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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张贤亮——在“孤独”之域游移和摆荡

更新时间:2018-10-19 14:37:26
作者: 李伯勇 (进入专栏)  

  

   1

  

   张贤亮走了。

  

   像说别的人物一样,说的是作家张贤亮走了。今天的张贤亮已不是作为一个劳改22年的寻常“右派”,不是从一个政治异类归来落入凡尘之海销声匿迹的一介百姓,而是连番用血性作品让万众注目,燃亮80年代中国文坛,并给中国文坛继续留下话题的一个作家。而文学是“新时期”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是其面相;文学是“新时期”的引擎,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的思想律动和精神气象——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因此,说张贤亮其实就是说张贤亮创作或称张贤亮现象——某种程度是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文学文化气象和中国精神,那一段“中国时光”,自然会说到张贤亮自己及其作品,说到他意识到和未意识到的创作意念与他的思想艺术高度,说到他“意念”与他创作的反差。

  

   正如张贤亮所说,他的命运就是民族的命运,所指当是他“归来”之前所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和他“归来”后一段灿亮的文学进击。其实他后来的趋于停顿和寂寥同样是民族命运的折射。他在文坛灿亮十年也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灿亮十年,那么,这“十年”的前和后,他的被“处理”、被埋没(包括他创作的止步和停顿)、由一心为文到分心经商,创作上趋于寂寥,不正折射文学和国运的波浪起伏?不正印证张贤亮创作中一个相伴随行,同时与我们民族现代进程息息相关,没有随张贤亮逝世而退场的“孤独”主题?

  

   张贤亮的艺术世界不经意地敞现了“孤独”之域,他不经意地在“孤独”之域中游移和摆荡。

  

   2

  

   像许多读者一样,我一度沉湎在张贤亮作品和对他亮相的广泛报道中,他成了我的“身边人”,我以为很了解他——他像归来的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高晓声、鲁彦周等,都有着相近炼狱者的精神底色和文学表达,他在“归来一代”作家中是个坚实而具有高度的存在;但是从他逝世才涌现的他诸多情形的披露,表明他即使在涌喷的创作中,真实的自我尽情宣泄(在“归来”作家中他最为突出),同时有所藏匿,他抖露创作雄心,同时也流露恐惧,不经意触碰深刻主题和精神意象,让人感觉到社会思潮涌动中,在八面来风——“创作自由”的氛围中,他的文学“标高”已然在胸,呼之欲出,接着就是矜持、顾盼、保留甚至退缩,一颗孤独的心灵在作品中匍匐和游荡。

  

   他坐拥自己可以面对、可以深入而出色表达的“孤独”,“孤独”于他是一种生存境况精神状态,是陪伴他的主题或精神意象,他始终厕身其中(在作品中)游移摆荡。

  

   然而,他毕竟趁着80年代的时代“大风”,推出了他的血性作品,抵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如同陈行之说的,“一个人也许无法超越时代的对他的局限,然而他却可以站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点上去。就文学意义来说,张贤亮做到了,他站到了那个最高点,而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对新时期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张贤亮比很多人——甚至包括目前某位同是‘右派作家’并被称之为大师的人——站得都要高。他值得我们珍惜。逝者张贤亮活过,创造过,并且用作品划出了一条可以被人们感知的曲线,也就算值了吧!”(《悼念张贤亮》,共识网2014/9/28)

  

   正如雷达就张贤亮逝世接受采访时(2014/9/28网易)所说:“张贤亮是当代文学领域很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在80年代的‘伤痕’‘反思’文学浪潮中发表了多部重要作品,比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该体现其价值。”“他的小说对当时的文坛具有启发意义,包括对性爱的描写,对政治内涵的挖掘,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极左势力下的精神状况和人生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拓宽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领域。在反思历史的深度上,对后辈的作家也影响深远。”

  

   不过,现实却是,很多90后年轻人没有读过张贤亮的作品,有的甚至也不知道张贤亮其人,当然不可能品味由他迸发的,也属于我们民族的“孤独”之魂。后辈作家倘若反思历史,也不会反思到其“孤独”层面。这也就表明,后来人在光华宏亮的世景中对我们民族(连同乡土)的“孤独”浑然不察。

  

   可以说,遗忘如潮,才一二十年,与其说90后年轻人,不如说我们整个社会,在“傍晚”却忘了“清晨”,当然更忘却了子夜,遗忘成了我们社会和民族的常态。人们也许知道哥伦比亚—拉丁美洲由作家马尔克斯揭示的“百年孤独”,却对我们民族的“孤独”毫无感觉。然而,“遗忘”并没有让人们活得轻松而步履轻捷,而是活得内心发沉而举止轻浮,口口声声“酷”的张扬里却相伴着谁也不愿碰的“无奈”,卿为酷狂的内里却是寸心苍凉——对90后来说,“苍凉”出自对光鲜亮丽权钱称霸现实的无奈,而不是出于生命生活来路的自我检视,出于我们民族今天为什么呈现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的沉吟。应该说,作为一种美学范式,“苍凉”非我们民族之累,也是我们民族精神建构的必要元素,“苍凉”后面是与“孤独”相连的博大和深远。有大西北辽阔苍凉垫底,张贤亮作品就涸漫着这种美学之光。90后离这样的苍凉渐行渐远。

  

