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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章太炎的“新经学”

更新时间:2019-01-17 12:49:47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有清一代累积三百年之经学,旦夕之间,土崩瓦解。究其因缘,与西学东侵,辛亥鼎革密切相关。早在辛亥之前,已有焚经之议。皮锡瑞于光绪十三年(西元1907年)刊行《经学历史》,其中说到,清末“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1]后来熊十力著《论六经》也说:“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史》一小册,曾谓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2]辛亥之后,政治上与经学脱离关系,教育上废除经学一科,于是经学急遽崩溃。至于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洋学者归国,现代学科建立,新学便完全替代旧学,学术大势,由“以经为纲”转向“以史为本”,经学终至沦亡。此后,虽一二孓遗,勉强支撑,而不能救学风之万一。然而,这一转化不但与西学的流行、帝制的崩溃有关,而且与晚清民初经学自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即是以章太炎为中心的古文经师改造经学的结果。然而,章太炎向来被视为古文经学大师,终其一生,倡导古文,不遗余力,为什么反而会成为经学消亡的前驱者呢?

  

一、古文经学与清代“汉学”

  

   光绪二十二年(西元1896年),康有为曾过杭州,以新著《新学伪经考》示学界名宿俞樾。其后,俞樾曾笑谓当时年仅29的弟子章太炎:“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3]章氏一生学术政见,多视康有为如大敌,凡对经学的理解,孔教的态度,革命的选择诸方面,章太炎的背后,总有康有为的阴影,而经学理论尤甚。二人学术上的区别,众所周知,是立根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别,但是,无论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还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事实上都早已超出汉、清二代的今古文。

  

   康、章之别,至为明显的,是对西汉刘歆的评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大体上针对刘歆而作,其言云:“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4]康氏将古文经学追溯到刘歆,可谓洞若观火。而以古文经书传记皆出刘歆篡乱,可以说是逼到了古文经的命门。而在章太炎,未见康氏,本尊刘歆,既见康氏之书,其后更把刘歆抬高到和孔子相匹的地位。章氏1904年印行的《訄书》重订本中《订孔》一篇有云:“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5]甚至在《訄书·官统上》中引用刘歆之语,竟云:“先圣刘歆有言”。[6]刘歆对中国经学的影响有三,一是引《左氏》证《春秋》,二是从秘府找到《周官》,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三是校对秘书,写成《七略》,使汉以前典籍有迹可寻。章太炎在此表彰刘歆,主要以《七略》而言。在《訄书·征七略》中,章氏对刘向刘歆父子有一个具体评价:“刘氏比辑百家,方物斯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7]章太炎并不只是把《七略》视为“目录学”著作,而是看到“目录”的编排背后,有着对整个历史文明的典籍进行分类排比的思想意图。然而,把刘歆抬到这样的地位,可谓前所未有。到了1914年章氏增删《訄书》以为《检论》,对上引之言,将“孔子死”改成“孔子殁”,自下一注云:“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向、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迻写,而书贾亦赁鬻焉。”[8]是言刘歆之与孔子近似,在于将秘府典籍散布民间。章太炎只极力称扬刘歆,有意气,有实事。其意气者,在与康有为立异争胜。——要讨论章氏学问,必先知康有为,康有为将今文经学推至极致,而章氏为了与之争胜,往往有意将古文之说也推至极端。其实事者,在于章氏特别要表彰刘歆在校书中,掘出《左氏》、《周官》,并确立二书地位,从而使刘歆成为古文经学祖师。

  

   两汉从五经博士至十四博士之学,皆为今文,而今文经学的核心,是以经学为“孔子法”。孔子之法,备于五经,而要在《春秋》。五经除《春秋》外,本为历代圣王之法的记载,而经过孔子删削,则其法皆备于孔子,成为孔子法。也就是说,在两汉今文经学之中,经学即孔子之法。

  

   两汉之交,刘歆出而古文经学始彰。刘歆之学,一言以蔽之,就是瓦解孔子法而重建孔子之前的圣王法。而其要,一在《左传》,一在《周官》。

  

   对《左氏》,刘歆引其史实以解《春秋》经文。《汉书·楚元王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9]汉世经、传别行,无《春秋》之《左氏》,则如《国语》而已。当时学者训故,则是解释古字古言而已。而刘歆开始以《左氏》之事,解《春秋》经文,两相对照,“转相发明”者,则是以经、传互相解释,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又发明传文义理。以《左氏》之事实,解《春秋》之经文,则经文成为事实的提纲,而《春秋》口传大义,荡然无存,《春秋》成为十二公的历史记载。刘歆之后,《左氏》大兴,贾逵、服虔皆名其学,而皆比附《公》、《穀》。至于杜预,将刘歆的“转向发明”推至极致,发明出一套“依传以为断”的义例。其言云:“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10]而其凡例,则出自周公,所以杜预又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11]经过刘歆、杜预,《春秋》一经,从孔子的一王大法,变成周公旧典,而孔子只是根据周公的史法进行修补而已。

  

