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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戊戌清明送雷达

更新时间:2019-04-30 17:07:55
作者: 李伯勇 (进入专栏)  

  

   一  

   获知雷达兄的噩耗,是2018年4月1日清晨。其实31日深夜我的手机滴了数次,决非一般性的广告,我恍惚中似有感应,睡不安稳;原来是省作协江子等几位文友发的,他们都知道我与雷达交情深笃。  

   看着“雷达老师去世了”短信,我懵了。我不信,可还得相信。我又盯着座机上“来电显示”,雷达兄2月15日10:53(大年30)来电(我原来想在那天下午去电“节日问候”)。没想到却是他与我最后的一次通话!  

   近两三年,电话中他多围绕着“身体不适”的话题,比如“上二楼就喘气,肺不行”、“这是老病”、“到北戴河住一段”,自然有写作话题,比如讨论他的散文写作,他在文艺报新开的“雷达观潮”的专栏文章。我几次建议他抓紧时间写自传,“雷达自传”肯定有价值,他没明确表态,但对我的建议心有所动,或早已谋划,先后传来3篇有自传意味的散文初稿,如《新阳镇》《多年以前》《黄河远上》,我在电脑中设置了“雷达自传”文档,期待他一篇接一篇写,形成系列,有一定篇幅时候,再统一梳理一下,看看缺少什么,然后补上,这也是自传的一种样式。后来他告诉我,《黄河远上》已在《作家》杂志上发表,在我看来,他的自传写作已经悄悄开始,从较易入口的乡土、故园、童年入手,不过我也意识到,他爱惜羽毛(杨光祖有过类似评价),他惦量过如何真实记录那段特殊年代特殊心迹,是自传不能回避的“难题”,还有,他难以安下心思集中一段时间写自传,于是他踌躇,踌躇着他的书写仍趋于自传的方向,他的散文书写跟一本正经的自传书写也就区别开来,成了不是自传的自传。  

   大概有了手机,这些年我与他通信的频率少了,我从早年的每星期一信(书信)到每月一信数信(电子),写信未有中断,而他回复也是几信一回到数月一回,呈减少之势。我总是以为他忙,身处文学中心嘛,不分退休前退休后,总有文事相緾,而不会想到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中年写出《冬泳》的他身体素质不错。他虽少回复,却盼我多来信,有时他打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就知道他等我来信了——我的来信触动他的精神生活,成了他一个精神的窗口口。他惊奇我在南方的基层竟了解许多政事和文事,让他扩充见闻。我在他面前毫不含糊地表达我对时事文事的看法,有时介绍一本好书或好文章,他均宽容地受纳。他赞赏我的率真。他时而简短回复,一是基于礼貌,二是鼓励我继续写,让通信之链不中断。我把给他写信当作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精神激活的一个通道,当然也是对他的尊重,友情的珍惜。  

   为写信我记录了他2/15电话:“伯勇吗?给你拜年。弟妹好吧?你的身体还行,我主要是气喘,是多年积下的老病。我这本散文集(《黄河远上》)要年后才出来,你留一个地址,给你寄一本。我们结识几十年啦。这一阵我住在北京。”我当天给他的信也是他收到的最后一信。36年心息相通精神相诉戛然而止……  

   我立即跟雷容发了唁函,他回话说“父亲晚上起来解手,觉得不舒服,睡觉没再起来,抢救无效。4月4日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当即说:“明天我乘飞机赴京,送大哥最后一程。”  

   我把赴京参加追悼会告诉江子,江子说雷达很关心江西文学,一直站在中国文学的前沿,对文学症候做出精准的辨识,他嘱我替江西作协送一个花圈。  

  

   二  

   这天上午我关在房里枯坐,觉得身旁发生巨大的崩塌,一派空惚。一位好大哥突然就走了,一位三十六年结伴同行文学路的诚挚师友说走就走了。我悲从心来,悲伤之雾将我笼罩。“追忆雷达”油然占据了我的心胸。  