   我还想说的是,张贤亮以他真正炼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在80年代中国文坛奇峰突起,他决定以“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为总题目拓进他的创作,“性·政治·知识分子”是其内容构成和精神指向,对中国以往(包括“十七年”)的文学是个突破,虽伴随争论,终为当时的语境所容纳,但是,既然是突破,就说明原来的限制性语境依然存在,而且会对张贤亮产生作用,这就是时代的局限。这时,时代的局限必然潜入他心灵,化成他创作的自我给限或叫自我择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就是他的选择,因而,“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被获赞誉的同时,也隐现着他自己知识和思想修养的局限(尽管他的思想属于前沿)。对他而言,还轻忽了他文学的激扬语境中所爆发的思想——创作主题火花,如“孤独”主题(意象),所以,“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让他享誉中外文坛,也局限了他的继续创作,他与“孤独”主题始终处在摩肩接踵的状态。加上后来语境生变,他也就“告别”了他开始意识到却没有深刻意识到的可能刷新时代(也是他自己)高度的这一主题。他“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创作里,呈现辉煌,也显露后继乏力,就是说,他自拟的宏大构思既玉成了、也局限了他。

  

   于是,张贤亮陪伴“孤独”,却成了一个“孤独”之域的摆荡者。

  

   3

  

   我以为,雷达上述后一段评述——“对性爱的描写,对政治内涵的挖掘,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极左势力下的精神状况和人生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即“性·政治·知识分子”——既针对张贤亮作品的特点,同时也点出了80年代文学思想艺术上的丰实内涵和突出特征,这些内容正是80年代文学和时代精神的有机构成,当然也是其血肉和灵魂,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点”的文学显现。

  

   多少年后,当人们谈及20世纪80年代,很可能只是用 “改革开放”、“激情飞扬”、“启蒙”、“人的解放”一类笼统性字眼,而不会用富有质感的、有着具体行为特征意义的文学词语,这样,“80精神”很可能像今天所强调的“理想”“信仰”坠入普泛化和空洞化,而导致“80精神是个筐,龙马跳蚤往里装”。在“两头真”的人们那里,社会主义“理想”“信仰”与“民主”“自由”是一致的,且有鲜活的人生和社会内容,而在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理想”“信仰”,倒是因为现实原因而规避“民主”“自由”,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概念更多地体现为即时政治正确的表达,而成为缺少与每个人情感命运相连具体内容的口头禅。

  

   因此,所谓“在反思历史的深度上,对后辈的作家也影响深远”,离开对张贤亮作品上述内涵的了解与体察,作家的深远影响也无所附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犹如一条大河,张贤亮是个有机的、不能忽视的存在,其“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其文论,还有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对后来的读者和社会有所激活作用而延续,由此可见,在宏观意义上,“性·政治·知识分子”——张贤亮的思想和主题即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

  

   《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作品的“未完成”有这么两种情形:一是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在确定总主题之下,每部作品有清晰的侧重点,逐步完成;二是既定总主题之下,“性·政治·知识分子”的内涵发掘殆尽,作者必须找出新的主题,但是作者不是静坐书斋苦思冥想,动荡的、让作者无从把握的现实让作者分心,他嗅出了现实中说来就来,他极为熟悉的恐惧,于是他从自己苦难经历中搜寻“恐惧”的场面及其心灵汇聚于笔下,1989年的《习惯死亡》就是这样催产的。

  

   写《习惯死亡》之前或之中,张贤亮多次出国出境进行文学活动,大大扩展了视野,又有了现代派文学的体认, 比如法国杜拉的《痛苦》《情人》《蓝眼睛黑头发》等中篇小说,从其“爱情的虚幻、死亡的阴影、希望的迷濛、面对生存绝境的苦闷——这位女作家文学创作的主题”,到其意识流和心理的刻划,以及表现形式和艺术韵味(当然通过翻译的文本传导),都能在《习惯死亡》中找到影子。在张贤亮先期的《灵与肉》,主人公拒绝随阔绰父亲去国,宁愿留在贫穷的土地上,“(秀芝)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尚贯穿“子不嫌母贫”即爱国主题,而在《习惯死亡》,“那驴车声虽然是我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但我不留恋,我没有想着随它而去。在这个世界上我呆在任何地方都无所谓。”性爱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青春、激情和美,当然也是亢奋的沉沦,而在《习惯死亡》,贯穿着“恐惧”情愫,“恐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性爱后的虚空让人想到死亡来袭,即使性爱也挽救不了、却同样导致死亡,“完了!”以高分贝在书中屡屡呈现。

  

   [叶开在张贤亮逝世的撰文《张贤亮:心灵贫乏时代的先觉者》(爱思想2014/10/2)佐证了我这一看法:1985年《收获》杂志发表他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他正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中心”住访,那时突然听到消息说,国内又要“反右”了(其实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奏),将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刀,各种消息传得满天飞,很吓人。国外友人多劝他留在美国,申请“避难”,避遭受新的人生灾难。在那混乱时刻,又刚脱出牢狱之灾不久,张贤亮面临的抉择可谓艰难。但他却能以中国方式化解: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爱国主义声明”,向当局表明自己不会“叛逃”的心声。由此,他在波峰中安然行舟,而有机会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共振,并成为一名不断出新的“异行者”——他的行为总是出人意料,但又在停在的安全路途。]

  

   “恐惧”与“孤独”相连相通,但不等同“孤独”。可以说,“恐惧”是人的生理情感意义上孤独的极致体现,它或许与民族命运的“孤独”有关,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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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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