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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

更新时间:2019-10-24 22:28:47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先后发给斯大林两封关于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的电报,但说法完全相反。全面、详细地反复解读史料的结果是,毛泽东第一封电报所述并非中共真实的想法和做法,其动机在于试探斯大林的态度,以解除苏共对中共的疑虑,并接受中共关于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主张。此例反映出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微妙和复杂性,也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动机的判断必须以系统、全面的史料考证为前提。

  

   关键词:毛泽东;斯大林;电报;统一战线;联合政府;史料考证

  

   在历史研究中,对于一项决策,一个讲话,一件事情,一场运动,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对行为者动机的判断。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一方的决策以及他人对这一决策动机的判断,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决策程序和档案开放的情况不同,一般说来,在冷战时期,对于西方阵营的决策动机比较容易和准确地作出判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过程相对明晰,各部门都有对策报告,还要经过层层讨论和争辩,最后下达决策指令,而现在那里的档案又非常开放,研究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找到他们需要的文件。相反,对于东方阵营的决策动机判断就比较困难,不易把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领袖外交”,决策程序不明朗,往往是“领袖”的个人思考,或者是顺应“领袖”意向和思路的“建议”。即使有一些决策文件,现在档案馆的开放程度也令研究者望而却步。

  

   但是,无论多么困难,这项工作还是要做的,否则在研究中就无法将历史发展的链条连接起来。当然,如果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相关史料,别说动机判断,就是过程描述也只能暂时搁置。不过,多数情况是,只要研究者全力和认真搜寻,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史料。这里的关键问题或前提有两点:第一,尽可能找到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史料;第二,必须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证、鉴别和筛选。否则,研究者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1947—1948年毛泽东与斯大林在电报中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立场和政策的对话。

  

   这本是一桩“旧案”,再次提出,一则是笔者感到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二则是就讲授史学研究方法而言这个案例很有意思。

  

一、一则俄国史料引发的学术“风波”


   1995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连载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А.М.列多夫斯基的文章《1949年1—2月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文中发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书面报告,以及所附1949年1—2月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谈话记录。这篇文章及所附档案披露了一个重大情况:毛泽东在一封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就会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的复电说:“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米高扬在报告中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由于苏共 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内部刊物《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6期)马上译载了列多夫斯基的文章。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杂志《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以连载的方式公开刊登这篇文章及所附档案。“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问题在中国党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波”。

  

   首先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的译者按语说:“文中有些说法明显带有赞扬苏共,而贬低中共和毛泽东的倾向,请读者阅读时逐一分析。” 《党的文献》在刊登译文时就加编者注指出:“经中央档案馆查找,没有发现毛泽东拍发过此种内容的电报。这里引用的所谓毛泽东‘11月30日’的‘电报’,也不符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思想主张。……从毛泽东这段时间先后公开发表的宣言、报告中明确表达的思想来看,米高扬在1960年9月22日提交的这份报告,此处与史实完全不符。”

  

   接着,《近代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称:“稍有中国革命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极为重视统一战线的一贯思想和实践。”在列举了一些事实后,作者认为:“米高扬在报告中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如何看待俄国学者披露的这一史料,作者的态度比较谨慎:“那么又何以解释毛泽东要拍出那样一封不准备执行其内容的电报呢?原中文电文是怎么写的?俄译有无错误?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深入挖掘文献。”

  