   拿今天的眼光,一北一南,一个文坛中心的著名评论家,一个偏僻小县的文学赶潮人,因时代风云而际会,且长育友情之树,不啻天方夜谭,却是事实。我打开电脑,很快从中国作家网首页看到了雷达逝世的相关消息和文章(如李敬泽为《雷达观潮》写的序文)。一会儿我复身枯坐,咀嚼“永别”的滋味,回想与雷达兄交往几十年,珍贵的见面却是数次,回想我和他如流泉荡漾几十年的情谊,这情谊之船突然折桨潜入了幽冥之乡。  

   我盯着书厨一排“雷达著作”。他每出新书会寄我一本,但他最初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小说艺术探胜》(1982),却是我1983年8月12日第二次邮购所得,这是“1982年第2次印刷”的(1982年秋我在一位赣南日报副刊编辑家里看到了这本书,非常喜欢,向出版社写信,两次邮购方如愿以偿)。其时我告别12年的知青下放生涯,在一个山沟的县级水泥厂务工,文学梦想腾起,开始叩笔文坛,30多岁年纪不轻,建有家室,但读书——求知欲十分旺盛,不但订阅了多种文学杂志,还频频邮购书籍,书刊到手便细读,仍想做人生一搏,于是熟悉雷达的文章,于是跟《小说艺术探胜》等精神食粮相遇。  

   我知青时代的沉沦消磨了我的人生锐气;因阅读和写作,蛰伏心底的“不认输”“再拼搏”的精神冲动却激发出来。阅读和写作成了我精神的触发和激发的重要方式,它们汇成一体推动身体孱弱的我而精神高扬,成了我后来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主动的写作姿态。而我主动、接连地与雷达兄写信,成了我几十年重要的精神生活,“精神”奔迸,开花,结果,当然,我也把他的来信当作我精神的拐杖,创作希望和友情延续的助推器。中年的我有幸结交了远方的一个珍贵的师友。  

   当年他在评坛斩露头角,且他的文学评论处于一种井喷态势,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上频频亮相,我十分赞赏他的文评。首先是“术”的考虑,读他的评论文章深化所评析作品的认识,从而提升自己创作水平;但我更从他文评的情气势交融,感受到青春力生命力的涌动,虽然我未能对此明确辨识,可是正合我当时的心境。也就表明这种激情奔突的文气之下,不甘平庸施展精神抱负的热血性格。我也有这样的性格基因。  

   我与他相遇相识是一种偶然,也是特定时代的一种必然。在这冬去春来意气风发的时代之下,有着相似或相近性格基因的南北两人得以相逢。  

   我走出校门到乡村滚打的十多年以及刚进城工作,“未敢翻身已碰头”,遍体鳞伤——后来我知道自己的遭遇实在是“小儿科”,可当时自己积有这样压抑性的精神郁结,需要一种富有个人性的倾诉或者说释放,或者说寻找精神的解放,通俗地说,当时自己有一种“投石问路”的精神渴望。它部分地体现在我的“通过写作改变环境和命运”的俗念上,可我已有正常的工作(单位),我更渴望一股精神力量激活自己沉重的“翅膀”,文学就恰好成了方式和通道,依凭文学,我抓住了自己青春的尾巴,重燃了青春激情。非目的而合目的,我在乡村务农、建房成家立业——我落沉乡村深处,也成了我日后的创作资源。  

   其实这样的认知并非个别,而是普遍的,比如远在北京的雷达。我以我的方式“接近”着雷达。在读了《小说艺术探胜》,我在扉页写下“立足个别,生发开去,艺术角度突出且鲜明。”但意犹未尽,我也感到书中某些不足,跟谁讨论?只有直接跟雷达交流了。可我不知道他的通信地址,我把信剪了一个角寄由人民文学转交(他们一定知道雷达地址),由于直抒了胸臆,我身心放松,也不在意对方可能不回复。  

   我找出装订成册的电子稿“雷达来信”(2002年我初学电脑打字,试着把一百五十多封雷达来信打出,后来双方就是电子信了,他的电子信也有九十多件),又读了他给我的第一封信(1983/9/28)。当年,他的坦诚热忱令我吃惊——  

   ……你的信寄到了人民文学,我不在那里工作,信给延搁了好久,直到最近才转到我手中。我的回信晚了,深盼得到你的谅解!  