   对《周官》,刘歆确定其性质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关于《周官》流传情况的最早记载,只能见之于孔颖达《周礼注疏》的序言《序周礼废兴》中所引马融《周官传》,马融说,孝成帝时,刘向、刘歆校理秘书,得见《周官》,“时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俱在斯。”[12]《周官》不但由刘歆发现,而且由刘歆确定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就是说,是周公之法,并且是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圣王之法。《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13]是刘歆在王莽时代,以《周官》为古文新“经”,并置博士。刘歆之后,《周官》之学至郑玄而大盛。郑玄对其定位是:“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14]郑玄经学,突出的特点是以《周官》几近完备的礼制为标准,遍注《尚书》、《礼记》、《论语》诸经传,综合今古,把整个经学体系解释成不同的圣王之法沿革、损益的历史过程。

  

   自刘歆导夫先,而杜预踵其后,《春秋》由《公羊》而《左氏》,孔子法被瓦解而周公法得以建立。自刘歆肇其端,而郑玄总其成,《周官》遂成为古文经学的制度基础。此二者,共同构成了古文经学主要部分。而刘歆之视经学与孔子,有云:“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15]“纪帝王之道”一语,至为重要,表明在刘歆看来,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是古圣先王之道的记载而已。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也云今文经师“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16]“末师”之口说,正是今文微言大义之学,而“往古”之传记,则是古文新出书籍。而其不同在于,今文学皆传自孔子,为孔子法,而古文学杂出崖壁,为历代圣王政典之遗。因此,始于刘歆,成于郑玄、杜预的古文经学,根本特征是一反今文博士以六经为孔子的素王之法,而将整个经学系统,视为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因此,今文经师喜言“独尊儒术”,古文经师则言“周公之法”。说到“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本来具有“史”的意味,但是经过汉晋古文大师的努力,历代圣王之法集中在整体性的“六艺”或“经部”内部,因此,虽然“立法者”是多元化的,但是作为“法”本身却是整体性、无异义的。自魏晋至于隋唐,古文经学大行于天下,通经致用之道,要在辨经注以议典礼,五经不是作为律令存在,而是作为圣王时代的政教经验,指导现实的典礼改革。

  

   至于清代的所谓“汉学”,事实上是清代学者对汉世经注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古文经学。章太炎《訄书·清儒》说:“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17]而后《检论·清儒》之说亦同。清代经学之“短于风议”,是言其通经而不求致用,这也是清代政治所造成的结果。清世虽然尊经,但经学的变化,已经完全无预于政治的美恶。最典型的,莫过于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将流行千载,又是当代大典的《尚书》证明为伪书,而竟对朝廷政教毫无影响,足见当时名为尊经,而毫无其实,政治与经学的疏离,已经几乎到了毫不相干的地步。清代经学的“长于求是”,是言其治经目的,为得到知识上的经义之真。章太炎以为清儒经学的最高成就,在戴震、高邮二王至俞樾、孙诒让诸人,其学术特色,在以小学通经,其言曰:“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18]清代经学之“求是”,即在于求客观的经学知识。皮锡瑞《经学历史》将清代定为“经学复盛时代”,但是皮氏所言的“复盛”,已经不是经学本身的昌盛,而是经学研究的兴盛。以清代之去圣久远,师法废绝,故研究经学,不得不先辑佚书,勤校勘,通小学,于是发展出文献辑佚、校勘,音韵训诂之学。这些学术,后来固然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其初不过是通经的津梁而已。清代的这种学术特色,决定了清代学术,除了今文经师与章学诚数人之外,并没有系统化理论探讨的冲动。因此,他们的解经注经,是在预设了“经”的至尊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经学研究,而不去理论化地讨论“经学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的预设,是汉晋经学的预设,尤其是汉晋古文经师的预设。因此,清代学者通过辑佚、校勘诸方法明经、传、注,作为新疏,可以说是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中,重新更完备地解释古代圣王之法。清世“汉学”,只是“经学研究”,不是经学本身,也无预于政教,但其普遍预设,则是像汉晋经师那样,将五经视为“圣人之法”的存在,只要明经,便明圣人之法,虽不能用于当时,但可以俟诸后世。

  

   以五经为圣人之法,这是经之所以为经最基本的保障。在“法”的意义上,古经才获得其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对后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章太炎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学术,看待经学,从而将五经视为“史”。

  

二、经学:由“法”而“史”

  

   章太炎之新经学,一言而蔽之,曰由“法”而“史”。章氏一生,对经学的态度有前后之别,但都以由“法”而“史”为其基本底色。

  

章氏与清世古文经儒之所同者,在于以小学通经,而其异者,则在于章氏有了一种“系统的眼光”。清世古文诸儒多通一经或数经,但是对“经学”本身,即对五经的性质,则不加探讨。因为当时经部至尊,只需明经义之所然,不必明其所以然。章太炎一生尊奉古文,其《与柳翼谋书》云:“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19]而其自述学术次第,亦云:“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20]古文经典,既是章氏生平治学的长项,也是章氏学术、政治立场的选择。如果光看章氏早年的《春秋左传读》、《驳箴膏肓评》,晚岁的《古文尚书拾遗定本》、《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诸注经解经之作,那么,他与其师俞樾、孙诒让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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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三联学术通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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