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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法学教育

更新时间:2018-10-31 00:49:54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黄进   潘剑锋   韩大元 (进入专栏)   申卫星  

   编者按:从1978年至今的四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四十年,也是我国法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我国法学教育从恢复走向繁荣,众多法学院校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法治人才”,培养了大批法治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在这四十年中,我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从专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逐步探索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模式。

   本期对话栏目,我刊特别邀请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显明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潘剑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专门就法学教育改革四十年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五位嘉宾都曾经或者正在我国著名政法高校或法学院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是四十年法学教育发展的亲历者,也是四十年法学学科建设和法学人才培养的领航人,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

   我国法学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评价法学院法学学科的水平?如何看待大学自治?法学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是什么?站在下一段历程的起点,我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共同期待未来法学教育下一个辉煌的四十年。

   申卫星:非常感谢中法评组织这次对谈,改革开放四十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时间节点,让我们可以对法学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前瞻未来。今天参加对话的四位专家,黄进老师是77级,徐显明老师是78级,潘剑锋老师是79级,韩大元老师是80级,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排列。另外,他们也代表了四所院校,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是今天对话的主持人申卫星,代表清华大学,88级。从1978年至今,对各位专家而言是改革开放之后法学教育的四十年,对我而言是学习法律的三十年。不论是作为年轻的清华大学法学院还是对于我来说,做这个主持人是很合适的,都秉持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心境和学习的身份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回顾

  

   申卫星: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恢复高考的四十年,中国法律教育经历若干次重大改革,请各位老师简要回顾历次改革的背景、重点与意义;这四十年是否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及其标志性事件。首先请徐老师和黄老师回答,两位都是1978年入学。一位是1978年3月,一位是1978年9月。

   黄进:我上大学之前是下乡知青,“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学教育基本中断,只有北大、吉大还保留有法律系。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法学,当时第一志愿也不是法学专业,而是武汉大学中文专业,第三志愿是当时的湖北财经学院。那时候湖北财经学院有很多专业,如基本建设、国民经济计划、哲学、政治经济学,报志愿时法律也是放在比较后的位置,但是恰恰被选到法律系。作为77级的法学生,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

   我当时为什么报了法律专业呢?因为我当时看过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介绍,他们开始上大学都是学法律的,马克思最早是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

   谈到恢复高考,还要讲讲1949年以后中国的法学教育。1952年院系调整,很多法律院系被撤销,只在人大、吉大、武大保留了法律系,北大法律系也被撤销,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但北大法律系1954年又重新恢复。法学教育通常所说的“五院四系”,就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形成的,五所政法学院,加上北大、吉大、人大、武大的法律系。

   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法学教育史上,有一个事实一定要澄清。1977年招收法律专业学生的大学是三个,北大、吉大、湖北财经学院。北大招了83个法学生,吉大56个,湖北财经学院50个,所以1977年全国一共招了189个法学专业学生。有的改革开放法学教育史中,只讲北大、吉大在1977年恢复了法学教育,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其实还有湖北财经学院。湖北财经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

   韩大元:在“五院四系”的格局中,人民大学是比较新的。它是1949年12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的,正式开学是在1950年10月1日,当时的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都前来出席。为什么中央人民政府首先要决定设立新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高等教育机关?主要原因是新建立的政权需要一批懂法律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人才。人民大学设立之初,除了法律专业之外,还有财经、财贸等专业。50年代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的意义在于:第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法学教育的形成;第二,对于1949年以前的法制传统给予否定。1952年,国家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改私立学校为公办学校,合并或者停办了部分院校。调整后,最终形成“五院四系”的格局。

   徐显明:这段历史必须从1949年2月讲起。元月中共中央做了决定,未来的国共谈判,共产党有一个前提,必须废除伪法统,1949年2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去面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底线,一切都可以谈,法统不能谈;法统必须保留。共产党这边是一切都可以谈,但必须先废除法统。所以谈判必然是要破裂的。我们党后来就用协商的方式建国,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废除伪法统就没有后来的新中国。废除了伪法统之后,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清理旧法人员。1952年的司法改革,要把所有旧法人员从新中国的司法系统中清理出去,包括在院校当中教授国民党法律的那些法学教授,即要把只懂“六法全书”旧法的教授悉数清理干净。所以,1952年司法改革对法学教育带来的影响,就是重组中国的法学教育。旧法人员清理走了,但我们又没有自己的法学教师。先到延安又到西柏坡再到北京的我党信赖的几位法学家,如陈谨琨等,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必须自建一个以培养法学教育师资为目的法学教育基地,这就是人民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当时主要任务是给全国培养法学教育的师资。她是新中国法学师资的摇篮,是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由我党创立,当时解放区还分别建有华东大学和东北行政学院。华东大学并入山东大学;东北行政学院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成为综合性大学,1958年更名为吉林大学,其法学教育在我党创办的大学中是最早的,至今正好七十年,且从未中断,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韩大元今年是吉林大学法学院成立70周年,它是新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48年,东北人民大学成立司法系,司法系后来发展为法律系。司法系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的前身。

