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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 任中平: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20-02-04 00:16:02
作者: 王翠   任中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对政治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日趋增加。学界在关于政治生态的内涵及构成要素、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治理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梳理相关成果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五个方面的不足:研究对象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重点;研究方法较单一;成因分析不够深入;治理路径上倾向党内自我纠正,忽视外部制约力量;对治理效果缺乏相应的跟进与防御措施。今后学术界还应在这些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推动政治生态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

   关 键 词: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建设  研究综述

  

   政治生态学是运用生态理论和生态思维方式来模拟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从而进一步拓展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阈。政治生态学研究起源于西方。1947年,自美国学者J.M.高斯首次将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以来,西方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和蓬勃兴起,王沪宁、王邦佐、刘京希等学者开始对政治生态学的相关概念和问题展开了研究。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关于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并要求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经过全党近几年来的持续用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效果,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新的气象,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普遍重视和关注。不少学者对政治生态污染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突出的理论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进程。

  

   一、关于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

   (一)政治生态的内涵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政治生态定义为政治系统运行中其内部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状态。谢金峰认为“政治生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生态是指社会政治生活的宏观环境,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狭义的政治生态是指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各政治主体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状态,是党内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党内政治制度是根本,党内政治文化是灵魂,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态最直观的反映、最具体的体现。”[1]燕继荣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也对政治生态做了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广义的理解是“把政治生态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总和”,它包括了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如各种政治制度和规则(正式的制度、规则和程序与非正式的制度、规则和程序),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组织性的行为主体和非组织性的行为主体,群体性的行为主体和个体性的行为主体),各种政治行为方式(政治场域的进入方式、政治角色的竞争方式、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各种政治文化和不同政治心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个体性的心理和群体性的心理)等。相对狭义的概念是“把政治生态看作是政治系统运行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的范围和构成要素由于‘政治系统’定义的不同而有所改变。”[2]包心鉴认为“政治生态是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3]

   (二)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

   学者们对于政治生态构成要素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多维度性特点。夏美武认为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主要囊括了时空要素、权力要素、结构要素、制度要素、主体要素、文化要素、生产力(经济)要素、生命要素、法理要素这九大核心要素,并要求我们应从政治社会系统整体和系统要素间关联的高度去看待某一具体要素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孤立地对待任一要素。[4]郝宇青认为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包括政治主体的静态和动态要素。“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属于政治生态的静态要素;“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属于政治生态的动态要素。[5]杜运泉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了政治生态的结构。“从纵向来看,政治生态的最小分析单元可以界定为县域,最大分析单元是国家,中间还有市域、省域两个层次。从横向来看,政治生态可以从制度、行为、价值三个维度进行分析。”[6]

  

   二、关于政治生态污染的主要表征

   如果我们把政治生态理解为制度、文化和行为等三个方面有机统一的整体,那么对于政治生态的污染问题,大致可以从党内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等三个方面来进行梳理。

   (一)党内政治制度方面

   1.“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制约。李斌雄和姜向红认为一把手带头搞腐败,导致本地区本部门窝案易发多发。“目前我国党政‘一把手’权力依然比较集中,如果缺少监督制约,极为容易引发腐败行为。”[7]吴海红指出:“有些地方,一把手大权独揽,一言九鼎,整个地方或单位就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不仅下属的命运,甚至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前途命运,都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受践踏,制度的原则规定被无影无形的潜规则代替。”[8]

   2.监督机制不健全,发挥作用不力。纪明指出:“目前,权力运行中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监督链条薄弱,几近断裂,导致监督不得力。”[9]王晓琴认为“当前对权力的监督存在盲区,现有的权力监督机制,监督主体对‘一把手’监督力度较弱,作用发挥不突出,同时现行的权力监督主体比较分散,相互之间缺乏有机互动,加之监督规则不健全,监督主体间缺乏沟通交流,导致一些地方的监督工作‘形同虚设’,失去其自身价值。”[10]