   读完你的信,我很激动!你犹豫再三才写了这封信,可这封信给我的鼓舞力量是你自己也许没有料到的。它让我沉思和惊醒。虽然这几年来,我不断收到一些青年朋友和文学爱好者的信,但大多是些称许鼓励之词,你的信则不同,肯定中有否定,并帮我思考今后怎样提高的问题。这样的帮助,有今天是何其难呵!  

   你说你是个工人;工人却具有许多专业人员还不具备的胆识,眼光,从全局考察文学评论的方法,这不能不叫人表示佩服。你所说的诸点,正是我思考着并且苦恼着的问题。我早已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但总是替自己开脱,总是抱怨生活,抱怨自己是个编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文章,没有法子。一句话,把自己的提不高,全然推到了客观条件上去了。这是低能儿和弱者的逻辑。看了你的信,我想,读者寄希望于我,我的劳动已经不断地得到读者的承认,同时也受到了读者的善意的批评,一个人生活的价值,不正在此中吗?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去适应读者的要救亡呢?想到这里,我觉得一切烦恼、一切抱怨,全部不值得再提了。我应该让自己来个精神解放。  

   我在《文艺报》工作。我是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原籍在甘肃,在那里读完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十八年来,在北京干过许多与文学不沾边的工作,长期专业不对口,直到七八年,才算归于“正果”。我六十年代写过一点小说、散文习作,其后一直辍笔。七八年以来才开始文学评论的写作。我的写作,完全是在业余坚持的。  

   看了你的信,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觉得你完全可以作为朋友来看的。如果有空,盼常联系,也希望你讲讲自己的生活、工作情况。依你的见识和水平,仅是个工人,简直让我不能置信(我无瞧不起工人的意思),你平时在做些什么?  

   这样我与他就联系上了。他的信令我感动,并我推动我。我向他敞开心胸,如实介绍了我的情况。他第二封信以后就称我“伯勇同志”了,1987年10月开始,他又称我“伯勇弟”了。我对他的称呼由“雷达同志”转为“大哥”,我增强了文学创作的信心。1984年我调入了县文化馆。他读我寄去的短篇小说,进行分析,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乡甘肃的《飞天》杂志,有时也介绍给别的文学杂志,他告诉我他文学评论的写作,吐露一些写作苦恼;“我目前苦于没有很好的论题,你帮我想一想吧。”因此我的信很多内容倒是谈当下的文学,我自己也努力阅读和思考,争取给他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在与他“对话”中我自己也得到提高(他希望我成为他的对话者),比如我在文学评论上的写作就大有长进。  

   1985年1月他又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的青春》,他题赠“伯勇友惠存”(盖了印章)。1987年他出版评论新集《蜕变与新潮》,他题赠“伯勇友教正”,因书名他吸收了我的意见,他在后记中说,“我有幸置身于文学潮流从事评论工作,首先要感谢新的时代。在政治狂澜的颠簸中,在钳口不言的岁月,在干校的泥泞路上,正处于青年时代的我却消极地随波逐流;进入新时期,我的沉睡的灵魂苏醒了,虽是人到中年,但那颗心反倒搏动得剧烈起来。我还要感谢身边的师友,远方真实的朋友,报刊的编辑,评论界的同行……”他与我不正是殊途同归,终于相遇吗!  

   他写信说:“你说过,知我者雷达一语,我要同样说,知我者伯勇!……后记中有‘远方真实的朋友’的话,那主要是指你。”  

   这一后记显露了他生命生活的底色——个人化的生命密码。如果时代一直这样行进,这也会成为他自传的精神基础,他晚年写的《新阳镇》《多年以前》《黄河远上》等自传性文章会含另一种文质,或另辟酣烈深沉的篇章。  

短短几年,从《小说艺术探胜》到《蜕变与新潮》,显示了他精神突进的轨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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