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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更新时间:2022-05-15 23:17:43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摘   要: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关键词:经学传统;中国哲学;本源问题;文明

  

   赵汀阳先生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对中西哲学进行理解与反思的宏文。该文发表之后,即有吴飞先生、王齐先生的回应论文。(参见吴飞、王齐)针对赵汀阳认为中国的经典解释传统遮蔽了对哲学本源问题的探索,吴飞强调,“人类最根本的哲学思考面对的都是普遍的本源问题,但本源问题从来都体现在鲜活的生活经验当中”,因此应该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六经,发掘六经中的本源哲学问题。(参见吴飞,第40页)

   笔者认为,对赵汀阳长文的理解,要回到赵汀阳的“哲学”逻辑中,从经典的地位、文明的视野,来讨论赵汀阳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一、“第一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哲学

   中国正处在文明的古今之变的延长线上,毫无疑问,赵汀阳是少数真正意识到这种古今张力,并以哲学的方式对其进行回应的哲学家之一。赵汀阳的学术努力至今主要有几个领域,一是对超越文明、国家的普遍、纯粹的哲学研究,主要著作是《第一哲学的支点》《四种分叉》等;二是对“天下”“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是以中国文明的资源回应现代政治,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天下体系》《天下的当代性》《惠此中国》等;三是伦理学研究,包括《论可能生活》等。体现其历史哲学探索的《历史·山水·渔樵》则还处于思想展开的过程中。赵汀阳建立的哲学体系,以“第一哲学”为基本追求,而在伦理学、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探索。他以一己之力,将沉寂在经典文献中的“天下”观念、“中国”概念、“述”与“作”等古典问题,拉到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思想中可以有效讨论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赵汀阳的努力,实质上是尝试在文明意义上,实现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翻转,即立足当代生活,在现代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思想架构中安顿并复活古典的概念、思想。

   赵汀阳的这一思路,与中国哲学研究者的普遍进路不同,而更像是现代哲学家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是赵汀阳以其哲学观从整体上理解、评判“中国哲学”的产物。因此,讨论《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要从他的“第一哲学”观入手。

   赵汀阳的哲学思想构建,主要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该书出版于2013年,再版于2017年。书中认为:“第一哲学的选择就是思想的底牌,当选择不同的第一哲学,就会形成效果非常不同的思想框架,它将决定整个哲学长成什么样,于是,选择第一哲学就是做哲学(philosophizing)的最基本问题。”(赵汀阳,2013年,导言,第9页)可以说,赵汀阳因为有了这种“第一哲学”的自觉,使他的理论建构,基本上都建立在“第一哲学”的哲学观的基础之上。

   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中,赵汀阳对“哲学”与“思想”作了区分,他认为:“关于思想的思想被称为反思,也就是哲学。”(同上,第1页)哲学所面向的对象是思想本身,在赵汀阳看来,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建构中,“大多数哲学家试图以存在(being)或者我思(cogito)作为一切问题的支点”。(同上,第9页)但是,他认为“第一哲学的支点”要从对“物”的思考转向对“事”的思考,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行故我在”,他说:“只有我行(facio)才能够满足这个‘问题当事者’的要求,而且我行必定蕴含我在与我思,因此说: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facio非常可能就是哲学一直在寻找的第一问题,即一切问题的支点。”(同上,第10页)

   寻求“第一哲学”的问题意识,使赵汀阳建立了以“第一哲学”作为“哲学”标准的理解。因此,他谈及标准的哲学时说:“第一哲学的第一性就在于寻求思想支点。思想的奠基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1)基础性问题:以什么为支点去思考一切哲学问题?(2)反思性问题:何以证明能够以此支点去思考一切哲学问题?或者说,如何自证这就是正确的支点?只要试图反思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哲学,但只有能够同时反思这两个问题,并且使这两个问题合二为一,才是完美的第一哲学。”(同上,第2页)这种对“第一哲学”的追寻,超越了古今、中西,而内涵古今、中西的哲学追寻。

   赵汀阳所说的“基础性”,是寻找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的支点,因此,这种“基础性”不是古人的思想,不是某一种文明,而是纯粹的思维的基础性。按照赵汀阳的理解,“基础性问题”并非奠基在某一种文明的基础之上,因为如果奠基在某一种文明的基础之上,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特殊性的哲学或者地方性的哲学,从而丧失其普遍性的意义。正因如此,赵汀阳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中说:“当哲学被限定为希腊哲学、中国哲学或德国哲学的视域,就都意味着哲学离开普遍本源的客居,无论定居于何种文化或何种语言,都是思想的他乡。”(赵汀阳,2020年,第4页)简言之,赵汀阳的“基础性”,主要是思维的基础性,即超越或者抽空一切文明基本预设的思维方式。但在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中,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是特定的文明、国家、民族、地区的产物。按照赵汀阳的逻辑,这些特殊性的哲学体系有哲学史的价值,可以作为哲学训练的资源,但要真正寻求“第一哲学”,必须超越这些特殊性,而回到“普遍本源”之中。赵汀阳的这种思路所通向的,不是在文明的基础上将文明对话抽象为哲学对话,而是搁置文明、文化,以“天下人”或“世界人”的主体身份进行哲学对话。也就是说,“哲学”本身没有“身份”,无问中西。在寻找“第一哲学”的道路上,既要去国家、民族等地域身份,也要去文明、文化的特殊身份,只有去身份,才有普遍性,因此要在一种无预设的普遍性基础上,进行哲学的对话。赵汀阳的这种“哲学人”,正如他的漫画中那个著名的“人”形象,为了达到普遍性,而把性别、肤色、国别等等都抽象掉,只剩下一个笛卡尔意义上的“我”的形象。在这样的哲学建构中,赵汀阳展示了他的哲学雄心,即超越“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这种地域性、特殊性的哲学,重新开辟一个普遍性的理论空间,使“哲学”不再隶属于国度与文明。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传统哲学,必定采取一种反思的态度。

