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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德: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百年嬗变:三个向度的解读

更新时间:2020-08-19 16:43:50
作者: 傅有德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美国改革派犹太教发布了四个历史性文件。这四个文件反映出美国改革派犹太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民族性与普遍性(个别性与一般性)之间、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时而激进前行,时而回归后进的历史轨迹,也可以见到那些改革派领袖们或澎湃激情,或犹疑徘徊的心理路程。其中,1886年的《匹斯堡纲领》最为激进,1937年的《哥伦布纲领》趋于保守,但仍然没有回归到位;1976年的《旧金山纲领》回归到了改革派之最保守的形态,可谓矫枉过正了;到1999年匹斯堡《原则声明》,一个偏于神圣或保守但仍然属于进步主义的美国改革派犹太教则趋于稳定。

   关键词:改革派 传统与现代 民族性与普遍性 神圣与世俗

  

  

   近现代以来,传统犹太教遭遇欧洲启蒙运动、工业化与科学革命,在现代性浪潮的裹挟下起而回应,经历了自19世纪始的革故鼎新,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为大多数犹太人提供了生活的指南。现代犹太教包括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重建派等四大派别,产生于19世纪初在德国开始的犹太教改革。因为改革,传统犹太教首先衍生出改革派,进而引发犹太教整体的大分化。改革派始于德国,发展壮大于美国,而美国的改革派自身也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外部文化的影响而经历着兴衰沉浮。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美国的犹太教改革派,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四个历史性文件,即1885年的《匹斯堡纲领》(Pittsburg Platform),1937在哥伦布通过的《改革派犹太教指导原则》(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Reform Judaism,简称《哥伦布纲领》),1976年在旧金山通过的《改革派犹太教:世纪回顾与展望》(Reform Judaism: A Centenary Perspective,简称《旧金山纲领》),以及1999年匹斯堡《改革派犹太教原则声明》(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Reform Judaism,简称《原则声明》)。[①]本文将从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世性、神圣性与世俗性三个向度,通过历时与共时性的解读与分析,发现犹太教改革派在100多年里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发现哪些犹太教要素改变了,哪些没有变;哪些在改变之后又复兴了,哪些永远丧失了生命力。在余论部分中,本文将简要概括美国改革派犹太教的一般特征并试图揭示其中蕴含的普遍性意义。

  

   一、激进改革:《匹斯堡纲领》

  

   1885年11月,全美改革派拉比由艾萨克·梅耶·怀斯(Isaac Mayer Wise)主持匹斯堡会议,通过了由考夫曼·科勒尔(Kaufmann Kohler,1843-1926)起草的名为《匹斯堡纲领》的文件。这一文件明确阐述了19世纪末改革派犹太教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基本立场和原则,被称为改革派的“独立宣言”,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简化这个由8条构成的历史性文献,我们得到一个以宗教信仰为内核,以价值观为中间层,以具体律法为外围的改革派犹太教的结构系统:

  

   核心信仰:(1)上帝观念(宗教真理),(2)犹太人是上帝的祭司,一个宗教共同体(不再是民族共同体);(3)相信灵魂永恒,反对死后(肉身与灵魂一起)复活和天堂、地狱的教义。

   基本价值:(1)普遍的心智、科学真理(2)现代性与进步观、现代心智或理性、现代使命,(3)普遍的正义、和平、博爱。

   律法规范:(1)履行传统犹太教中的道德性律法;(2)接受符合现代文明的律法,(3)反对回归巴勒斯坦以及关于以色列国和律法,反对圣殿献祭律法,拒绝饮食、洁净、服饰等日常生活戒律。

  

   我们发现,《匹斯堡纲领》接受了进步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进步,不断从原始走向文明,从落后行至先进的。一方面,这个纲领保存了拉比犹太教中的上帝信仰,选民意识,灵魂不死观念,接受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性律法,认同犹太人是一个宗教性群体;另一方面,它又特别突出了现代理性、现代科学、现代文明的律法、现代使命等现代价值和诉求。从历史向度看,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该纲领没有完全忽视传统犹太教的因素,但其天平的砝码明显倾向于现代性。这与犹太教改革派一贯主张宗教的时代性和进步论是一致的。保守派拉比科胡特(Alexander Kohut, 1842-1894)批评说:“改革派试图脱离摩西——拉比传统而寻求与时代同步”,但其主张“是没有肌肉,没有灵魂的精神骨架,是一种自杀而不是改革。”[②]与之针锋相对,该纲领的起草人则旗帜鲜明地指出,面对现代性的大潮,我们应该后退还是前进呢?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倒拨历史的时钟,而应该自豪地推进历史的前进。[③]

   换一个角度看,即从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考察,该纲领认同传统犹太教的“选民”或“祭司”地位,接受部分有关圣化的宗教仪礼,从而一定程度地保留了犹太教的个性特征。然而,在短短八条的纲领中,更多的是对个别性、民族性内容的批评和拒绝。例如,宣称犹太人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宗教共同体”;拒绝接受回归巴勒斯坦建国和所有与以色列国相关的律法,放弃死后(灵肉)复活的信条,把圣殿祭祀仪式,饮食、洁净、服饰等关于日常生活的摩西律法,看作是“原始”犹太教特有的,违反人类普遍性的,因此统统予以摈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具有较高普遍性的价值,如正义、和平、博爱、现代的心智、理性、科学与真理,则得到无条件接受和褒扬。还有,就连“上帝”观念也被说成是“任何一种宗教”所具有的,因而具有浓重的普遍主义色彩。隐含在该纲领里的逻辑是,符合现代性的即是普遍的;启蒙运动以来欧美主流的自由主义价值,就是普遍价值,而普遍价值是应该无条件接受的。《匹斯堡纲领》的条文及其内在逻辑表明,美国改革派犹太教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显然是颇为轻视特殊性,而极为偏重普遍性的。

