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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德:雅典与耶路撒冷:西方文化的源流与生命力

更新时间:2020-08-19 17:05:59
作者: 傅有德 (进入专栏)  

  

   近年来,国内知识界流传一个说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里的潜台词是:西方文化正在或者已经没落,轮到中国文化唱主角,担负起挽救没落的西方文化,主导人类文化的伟大使命了。实际上,早在一战之际,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就撰写了《西方的没落》,从其文化发展周期论出发,预言了西方文化没落与衰亡的宿命。[footnoteRef:2]然而就在前几年约100年后,人们发现,西方文化并没有像斯宾格勒预言的那样已经没落或衰亡。英国哲学家库比特前几年出版了《西方的意义》一书,其中说:“关于西方……无论有多少人公开宣称痛恨它,它的文化优势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挑战。甚至,最为仇恨西方的那些人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从它那里借用手段,例如金钱和各种技术,并通过这些手段与西方抗衡。”[footnoteRef:3]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西方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 如果有,其生命力何在?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既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也关系到我们如何判断和定位中国文化及其未来走向,可谓意义重大。这里本文将首先考察西方文化的源流和构成,以期对西方文化有一整体性把握;随后将综合相关哲学与心理学理论确立一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最后试图利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西方文化,做出西方文化是否有生命力的判断。抛砖引玉罢了。

  

   一、西方文化的两个来源和两个组成部分

  

   大致说来,西方文化即欧美文化。按照一般的历史分期,可以把西方文化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唐·库比特把从罗马凯撒大帝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称为旧西方,其文化属于旧的西方文化;把欧洲启蒙运动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业革命和批判性思想称为现代欧洲文化,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领导的充分发展了的文化则属于后现代或“新西方”文化。[footnoteRef:4] 这个历史划分虽然有其道理,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仍然沿用中国通常使用的西方历史与文化分期。

  

   历史地看,西方文化源于“两希文明”,即古代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是海的产儿,其源头是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干旱少雨的地中海气候并不太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漫长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岛屿为那里的渔业、商业贸易和城邦政治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航海商贸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为了人的“存在”(being)并“活得好”(well being),哲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以探求其中的原因和规律。艾菲斯的赫拉克里特就说过,“找到一个事物原因的解释,比做波斯人的国王还好。”随着希腊哲学的中心从小亚细亚移至雅典,希腊人也走出了早期的自然哲学而建立了更成熟完备的哲学体系。世界被分为可感的“现象”和背后的“实在”,追求现象背后的实在,如“逻各斯”、“共相”或“理念”,“实体”,进而获得“知识”或“真理”成为哲学家们的共同旨趣。如果说苏格拉底通过追问和诘难的辩证法而达到确然的定义,确立了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求知方法,那么柏拉图则沿此方向借助概念的界定和推论,以及生动的比喻,创建了一个包括理念论、知识论、政治与道德哲学和宇宙发生论在内的哲学系统。柏拉图哲学成了典型的哲学范式。怀特海说:“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无非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足见其影响之巨大。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衣钵,建立起自己的实体论(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思维的工具——逻辑学,提出了理性思维的具体规则,他还创立了各门自然科学的雏形。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在哲学与科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是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从前苏格拉底到后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致说来,希腊哲学家面向的是自然与社会背后的实在,目的是认识这一实在以获得真理,方法主要是概念的界定、逻辑的分析与推论。在他们眼里,人生的目的是过好的生活,而好的生活或对善的追求又都依靠理智的认知来实现。这是一种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或“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哲学,当然也是一种理智主义的生活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哲学中有一个未加证明的前提,这就是:人有理性,而且理性有足够的能力认识真理并引导人们过上理智的幸福生活。简言之,作为西方文化的一大源头,希腊哲学开启了一条理性主义的道路,它昭示后人,理性的人可以依靠认知获得真理并满足人的一切需要。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宗教则大异其趣。希伯来宗教诞生在地中海的另一侧,与北岸的希腊遥遥相对。但是,希伯来文化则几乎与海洋无缘。希伯来宗教的发祥地是现在属于埃及的西奈半岛,那里至今仍然是荒山沙漠。根据《圣经》,摩西约在公元前1250年前后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法老的统治,来到贫瘠荒凉的西奈旷野,在那里驻留辗转了40年,其间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摩西律法的颁行。按照《出埃及记》,逃离埃及法老的统治后来到西奈旷野的以色列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失去了做奴隶时尚有衣食的安稳生活。在西奈,水源奇缺,无田可耕,人们缺衣少食,靠天赐“玛那”为生。于是,不少以色列人怨声载道,表示宁可回到埃及去做奴隶。面对失望甚至绝望的民众,摩西独自一人登上西奈山顶,亲自领受了上帝赐予的刻有“十诫”的法版,并接受了一套完整的律法。后来,他把神启示的律法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摩西五经》中的律法,犹太教从此诞生了。可见,希伯来宗教是荒山沙漠的产物,是绝望的以色列群体的希望表达。希伯来《圣经》相信超越的人格神“亚威”的存在,认为他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决定着社会历史的进程。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以色列人,赐予她以“十诫”为核心的律法,使之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对于古代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人生的目的就是侍奉上帝,其方式是通过献祭或祈祷与上帝交流,通过严格遵行律法的行为而成为虔诚的“义人”。因为上帝的信仰和神启律法的缘故,在古代以色列人那里原本日常的、世俗的生活被神圣化了。宗教之“化凡俗为神圣”的功能,尽显于此。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王国建立,犹太教的中心随之迁至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起第一、第二圣殿,犹太教达到了鼎盛。