   随后有学者根据俄国披露的新史料,重新解读毛泽东1947年10月对民主党派的态度,并将其与1957年的反右问题联系在一起。作者在一部讨论反右运动的专著中指出:根据这两封电报“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件事推迟”了。显然,作者的前提是认定列多夫斯基提供的史料是真实可信的。然而,更多的中国学者对此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1999年中国的学术刊物连续发表了几篇专题评论文章,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党的文献》刊登的文章开宗明义,指责有些中国学者、作家根据俄国档案的“只言片语”,对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加以曲解,客观上散布了对党的这项基本政策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文章引用大量史实讲述了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认为多党合作制是中共“借鉴而又不照搬苏俄的政权模式”所作出的“政治抉择”,“毛泽东怎会轻言放弃和改变,又岂是什么外国人士想象和建议得出来的呢?”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表里如一、积极一贯”,绝非是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才改变的。接着,作者便对米高扬报告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由于1960年夏天中苏关系恶化,在此背景下出笼的报告,其内容和材料是否“客观、公正和可靠”,都值得怀疑。至于俄国学者提供的毛泽东和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仅为孤证”,且“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样令人怀疑”。其根据是,毛泽东11月30日电报的内容与他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报告的说法完全不同;斯大林的复电迟了将近5个月,“不符合两党文电往来的礼仪和惯例”;毛泽东12月所作党内报告斯大林理应知道,而在4月回电中说“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岂非“无的放矢,纯属多余”;经认真查找,这两封电报在中央档案馆告缺。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无,也难以信其有;如果有,内容是否如所言那样”?

  

   接着,《中共党史研究》也发了一篇质疑文章。作者在中央档案馆工作,并“多次查找中央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均未查到这两份电报”。而作者认为,从当时的战争形势和中共要求注意保管档案文件的决定及所定制度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来往电应该保存下来,而且应该保管在中央档案馆”。作者还认为,与电报有无相比,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作者列举了1947年10月10日至1948年4月20日之间的大量史实说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最基本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因此,“米高扬的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政策的历史事实的”。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就认为,不能因为毛泽东电报中所讲内容与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一致,就否定毛泽东拍发这份电报的可能性。理由有三:第一,米高扬的报告虽然没有引用毛泽东电报的全文,也没有注明档案出处,但是作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他“不可能根据虚假的、不存在的电报指出当时中共中央的看法”,这是很容易查证的;第二,对于新中国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是有反复考虑的,而1947年10月出现了民盟解散的新情况,中间党派不存在了,再加上南斯拉夫的经验,“毛泽东考虑新中国能否实行一党制的问题,应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毛泽东一直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是有变化的,因此他给斯大林的电报并不背离其一贯主张。总之,毛泽东发去这样一封电报的目的,是想同斯大林探讨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试探。

  

   2000年初,《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发文参与了讨论。文章指出:“米高扬提到的上述两封电报是否存在,值得怀疑”。第一,列多夫斯基在公布米高扬的报告时,“没有说明他本人是否把电报内容与原件进行过核实”,而“作为享有使用俄罗斯总统档案‘特权’的高级研究人员”,列多夫斯基完全有条件这样做。第二,米高扬报告中提到的这两封电报的内容,与列多夫斯基文章中提供的其他一些档案相比,“是不合逻辑和情理的”——既然毛泽东已经接受了斯大林的看法,为什么还要去莫斯科讨论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问题?第三,米高扬的报告是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时提出的,其动机值得怀疑。作者同样列举出大量史实,证明了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的连贯性,并指出斯大林实际上是主张一党制的。总之,米高扬的结论“不能成立”,他所提到的两封电报也“不应轻易相信和盲目接受”。

  

   如此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俄国学者提供的这则史料所引用的档案文献是不是真实存在,否则其他都无从谈起。

  

二、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查询和解读


笔者长期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对于上述问题自然十分关注。1949年初,斯大林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是在中国政治和军事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后苏联全面转变对华政策的起点。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全面通报了对未来新中国的设想及各项政策方针,也第一次试探性地提出了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因而可以说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重大事件。但有关这次访问的情况,当时中国方面除了当事人师哲的回忆录有所提及外,没有公布任何档案文献。因此,列多夫斯基文章的发表,令人又喜又惊。喜的是这则史料及随后公布的一系列俄国档案文献,对于研究者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重大帮助;惊的是,毛泽东竟然在1947年11月提出了要搞“一党制”的想法,而这种做法与中共一向倡导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是根本背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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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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