   《匹斯堡纲领》没有多少直接表述世俗化的文字,但其基本倾向带有浓重的世俗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 “上帝观念”,虽然与传统保持了连续性,但接近于哲学的观念,而与传统犹太教所说的“上帝实在”、“人格神”、“创造主”和“立法者”有差别。“灵魂不灭”也与此类似。更明显的是,该纲领拒绝许多宗教性礼仪和道德以外的生活律法,而犹太教与犹太人的宗教性或神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律法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早在改革之初,德国的改革派犹太人就废除了象征与上帝立约的“割礼”,圣堂内不再男女分席而坐,不再用希伯来语祈祷,不再遵守饮食律法与厨房禁忌,也放弃了着装服饰方面的律法。这些改革举措都被《匹斯堡纲领》继承下来,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匹斯堡纲领》发布其后的美国的改革派,在生活方式上也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883年7月,希伯来联合神学院为首批毕业生授予拉比圣职,在庆功宴会上竟然将显然违反犹太饮食律法的大虾摆上了餐桌。[④]可见,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美国改革派犹太教是明显偏于世俗化的。

   从上述可知,《匹斯堡纲领》中作为改革派犹太教内核的信仰部分相对稳定,一般或较为普遍的价值部分则革新较多,处于“托拉”系统外围的具体的生活律法和习俗的改变最为显著。核心信仰基本稳定,说明《匹斯堡纲领》代表的改革派没有脱离犹太教,而仍然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价值观与具体的律法革新甚多,说明它代表的是激进改革派;该文件肯定的价值观兼顾传统与现代,但偏重于现代,说明改革派犹太教是以现代性为目标的进步派;纲领批判并摈弃了大量传统犹太教的律法,只赞成保留道德训诫和个别宗教仪礼,说明改革派强烈地拒绝传统,倾向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普遍性和世俗化。

   可以看出,《匹斯堡纲领》虽然与传统保留了连续性,但其主旨是与传统犹太教的疏离与划界。这个纲领是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改革派激进的、进步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直到1937年《哥伦布纲领》的颁布,其使命才算完结。

  

   二、纠偏补正:《哥伦布纲领》

  

   1937年,即《匹斯堡纲领》颁行后52年,改革派拉比于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再次举行拉比大会,在激烈争论后通过了美国改革派犹太教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哥伦布纲领》。这个纲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犹太教及其基础、伦理和习俗。这个纲领的历史意义是补缺纠偏,即在坚持改革派进步主义的基本原则时,力求在民族性与普遍性之间,传统价值与现代性之间,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找回在过于激进的《匹斯堡纲领》中失去的平衡。当然,从纲领的内容构成看,在不同的层面,天平的倾斜度是不一样的。

   首先,在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上,该文件仍然坚持犹太教的进步性与现代性,并承诺“自觉地将这一原则运用到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去”;犹太教无条件接受现代科学,相信科学与宗教没有矛盾,可以并驾齐驱。[⑤] 对于指导犹太人日常生活的律法,该文件在承认其来源是神启,然而主张启示是经由先知和先贤连续下来的,经历着时代的变迁。因此,“作为历史进程的产物,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特定的《托拉》律法已经丧失了约束力。但是作为永恒的精神理想的宝库,《托拉》仍然是以色列生活永不枯竭的源泉。每一个时代都有义务使《托拉》的教导适应那个时代的基本需要,同犹太教的智慧相协调。”[⑥]由此可见,顺应时代,适应社会,与时俱进,仍然是《哥伦布纲领》的主导精神。

   其次,在民族性或个别性与普适性的关系问题上,《哥伦布纲领》一方面确信犹太教的犹太起源,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内容的普遍性或人类共性,试图维系两者的平衡。如其所说:犹太教“尽管源于犹太生活,但是它所传达的启示是普适的,旨在上帝的统治下实现人类的团结和完满。”[⑦]在核心信仰层面,该纲领称“生生不息的上帝”(living God)是犹太教的核心,并且说他既超越时空,又内在于世界,作为“宇宙的主和仁慈的父”,以律法和爱统治着世界。犹太人怀有普适的弥赛亚期盼,其目标是与人类一道建立“上帝的王国,实现普遍的兄弟之爱、公义、真理和人类和平。”在道德方面,犹太教追求上帝,追求普遍的道德——“神圣、公义和良善”,追求普遍的人间之爱,追求人人具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在核心信仰和基本价值层面,普遍主义仍然是《哥伦布纲领》的主旋律。

   但是,在犹太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哥伦布纲领》较之《匹斯堡纲领》有重大的修正。首先,犹太人不再如50年前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民族。它指出:“如果说以色列是躯体的话,那么犹太教就是这一躯体的灵魂。”[⑧]躯体和灵魂密不可分。犹太人尽管散居在世界各地,但信奉同样的宗教,而犹太教就是一条精神纽带,将各地的犹太人凝聚为一个群体,使之“作为一个民族”存活下来。一句话,犹太人的宗教性与民族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其次,该纲领一改之前反对回归巴勒斯坦建国的观点,转而提倡和鼓励各地犹太人回归并建设好以色列。它明确说:“我们确信,在将巴勒斯坦建设成为犹太家园的过程中,所有犹太人都有义务提供帮助,使之不仅成为受压迫者和受难者的天堂,而且应成为犹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中心。”[⑨]坚持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同一性,号召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标志着改革派从普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向。《哥伦布纲领》表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激进改革,进而犹疑与徘徊之后,改革派终于向民族性迈出了显著的一步。

再次,如果说19世纪末的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在神圣与世俗关系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世俗化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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