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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炜 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儒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9-05-28 09:35:08
作者: 廖晓炜   郭齐勇 (进入专栏)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大陆的儒学研究和发展经历了由复苏到复兴、重建的过程。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儒学在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自觉的驱动下,逐步回归传统,同时也积极回应现时代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各种当代型态的儒学理论应运而生,儒学的一些精神性价值也随着民间儒学的日益开展,重新回到人们的心灵和日常生活当中。展望未来,全面的儒学重建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如何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学术与思想、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应用层面的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是儒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儒学、改革开放、民族性、世界性

  

   纵观上世纪迄今儒学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儒学发展无疑可视为一场全面的儒学复兴运动。近年来,各种儒学理论不断涌现,有关儒学的学术成果越来越丰富、多元,不同形式的民间儒学日益蓬勃发展,凡此无不显示出儒学复兴的强劲势头,今日的儒学复兴正是改革开放40年儒学发展的结果。近40年的儒学发展,同时也是儒学与不断出现的各种思潮相互摩荡的结果。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和展示近40年来儒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特色。为方便叙述,我们将这一时段的儒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小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至今。我们固然强调不同阶段儒学研究的特殊性格,但也注重各阶段之间的相互关联。

  

一、儒学研究的复苏:1980年代的儒学研究


   “文革”时期,受“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的儒学研究完全被政治话语所笼罩,学术研究政治化,缺乏基本的客观独立性,儒学遭到严重的误解和扭曲。上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大潮,成为学界要求客观了解、评价儒学乃至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契机。1979年10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 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可说是对过去教条式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次整体性的反思,跨出了客观地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步。就儒学研究而言,上述要求集中体现为对孔孟等思想家的重新评价。

  

   为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金景芳在《哲学研究》杂志发表论文《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强调批判并非简单的否定,批判孔子的前提是客观地了解孔子的思想,对过去以“断章取义,曲解误解,或丑化谩骂的办法”来批判孔子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庞朴在综述当时有关孔子评价问题的文章中,亦对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倾向,提出深刻的反省和批评。相关讨论中,李泽厚的文章对学界产生的影响最大。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一文,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孔子思想中“仁”、“礼”这两个观念,做了极为细致的剖析。该文虽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李文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和评价。

  

   庞朴《“中庸”平议》一文,则在细致梳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客观地归纳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观念“中庸”的不同含义,并对过去指责“中庸”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等说法提出批评。庞文对“中庸”的分析,今日看来仍颇具学术价值,但一些学者因受此前研究范式的影响,或指责庞文是在为“中庸”平反,因其太过强调“中庸”思想中闪烁的辨证思想的光芒;或指责其未能对“中庸”与中国人明哲保身、保守主义之劣根性的关系,做深入的剖析。客观而言,虽然1970年代末,学界即开始有客观地研究和评价儒家思想的呼声,但真正说来,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对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的处理,仍很流行。总体来看,如何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儒家思想,乃是1980年代儒学研究的基本趋势。如1985年张岱年在中华孔子研究所(即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即指出:“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时代在前进,我们的任务是对孔子和儒学进行科学的考察,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1986年创刊的、以推动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为目标的《孔子研究》,在《发刊词》中亦特别强调应避免过去一味“尊孔”或“反孔”的片面立场,“把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

  

   要了解1980年代儒学的命运,我们必须注意当时最为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始于1984年的“文化热”。 文化热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主导的思潮是“新启蒙”和“反传统”。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两个学术文化群体: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前身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虽立场和取向各不相同,但均有明显乃至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但就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汤一介等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为中心的学术群体,诚如有学者所描述的:“在充满激情、思潮汹涌的80年代,他们似乎无意制造新的潮流,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中国文化的基础性介绍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学理性研究”。 在文化热的背景下,他们更为侧重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分析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文化接轨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从正面讨论儒学之现代价值的文章开始出现,这些讨论不再仅仅满足于对儒学作纯粹历史性的客观分析。这一时期对儒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宏观论述,当以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等三部曲、庞朴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以及汤一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等。“文化热”客观上推动了学界对孔子及儒学之不同方面的学术研究,由当时各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相关论文的标题即不难看出这一点。

