唯物主义研究人的本原和本质的第一人。他通过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次使用了“类”的概念,突出了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类”和“类本质”的发现激发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多次出现过“类存在物”“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等提法。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的局限性基础上,认为人有两种本质——即本体论本质和社会本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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