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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海庭: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述论(1949—1978)

更新时间:2022-12-02 22:23:24
作者: 关海庭  

  

   【摘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某些时段在政治路线和具体的政策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甚至出现了“文革”这样的全局性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其政治信仰,并紧紧依靠人民,一步步纠正错误,实现了自我净化。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加强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密切联系群众等各项措施和汲取社会动乱时期的深刻教训,是我们党不断前进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政治信仰;党员教育;密切联系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净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指特定时期党内的政治氛围和政治风气,是党风政风的重要反映。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对复杂的执政环境,能够不断自我净化,最终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改革开放。究其原因,是党内始终能够保持最基本的政治生态。总结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的政治生态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

   政治生态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范畴,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为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打下了经济基础。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也清楚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提出要通过“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能达到成功”。但是,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官僚资本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生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生态建设的起步有两个基本的政治背景。第一个背景,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深入,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整个土地改革中,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约合4700万公顷)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共计“2400多家银行”“2858个工矿企业”建立了国营经济,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更为重要的是,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按1957年价格计算,抗战前的1936年全国职工(包括家属在内)平均消费额为140元左右,1952年增加到189.5元,增加35%左右。农民净货币收入由1949年的68.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9亿元,增加86.7%;从1949年到1952年,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1951年,毛泽东指示,“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1952年,全国建成工人宿舍217550间,仅天津就建成“工人新村”90余万平方米,宿舍51226间,占到全国四分之一。[5]这充分调动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使政治生态建设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第二个背景,就是“西柏坡精神”的形成。从1947年5月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随后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也来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共1年10个月的时间。在西柏坡,毛泽东领导了三大战役,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形成了西柏坡精神,即“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去北京之前,“全国胜利在即,毛主席训示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同时对内部要严整起来,要停止做寿、致祝词、改县名、送礼”,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即使这样,中国共产党也丝毫没有放松政治生态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并特别强调,党内“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为此,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整风的重点,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各级党员干部。6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编印了《整风文件》;7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整风工作的报告;8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局关于整风经验的报告。通过普遍动员,广大干部学习文件、查找存在问题、剖析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进行全面总结。经过整风,提升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党内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第二,开展“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接续在整风运动的后面。在整风运动中,揭发出了个别领导干部贪污、浪费及严重的官僚主义,有些问题影响极坏。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沈阳揭发出3269人有贪污行为”;11月30日,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贪污的处理情况的报告;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有些地区在工业、粮食、建筑、交通等方面贪污、浪费现象严重,“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缩短学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限期展开斗争,对官僚主义、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2]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6万多人。经核实,全国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5万多人,贪污的赃款赃物总计6万亿元。“三反”运动对各类贪污人员给予了相应的处理,于1952年6月结束。“三反”运动给全党敲响了警钟,有着强大的震慑力。第三,进行统一战线问题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党内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内对统一战线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的倾向,认为“革命胜利了,为什么还要统一战线”;另一种是迁就主义和敷衍主义倾向。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多次讲话,要求“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统一战线工作,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待党外人士,时刻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地位”。1951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帮助各民主党派,在大中城市发展党员一倍至二倍”;“把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当作中心工作”;“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更应经常注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宣传教育”。第四,全面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5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同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党已有五百几十万党员,对于这些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认真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能力,是一个极端重大的任务。”要通过组织党的宣传员报告员并领导其工作、管理政治理论教育的课本及其他读物的编审、审查和指导学校中的政治性课程的教材和教学、拟定党关于报纸和广播工作的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以及研究和指导图书馆、展览会、民教馆、文化宫、俱乐部的群众文化活动等途径,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同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党内现在的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要学习政治常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著。通过实施学年制和考试制、指定一批兼职的和专职的理论教员、举办三个月的理论教员训练班、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等措施,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除了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建设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一是党的组织发展不平衡,农村党员占绝大多数。当时中共有近450万党员,20万个党支部,但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农村支部占79.8%,大部分集中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二是党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文盲半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文化程度占3.02%,大学文化程度仅占0.32%。1951年3月,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对党员的普遍教育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要求在整党过程中,重点对党员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同时决定对党员的教育划分三个严格的步骤:第一步是学习党纲党章,明确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二步是进行党员登记,登记材料装入档案;第三步是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审查鉴定。可以说人人都要过关,绝大多数党员通过了审查,对部分党员采取妥善方式劝其退党。到1953年,在三年多整党期间,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与清退出党者相抵后,全国共产党员的总数由580万人增加到636.9万人,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3]172党员的素质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础,这次党员教育活动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党内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提升,党在人民群众中的神圣感得到了提高。

   随着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净化党的组织等这些重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党的政治生态建设。较早提上日程的是党的团结问题,特别是1954年上半年的“高岗事件”,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很多农村地区创建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生态:“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分散的情况,有所谓‘山头主义’;党员干部出身不同,带来了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出身的也有一定的散漫性。”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使全党认识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集中统一领导问题,并作出决定:“一切重要的和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只能由中央决定,任何组织无权决定这样的问题。”会议还就请示报告制度、各行政大区的管理、书记处与政治局的关系、中央各负责同志下基层考察、中央办公厅的管理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之前,党政和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基本捋顺,这为政治生态建设创造了基本的政治前提。随后就是净化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的干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开展,干部调动频繁,没有对干部进行全面审查,特别是提拔了大批的新干部,其中一些干部历史不清、来历不明。本来在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但是由于这项工作政策性强,中央比较谨慎,先在小范围和要害部门试点,1954年下半年才全面展开,到1957年上半年大体完成。通过这次“审干”,党基本弄清了全国各类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绝大多数干部的问题搞清楚了,有了结论,一身轻松,放手大胆开展工作。“审干”工作中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于是从1955年下半年起,内部肃反运动在全国展开。“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尖锐的程度估计得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处理过重等偏差。”干部问题涉及用人导向问题,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审干”和“内部肃反”总的来说对政治生态建设是有利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带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加强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1月,毛主席亲自动手组织上上下下的力量进行广泛、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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