  

   “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同样也是1980年代儒学研究中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兴起与8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讨论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由方克立的相关描述,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的关联。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维明等学者应邀回大陆讲学,同时也将港台新儒家“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理念带回大陆,其核心论旨乃是希望透过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以说明儒家式现代性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论述背后所关心的课题,正是当时大陆学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因此,港台新儒家的相关论述逐渐为大陆的一些学者所关注和重视。方克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敏锐地意识到港台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所形成的挑战,因此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口号。在此背景下,方克立、李锦全主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于1986年立项,并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90年代初再次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来自不同科研机构的近50人参与到该课题的研究中来,该课题研究持续十年之久。

  

   自1980年代迄今,现代新儒学始终都是儒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其对大陆儒学发展的影响,远远超出方克立等人最初的预想。海外新儒学的回流,不只极大地推进了大陆学界对儒学的学术研究,1990年代之后学界有关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儒学的研究,深受海外新儒学相关研究的影响;此外,海外新儒学对传统儒学之现代价值的高扬,特别是对其精神性价值的阐发,使得越来越的学者同情并认同儒学的基本立场,这无疑也是90年代起儒学持续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1980年代中后期仍然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批判儒学、批判传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社会思潮。但就儒学的学术研究而言,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的“文化热”,客观上促使学界逐步摆脱此前对儒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而尝试客观地把握儒学的基本范畴及其不同方面思想的内含,以及从整体上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等。

  

二、儒学与现代化:1990年代的儒学研究


   相较于1980年代,九十年代的儒学在不同层面均取得了空前的繁荣。1980年代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而中止,1990年代的传统文化研究则是在反思此前反传统思潮的基础上展开的。1990年11月22日,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季羡林、张岱年、戴逸、张岂之等著名学者出席会议。是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即是反思八十年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所带来的问题,进而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此外,更有学者专门发表相关论文批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理论误区。 在此背景下,八十年代从事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研究的一批学者,开始明确地肯定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正面价值,并自觉担负起弘扬和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如陈来在九十年代初即撰文指出,“在经历了百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次)的挑战和冲击之后,儒学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走出了低谷”,儒学和中国文化必将迎来中衰之后的复兴,并认为:“处在贞元之际的知识分子则须反省二十世纪的激进与浮躁,从儒家‘变化气质’的老话入手,在继续文化批判与文化引进的同时,沉潜于文化建设,以负担起继往开来的使命”。  这一表述可说是对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年代反传统的激进思潮的回应,同时更是要求复兴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言。有学者进而强调,儒学更应该通过扎根民间,以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与复兴。这可说是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学者自觉要求在民间复兴儒学的先声。知识界自觉要求复兴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乃是九十年代儒学研究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

  

   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其实仍是在回应八十年代所激烈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不过九十年代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展开,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刺激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反省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彻底的西方化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主流的看法,传统文化自身能否提供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以解决“社会变迁中民族精神迷失、价值体系解体、民众文化素质低落、社会行为无序的现实课题”,则是大家更为关注的议题。由费孝通发起、《群言》编辑部组织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世界新格局”座谈会,即是对上述议题的探讨和回应。 差不多同时,上海地区的一批知识分子就“人文精神”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其所回应的也是相同的时代课题。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京大学于1992年初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即现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前身),并编辑出版学术辑刊《国学研究》及规划出版《国学丛刊》,努力通过“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辅助现代化事业”。随后,北京大学等单位举行了一系列与国学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类活动,这些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现在大家通常所说的九十年代的“国学热”正由此发端。

  

在“国学热”与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之下,儒学研究的目标不再只是试图对传统儒学做客观的、历史性的分析,更希望在现代化的视角下探寻儒学的当代价值,此即有学者所谓的“深入发掘儒学真理的颗粒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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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杂志2018年9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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