   (二)政治文化方面

   1.部分党员干部道德滑坡堕落。张哲认为:“当前政治生态中确实存在着党员干部道德滑坡的问题。有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热衷于摆门面、耍花架子;有的沉迷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有的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有的习惯于当‘甩手掌柜’、做‘二传手’,坐而论道,不干实事。”[11]张元圆指出:“党员干部“政治素质、政治觉悟、政治定力仍存在不足,思想不纯问题尚未解决。集中表现为部分党政干部并没有将马列主义作为终生信仰,也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情感认同。不能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法坚决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难以坚持自我。”[12]

   2.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常显武指出:“有的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领导,特别是有的‘一把手’,‘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言堂’,使民主集中制边缘化。有的以行政身份行使党内权力,轻视班子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喜欢居高临下事先定调,把党的会议开成了行政会议;也有的委员没有主张自己的一票之权,把‘班长’当‘首长’,把‘一票权’当成‘拍板权’,产生盲从的依赖感。”[13]赵长茂认为“对‘一把手’监督失效,党内民主氛围遭到破坏。由于监督缺位、监督无力,有些地方和领域‘一把手’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搞家长制、一言堂的情况比较普遍。”[14]

   3.“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屡禁不止。桑春红认为:“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官场‘四风’问题有卷土重来之势。一些地方形式主义严重,有些领导干部过分追求政绩,在地方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些地方官僚主义突出;一些地方享乐主义蔓延;一些地方奢靡之风盛行。”[15]张倩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未绝迹。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看,仍有部分党员干部心存侥幸,‘从明里来,到暗里去’,仍试图‘搞变通’、‘打擦边球’,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四风’问题的新变种。”[16]

   (三)政治生活方面

   1.腐败现象大量存在。山成忠对腐败现象做了列举:“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干预资源开发、土地转让、房产开发、城市规划等事项,严重破坏市场公平原则,导致行贿之风盛行;有的领导干部策划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借机大肆敛财;有的领导干部秉持“雁过拔毛”的理念,贪污挪用扶贫款、涉农款、救济金、医保费等,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冷暖;有的领导干部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思想,任人唯亲,搭建‘势力圈’,划分‘势力范围’;有的领导干部明码标价,买官卖官,造成吏治腐败,形成‘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恶劣风气,等等;尤其在基层,‘苍蝇’扑面,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有些地方和单位甚至出现了‘窝案’、‘串案’和塌方式腐败,影响极为恶劣。”[17]王国勇也指出当前腐败问题的特点:“第一,腐败群体化。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贪污腐败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顶风违纪。第二,官员以权谋私现象严重。一方面,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巧立名目、吃拿卡要、贪图小利,不给好处不办事;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出现‘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谋福利、找工作,优待亲属,利用其职权为子女牟取不正当利益。第三,腐败‘合法化’。当前贪污腐败涉及的金额数量大,许多腐败现象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公然为一些地区、当地部门及个人谋取私利,为了利益置制度、规定于不顾。”[18]

   2.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宋歌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的风气不正,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该用的干部不用,不该用的却受到提拔重用。”[19]杜治洲更是指出:“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机械性,存在关笼式、利益链条式、权力交换式的用人方式,官场逆淘汰现象严重。”[20]

   3.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王厚明认为:“当前,党内生活总体上是好的,但是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有所抬头,存在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等不良倾向,影响着党内生活的成效和质量,影响着党组织功能和党员作用的发挥,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严峻挑战。”[21]李敏杰认为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表现在两个层面:“从个体层面看,党内个体之间关系异化,人身依附现象较为严重。从组织层面看,少数领导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以个人意志代替集体意志,把民主集中制变成‘集中民主制’。”[22]

  

   三、关于政治生态污染的成因分析

   (一)理想信念迷失

1.市场经济滋生了权钱交易土壤。高祖林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成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金钱财富堂而皇之进入社会殿堂,个人正当利益得到肯定,物质利益追求不再遭受非议,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商品交换规则不可避免会向政治领域渗透;社会阶层结构调整,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随着‘财富榜’出炉,财富占有的排名浮出水面,富豪们的财大气粗引来部分人羡慕,有些党员干部就可能心态失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群追求奢华享受,有的挥金如土极度奢靡享乐,奢侈品横行市面受人追捧,对党员干部会产生种种诱惑;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社会不良风气也会侵蚀党的肌体,诚信缺失、人情至上、唯利是图、各种潜规则盛行,社会道德沦丧的种种问题必然会反映到党内;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非法获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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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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