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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维强 邓宏琴:土改的试点与试点的土改:山西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研究

更新时间:2018-10-04 12:08:05
作者: 马维强   邓宏琴  

   【内容提要】 韩丁的《翻身》因对张庄土改整党的细腻描述而成为展现中共革命的优秀作品,影响甚广。不过作为个案,张庄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同时期其他村庄的状况如何?韩丁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土改整党的原貌?是否遗漏了重要内容并影响对于中共革命的评判?长期以来学界或者将张庄的情形扩展为北方土改整党的普遍状况,或者对这些问题存而不议,以致无法廓清土改整党的丰富全貌,也未能明晰整党试点与全面整党的阶段区分。本文以山西潞城县委和包含张庄在内的各整党试点村的档案材料为基础,试图通过重新梳理土改整党试点的历史过程,将张庄置于更大的区域和行政空间内进行讨论,以此明了张庄土改整党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中的地位,并揭示土改整党对于乡村政治变革及民主发展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潞城,土改,整党,试点,张庄

  

一、引言

  

   韩丁的《翻身》因对山西省潞城县①张庄村土改整党细腻且深入场景的刻画而成为展现中国革命的优秀作品,而张庄因《翻身》成为学术名村。张庄的成名并不是因为有大寨陈永贵式的忘我奉献、以身作则的干部,也不是因为集体化道路带来了农业经济的成功,而是因革命进程中的村庄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变化得到了细致深入的展现。韩丁从农民、干部的视角揭示了参与革命对他们所产生的意义,其“在地式”观察与单从资料出发相比,增加了更多感性体验和有血肉的内容。韩丁看到了面对历史材料并不容易发现的细腻情感和人们内心的微妙变化,这对历史的发展变迁及后人的认识与评价是重要的;他也更多看到了集中和承载各种矛盾冲突的革命过程及人们的积极参与,这也正是中国革命魅力的表征。②

   不过,张庄并非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的唯一村庄,同时期开展土改整党的还有其他村庄,学界对此并未有清晰了解。其时潞城全县共有164个行政村,开始指定19个村庄作为实验基点村,后来根据地委指示,需要抽出一部分干部指导生产,缩减为11个基点村。③档案中亦见12村、13村、14村之说,分别为靳村、合室、枣臻、东邑、东关、张庄、南垂、石梁、花园、漫流河④、黄碾、贾村、西流、羌城等,分属于潞城县的五个区,张庄即属潞城县第五区。于此,张庄所在潞城县其他村庄的土改整党情形如何,与张庄相比有着怎样的相似性及差异性,潞城县试点土改整党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

   学界对于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与全面铺开的阶段区分也认识模糊。在包含张庄在内的第一批村庄进行试点土改整党的基础上,潞城县委之后在结束土改的过程中将整党全面铺开,又进行了三批村庄的结束土改、生产纠偏和系统的民主整党及生产运动中的建党建政工作。截止到1949年12月,全县167个行政村中整过党的有106个,占63.5%,在整的有22个,未整的有39个,县委计划在是年阴历年春节前整完。⑤也即,潞城土改整党的实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整个过程并非“戛然而止”⑥,而是有着丰富的地方实践和过程延展。如此,潞城县土改整党的试点对于之后运动的全面铺开又提供了怎样的借鉴与启示?

   《翻身》的价值判断、叙事主线、话语表述、思维方式、逻辑分析及对进程中诸种问题的思考是典型的革命史范式书写,由此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论”视角下的产物和革命史范式的注脚而招致批评。“阶级斗争论”作为论述农民起义的重要理论架构具有较强的学术阐释力,⑦但阶级冲突并非革命的唯一要素和变量,制度性的压迫和农民贫困也并非革命的唯一根源。无论是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还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斗争,都并非如共产党所论断的那么明显。从农民的参与来看,其阶级意识并非积极自觉,物质利益也并非农民唯一的行为动机;即使在将物质利益看作主要考虑因素的情况下,农民对共产党的号召也并非一呼百应。革命史范式和阶级斗争的因果解释与逻辑推论遮蔽了革命的诸多面相。那么,“阶级斗争论”视角下的《翻身》对当时的张庄是否作出了全面的描述?除了书中呈现的面相外,有没有因韩丁个人价值判断和视野的局限性而未被论及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是否会影响对中共土改整党实验的评判?

