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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关于“联合政府”构想的新审视

更新时间:2019-07-12 19:28:40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联合政府”有别于“政府联合”,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组成的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政党(型)政府”。自近代政党政治产生以来,政党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以执政为目的的政治组织,通过政党独自或政党联合组成联合政府或政党政府来治理国家与社会。中国也不例外,七十年前毛泽东曾提出“论联合政府”的构想,无论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党争”中施行的一种权宜之计的“策略说”,还是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其性质来说是联合政府构想的“实现说”,都是值得商榷的。七十年以后的当今中国,在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新审视“联合政府”的构想及其实践,在践行“一国两制”方针的历史进程中,重建“联合政府”何以可能,就成为值得我们关切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关键词: 中华民族团结; 国家主权统一; 党际协和; 联合政府; 振兴中华

  

   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反映。大凡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性抉择,往往犹如一部硕大无比的鸿篇巨著,不是某代人,更不是哪个人所能一笔写成或一次性选择所能著就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抉择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仅深刻决定着当下,而且也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未来。其所具有的必然性过程,是由人们通过无数次已然的主观或然性选择的结果构成的。既然是主观或然性的选择,其结果就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在具体的历史方位上,存在着多种可能的选择,而在具体的某个历史时间点上,限于具体历史条件只能出现一种可供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的结果未必就能更好地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往往会付出一定的历史性代价。另一方面,虽然历史并不是一部可以任意修改的剧本,人们既不能随意介入历史,也不能随意改变历史,但人们可以在新的时空条件下重新省视历史,重新选择那种本来就可以更好的体现而实际上并未能体现出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会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补偿,在新的更高层面上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仿佛需要经历无数次地从头开始,方能真正走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项的历史必由之路。譬如,我们对联合政府问题的历史性审视就是如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为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主权和统一,第一次明确提出组建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基础的多党联合政府的构想和主张,后来由于战争时局的突变而未能真正实现。本文试图对“联合政府”构想和主张的原意、背景及其嬗变,以及重构“联合政府”的历史基础、理念基础、现实基础、未来前景及其相应十大关系、互补原理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问题做初步的探析。

  

对“联合政府”相关概念的理论辨析


   政府是社会的一个政治组织。通常,论者们只是比较多地注意到了与政府直接关联的概念有社会、国家、政党、公民或人民,由此组成的对应概念如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国家,政府与政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人民,以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公民、国家与人民,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公民,政党与人民等;却比较少地注意到与政府直接关联的概念还有民族、阶级等,由此形成相关的对应概念如民族国家,民族政府,民族政党,民族阶级,阶级国家,阶级政府,阶级政党,抑或是国家的民族性、政府的民族性、政党的民族性,国家的阶级性、政府的阶级性、政党的阶级性,以及国家间的民族,国家间的阶级,国家间的政府,国家间的政党等。其中,对于政府说来,民族性、政党性更具有“公约性”。因此本文比较侧重于政府与民族、阶级、国家、政党的概念,尤其侧重于政府的民族性与政党性问题的理论辨析。

   作为一定形式的国家机构的政府,受制于具体国家的内外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及其政党关系。其中:关于民族,如参照斯大林的定见,民族是历史上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有其不同的历史形态,如古代民族、现代民族,资本主义民族,中华民族等。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并且以一定的国家形式、政府形式存在。不同的民族可属于同一个阶级。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因存在着少数剥削阶级和多数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因而在民族之间就存在着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因而也存在着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对抗和民族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认为,压迫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压迫民族的解放有赖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关于阶级,如参照马克思和列宁的界说,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关系相联系,也不是永远存在下去的。阶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不同地位和对生产资料关系不同、分配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集团。这些不同会随时产生矛盾、冲突、对抗甚至斗争,亦即产生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进而成为民族剥削、民族压迫以及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对抗、民族斗争的根源或基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消除有赖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消灭。关于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产生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双重属性,尤其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性有时往往会让位于其社会性与民族性,特别是存在着敌对国家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以及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时尤其如此。此时的民族共同体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阶级利益。自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形成“民族—国家”以后,以此为单位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史。资(本)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资(本)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不对称关系与等级结构,资本的本性和自身难以解决的基本矛盾,促使处于中心的先发国家不断向边缘的后发国家进行资本扩张,通过剥削和压榨后发国家的人力资源和原料等,使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实现对后发国家的有效控制(这种控制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与反动性双重特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形塑自身,在被西方国家民族压迫的制约中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这里的“民族—国家”的内涵被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制约住了,“民族—国家”便具有去殖民化的特殊性质。而能否去殖民化,不仅仅靠哪个民族、哪个阶级,也不仅仅靠哪个政党所能实现或完成的,而要靠各相关政治主体超越阶级性或意识形态局限性。在民族整体利益至上性的旗帜下,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才有可能实现并得到保障。为此,只有联合,只有联合政府。唯此,别无他途!