  

   显而易见,作为海洋产儿的希腊哲学开辟的是“理性——认知——理智的生活 ”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和生活之路;而作为沙漠文化的希伯来宗教则奠定了“信仰——神启(律法)——虔敬的生活”这样一条信仰型的得道方式和生活之路。前者的出发点是人的理性,归宿是合理性的生活,借以实现的途径是理性的认知;理性贯穿在整个过程之中。后者的出发点是对神的信仰,归宿是虔敬信神的生活,实现的途径是遵行神启的律法;对上帝的信仰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正如哲学家无需刻意证明人的理性存在及其功能;希伯来的先知也不必论证上帝的存在。换言之,理性和上帝都是作为不证自明的预设包含在各自的系统中的。

  

   在希腊哲学家那里,“人是理性的动物”(rational animal);在希伯来先知那里,人的本质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动物;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divine image)创造且高于包括动物在内的所有事物的被造物(creature)。在希腊哲学中,人之为理性的动物,理应实现自己的本质而过一种理性思辨的生活,即一种多半和神灵没有直接关系的世俗生活;与此不同,在希伯来宗教中,分有上帝形象的人应该像神那样生活,善男信女必须委身于(committed)上帝,每时每刻都虔诚地遵照神的教诲行事;其生活表现为神圣的,而神圣的生活是高贵的、有尊严的,因为人在本质上像神,超拔于动物之上。

  

   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色列并推行希腊化,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第一次相遇。之后是罗马帝国的占领,带来的仍然是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和法律制度文化。公元之初,耶稣及其门徒草创了基督教,后经保罗等使徒对外帮人的宣教而弘扬光大,再后来经过教会和早期教父们的努力,基督教成为具有系统的神学教义,完备的教会组织和广泛信众的宗教。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沦为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大致说来,基督教是从圣经犹太教发展而来并借助希腊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宗教,是希伯来的上帝信仰和神圣生活取向与希腊理性主义思辨综合后的结果。换言之,虽然基督教中包含了希腊理性哲学的因素,但其主旨仍然是希伯来宗教的,因为对神的信仰、神的恩典、神圣的爱、神圣的生活的追求是得自希伯来宗教的。人们常说,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里,“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其实,在基督教内部,理性从来都是信仰的婢女,哲学从来都是服务于宗教的。不管怎么说,希伯来宗教衍生出了基督教,并借助于基督教把神的信仰和神圣生活的取向植入了欧洲文化,使之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和现代西方文化,大致说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其中的理性主义,主要包括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行业和组织、民主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或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人本主义的伦理,等等,而贯穿其中的是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精神。另一大部分是犹太-基督宗教信仰。尽管基督教在欧洲已经空前世俗化了,在美国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但是,正如库比特所说,世俗化只表明教会基督教的危机和失败,并不是基督教本身的破产。[footnoteRef:5]当今的西方人仍然遵循犹太-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因此,西方人的品行和人格仍然是基督教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世俗化不仅不是基督教的破产,而是恰恰相反,毋宁是基督教的全面胜利。

  

   回顾近现代世界史,我们可发现,虽然欧洲诸国在殖民化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相遇与碰撞,但欧洲文化——后来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一直居于强势地位,是它强力影响了其他的弱势文化,如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而不是它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实质性影响。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异质的外来文化真正浸入了现代欧美世界,而融合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文化生态并未改变。在那里,源于希伯来圣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源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生活态度,依然并驾齐驱于同一空间和时间之中。

  

在西方,不少思想家以雅典代表源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以耶路撒冷象征发端于希伯来圣经的宗教信仰传统。例如,利奥·斯特劳斯就使用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称谓,认为西方文化是由此二者构成的,其中的希伯来圣经传统是西方中的东方因素。关于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突出耶路撒冷而贬低希腊者,如著名法国几何学家兼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意大利的卢扎托(Samuel David Luzzatto, 1800-1865)和乌克兰的舍斯托夫(Lev Shestov,1866-1938)和美国的利奥·斯特劳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坚持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批评理性主义哲学的认知取向使人单面化,忽视了人的生命本身。卢扎托指出:西方文化中的希腊因素造就了一种无意义的唯智主义,因而它只适用于哲学家,根本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因为他们需要道德维生素。[footnoteRef:6]舍斯托夫直截了当地说:“知识并非人类的终极目标,知识并未给存在(being)以证明,它本身尚有待于来自存在的对自己的证明……一切非出于信仰者,皆为罪也。”[footnoteRef:7] 更多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是推崇理性和知识,而贬低或拒绝犹太-基督教信仰的,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家、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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