   赵汀阳所说的“反思性问题”,是对“普遍本源”的反思。古典哲学的反思性,主要是对共同体生活经验与存在经验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在一定的文明、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无论是《论语》《春秋》《孟子》,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皆是如此。可以说,古代的哲学,无论中西,都具有基础性,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是“存在”,先秦诸子的第一哲学是“道”。但是,无论是“存在”,还是“道”,自身的反思性都不足。因此赵汀阳评价说:“古典形而上学所思考的问题具有极大的覆盖力,因此具有充分的基础性,却未经充分反思,因此往往形成独断体系,虽然貌似对世界作出了全面解释,但却是基于未经证明假设的一厢情愿的演绎。”(赵汀阳,2013年,导言,第3页)像“存在”“道”这样的第一哲学话语,虽然是基础性问题,但却不是反思性问题。无论是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性与天道”,都是对道的描述,而并没有对道自身进行反思。

   因此,在赵汀阳看来,古典形而上学的“第一性”不够。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中,赵汀阳考察了古今“第一哲学”问题的脉络,认为古典形而上学到笛卡尔之后开始“意识转向”,到维特根斯坦之后实现“语言学转向”,他认为:“把存在问题改写为意识问题再改写成语言问题,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仍不失为思想的进展。”(参见赵汀阳,2013年,第72页)赵汀阳在建立“我行故我在”的哲学中,对这种现代分析哲学也有深刻的批判。总体而言,不问东西,但极其现代。他看到只有现代西方哲学,才具有强烈的反思性,所以“现代所理解的第一哲学有着更强劲的‘第一性’”。(赵汀阳,2013年,导言,第4页)这种刨除了文明预设的哲学体系建构,如自我放逐于文明的荒野,这种工作对哲学家而言,既淬砺心志,又炼磨思维。一种真正彻底的普遍性哲学如何可能?为了对抗荒野,必须营建新城,因此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中,赵汀阳提出要构建“哲学之城”,哲学“以普遍理性为主体而以思想的一切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哲学呈现为一个思想的无限城市。所有的思想道路终将汇集于一个公共的自由空间,即哲学之城。”(参见赵汀阳,2020年,第17页)所有哲学家以理性的名义,汇集在“哲学之城”中自由地探索公共问题。赵汀阳的“哲学”观念,几乎是把作为哲学始基的文明理解为哲学的“洞穴”,而认为哲学家必须要走出多层洞穴,一去不返,在阳光普照的“哲学之城”中,自由地探索与对话。

   自二十世纪初“哲学”作为一个汉语词汇而出现,对“哲学”概念的本质性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国哲学”性质的认识。赵汀阳的哲学观,使他对“中国哲学”有独特而深刻的反思方式。《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正是他的反思的表现。在赵汀阳看来,真正的哲学,不应该属于“中国”,而是普遍性的,中国与西方的过去都有一群思想人物,他们因为探索形而上的原初性、普遍性问题而被称为“哲学家”。同样,今天的中国人也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同时摆脱他们的“界限”,自由地重新探讨原初性、普遍性问题。正因如此,所有既往的哲学都是哲学史,所有当前的哲学都指向未来,因此需要重新创造。这种“做哲学”,是以经典为榜样而不是解释经典。在这一意义上,在以解释经典为基本形式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经典不但没有成为哲学创造的可靠根基,反而成为哲学创造的文本界限。赵汀阳说:“中国思想的真正长项可能在被相对忽视的别处,比如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赵汀阳,2020年,第5页)而对于“哲学”本身,赵汀阳的文章最具挑战性,也最具争议的地方,是对经典意义的批评。在“基础性”与“反思性”两种通向赵汀阳的“第一哲学”的道路上,他认为中国经典具有“基础性”而中国传统的“反思性”不足,他说:“经典所以成为经典,是因其思想更接近本源问题”。(参见同上)但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哲学的创造。《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把中国思想传统分为“经学传统”和“心学传统”,“文本解释学,或曰经学,本是文化内部的一种经典学问,但如果扩大化为解释整体文化以及理解任何问题的一般广谱方法,就会导致文化自限性。……经典文本变成了思想的界限,取代了本源问题而成为一切思想的来源和根据”。(赵汀阳,2020年,第5页)而“心学传统”主要是宋明心学传统,文章认为:“宋明理学反对汉儒的自闭性经学传统,却另外发展了以‘心得’为准的主观解释学或主观经学,虽有新解,却无能力超越经典的界限,也未超越解释学的思维方式。”(同上,第5-6页)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理论性”不足,“经学传统和心学传统对学术的轮流统治导致了理论性的退化,经学把思想变成了解释学,心学把思想变成了心理学”。(同上,第9页)

   二、“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

赵汀阳所说的“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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