   “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概念,从字面上看,是由“联合”与“政府”构成。“合”(union),是一个应用很广泛的词汇,涉及到联合的主体人员、组织、机构,为什么要联合,联合的目的或价值、方向,如何联合即联合的途径、方式、方法等,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政府”(government)是一种政治组织,由统治、管理、治理社会的一套组织机构、制度和员组成。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是作为政党、国家、政府“三位一体”的整体形态而存在的。相对说来,在常态情形下,政党比较侧重于以民族性的名义行其所代表的集团性或阶级性特质;国家则往往侧重于以社会性名义行其阶级性特质;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则往往侧重于以公共性、社会性名义行其阶级性特质。联合政府,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内由多党组成的政府(multiparty government),一般出现于已实现宪政的西方多党制国家。由于近现代以来的政治都是在一定的宪法或法律体系下的政党政治,因此,联合政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一定的法律基础上突显其中的政党及其政党关系,以有别于“单一政党政府”。通常在两种情境中形成联合政府:其一,当一个国家(尤指国家间)处于非和平的战争状态或存在敌对(尤指外敌)的军事力量,为避免内战而基于一定法律规则组成的由各相关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其二,一国在和平条件下,如果某一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该党可获得组阁权(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联合政府)或行政权,执掌政务;其三,如果在多党竞争中没有一个政党获得多数,有其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通过协商组成联合政府来共同执掌政务(即为通常所指的联合政府)。例如,英国2010年大选时,保守党并不占绝对优势,争取了自由民主党的支持才成为执政党,组成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再如,法国没有一个政党能独自取得政权,必须有多个政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一直有两个较为稳定的政党联盟———一个是以社会党为首、加上法国共产党、绿党、左派激进党;另一个是以人民运动联盟、保卫共和国同盟与法国民主同盟为首以及中间派的民主运动支持———执政。还如,德国2013年大选的实践证明,两党(基民盟、基社盟)甚至多党(社会民主党、左翼党、绿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将是未来作为国家机构政府发展的方向。此外,2011年6月6日,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曾报道民主党和自民党希望建立“大联合政府”的所谓朝野合作构想。2012年1月,我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与国民党竞争的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曾宣称将以“协商式民主”组成所谓“大联合政府”,虽然无法实现,但这有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地区将来政治体制变化的某种朝向。由此可以认为,各国或地区各具形式的联合政府,将成为全球化大潮中的一种历史趋势。

   由是观之,一个国家的联合政府何以可能,要取决于各种民族关系、阶级关系、政党关系及各种政治关系的匹配与博弈。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关系的匹配和博弈还会越出民族国家的场域,具有国际性特质。由此,就其联合政府的实质或本质而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侧重于国家的社会性、民族性可谓“民族型联合政府”;一类侧重于国家的阶级性,可谓“阶级型联合政府”;第三类介于这两类之间,可谓“政党型联合政府”。由于自近代政党产生以来的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政党政府或政党型政府无不打上一定民族性和阶级性“双重性质”的深深烙印,只是这种烙印有时(存在着异国异民族的威胁)侧重于民族性方面,有时(国内常态政治)则侧重于阶级性方面。因此,本文指涉的联合政府,所折射出的主要是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共识的一种政党及党际协和关系的政府。

  

“联合政府”构想的提出与践行


   从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角度审视,联合政府的构想有一个萌生———酝酿———提出———改(嬗)变的过程。

首先,必须说明联合政府构想萌生、酝酿的“历史生态”。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统一的封建社会国家。随着内部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原有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逐渐改变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步变为半封建的中国。随着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社会矛盾中的最主要方面的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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