   谈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法制发展时,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即废除六法全书。作为新的政权,掌握政权之后,从法律和政治上废除旧法是必要的。但是对旧政权法律的废除,包括对旧法人员采取“一刀切”式的处理,是否需要对旧政权与法学传统做适当区别?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如割断1949年以前的法学脉络,包括法学教育传统,就会影响法制的建构,政治上的考量与法学脉络的延续是不同的逻辑。

   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源头应该再往前延,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制的近代化是同步的,它的源头在哪儿?1861年同文馆首开了《万国公法》的课程,这是旧中国最早的法学教育,大规模发展则始于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尽管失败,特别是庚子失败后,光绪和慈禧还是决定委任两位大臣变法,一位是伍廷芳,而更重要的一位是沈家本。沈家本1902年在北京开办法律馆,法律馆是中国近代体制内开展法学教育的源头之一。1904年废除科举制,清政府靠什么来选拔官员呢?这时候就学日本。沈家本、伍廷芳奏请设立京师法政学堂,此后全国从南到北大量建立法政学堂,中国近代的大规模成建制兴办法学教育是从开办法政学堂开始的。法政学堂的数量曾居旧中国高等教育之首,法科学生人数竟达全部在校学生的半数,如今的许多大学就是从当时的法政学堂演变而来的。

   韩大元:1895年,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设立,开设法律科目,标志着近代法学教育的开始。190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第一次规定高等教育的学制与科目。

   徐显明: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曾称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第一张文凭是由光绪皇帝颁发的,第一个毕业生是王宠惠。当时学制五年,王宠惠1900年拿到文凭。王宠惠是个了不起的人,尽管在任司法院长后与胡适有段不愉快,被胡适批为缺司法政治道德,但我认为迄今为止,王宠惠之后再没有一个法学家能够超过他。(申卫星:王宠惠翻译了德国民法典,被称为最好的英译本)这个译本在美国课堂里用了五十年。后来蔡元培做教育部长期间,实行大学区制,1917年把北洋大学的法学整体划给北大,此后北大才有了法律系,北大法学承继的是北洋法学。这样脉络就清楚了。

   韩大元:1912年创建的朝阳大学,是私立的专门法科大学,设有法律、经济等,其中以法科教育为盛。1949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以培养新中国的司法干部为目标的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人民大学成立法律系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来自于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即朝阳大学的一部、二部。

   申卫星: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校名由毛泽东题写。不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

   黄进:朝阳大学1949年以后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先生任第一任校长,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整体并入到中国人民大学。严格意义上讲,这所基于朝阳大学建立的中国政法大学,与基于1952建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和中央政法干校并于1983年合并组建的中国政法大学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北京政法学院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科系组合而成。

   韩大元:朝阳大学成立于1912年,时称“北朝阳、南东吴”。有一个观点是不是可以讨论:旧政权的更换和法学教育和法律理论历史的继承性,是不是也要做适当类型化的分析,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徐显明:旧传统给我们留有多少遗存?我们在用革命方式切断这段传统的时候,对法治文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段历史我们未能组织法史专家去认真挖掘,这其实是一段切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有经验、有教训,是个法学教育史的“富矿”。

   我记得一个数字,1928年蔡元培先生有过一个统计,当时中国法政学堂的数量多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1928年在中国法制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份:第一,南北统一,国民政府终于实现了国家统一。第二,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制定现代法律,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起点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民法典也起草于这一年。第三,为使中国法制追赶近代化,国民政府正式聘请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教授为立法顾问,开始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有趣的是,要移植的是大陆法系的法,但却聘请英美法系的人作顾问。第四,这一年以上海为中心,开始了以大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权运动,此后若干年,人权理论风潮席卷南北,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人权运动。

   黄进:1928年以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那些独立的法政学堂后来都做了体制上的调整,有的并入了综合性大学,比如湖北法政学堂就并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综合大学,例如清华大学,纷纷建立法学院,清华大学是在1929年组建了法学院。1928年,刚才徐老师提到,民国至少从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对高等教育也有一些新的规划,清华是1928年才叫国立清华大学,过去叫清华学堂。1928年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也是从]928年就建立了法学院,其法学院包含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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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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