   学者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北方地区,自耕农经济占据了经济结构的主体,土地问题并不十分凸显。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土改动员农民大众的?有学者将此称为“华北难题”,并认为“阶级斗争的真正奥妙并不在于打倒地主阶级,而在于推翻了既存的乡村‘精英’或‘统治阶级’(地主、恶霸或腐败官员)”,“发动群众政治参与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物质利益的刺激,而更在于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积极解决群众最感痛苦的恶霸、腐败等问题。”⑧与乡村现实并不完全相符的“阶级斗争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除了其合理性的一面,更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共革命与农民利益(包括精神诉求)的一致性是关键所在。

   那么,农民通过怎样的方式参与社会革命?什么是其作为个人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农民的诸多诉求通过怎样的途径得到表达?农民的行动逻辑及其意义世界如何被中国共产党认识?农民的被动卷入还是主体能动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政策通过何种方式打破地方网络有效植入乡村社会,并使农民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实质性的改变,脱离原有的组织和社会关系,实现与中共意志的对接?在现代化和世界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明确的革命纲领与现代政治组织的发展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必备要件,对于国共两党而言,这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共产党对农民高效的引导与说服,是促使农民形成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支持和参与革命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以张庄所属潞城县的县委文件和试点村庄档案为核心资料,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讨论:第一,试图通过重新梳理土改整党试点的历史过程,将张庄置于更大的区域和行政空间内进行讨论,即不仅对张庄,而且对同时期的其他试点村庄,不仅从村庄层面,而且从领导村庄的县委层面对土改整党进行剖析,以此明了张庄土改整党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全县土改整党试点中的地位,同时对此次土改整党试点做出全面把握,并揭示其历史意义;第二,着重论述代表中共意志的工作队如何引导农民确立革命意识,维护阶级利益,干部和群众(尤其是贫雇农)表达诉求的途径、方式,以及试点土改整党对于乡村政治变革及民主发展的意义。工作队组织是体现共产党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的社会深层变革的载体,由上而下派驻工作队也成为中共革命获得成功的独特路径依赖。

  

二、工作队进村


   国共三年内战时期,潞城县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三专署,主要为老区、半老区。1948年1月至2月,太行三地委在长治县鹿家庄村召开会议对干部进行整编,之后向村庄派遣工作队着手展开土改整党工作。鹿家庄会议揭开了潞城县土改整党的序幕。

   鹿家庄会议所确定的土改整党的原则、方式、目标与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冶陶会议直接相关。继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邯郸市冶陶镇召开会议。本着“压骄气、泼冷水”的基调,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中央对于土改的估计一致,认为本区土改远不够彻底,贫雇农翻身不彻底,其要求未能满足,这被归因于党内存在严重的地富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阶级立场、阶级观点被突出强调。⑨冶陶会议盲目鼓吹“贫雇路线”,直接助长了之后整党的“左”倾倾向。⑩显然,地富被消灭并不意味着贫雇农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干部问题被认为是贫雇农未能彻底翻身的重要原因,这不仅翻转了之前中央局和太行区党委、地委甚至县委关于土改已基本完成(尤其在占地域面积较多的老区)的定论11,而且将斗争焦点指向干部。这一逻辑与太行区党委书记赖若愚在冶陶会议太行代表团分会上的发言一致。赖若愚指出,在过去的土改运动中,尤其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以来,地方没有明确的贫雇路线,没有建立贫雇农独立的阶级组织,未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党内严重不纯,大部分是新中农和老中农,不代表贫雇农利益。区党委过分照顾干部的“历史功劳”,对他们采取温和的改良教育方式,今后应该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12赖若愚的报告清晰地提出贫雇路线不明确、贫雇农翻身不彻底、干部多占果实等,并强调了党内阶级不纯,这奠定了太行区过分强调贫雇农路线、怀疑排斥老基础、对干部加强斗争的土改整党基调,这一整党基调在潞城县基点村的试验中得到了贯彻。

   太行区党委于1948年1月14日给各地委发出指示,要求确保贫雇农的领导权,巩固地团结中农,吸收一部分中农参加农代会,并于22日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报告,称太行区各县开始按照冶陶会议精神进行土改复查或开始搞土改。131948年1月10日至2月下旬,太行三地委在鹿家庄会议上同样提出土改运动,贫雇农翻身并不彻底,支部地富分子占40%,于此根据上级指示整编干部队伍。潞城县委书记陈振华从鹿家庄返回后责令全县干部反省错误和公开检讨,强调潞城县的贫雇农还没有翻身,哪个干部在村里找不到贫雇农就没有资格吃饭,以此使参加整编的每个党员干部都坚定维护贫雇农权利与阶级路线。14潞城全县参加鹿家庄整编的干部有178人,当时开除党籍10人,停止党籍4人,留党察看3人,撤销工作1人,当众警告5人,当众劝告11人,当面警告10人,当面劝告8人,合计52人,占30%。15

   参加完鹿家庄整编的干部组成工作队,分别于1948年2月底3月初进驻整党试点村开展土改整党实验。1948年3月6日,韩丁进入张庄,16这时工作队刚刚进入张庄不久。一些干部因被要求到村庄进行土改整党而犯难:工作调动使其家庭困难凸显,有的因此产生家庭矛盾;上级在整编中批评干部并提出工作要求,很多干部产生畏难情绪,认为自己能力不行,工作没有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从鹿家庄整党回来后(与以往)不同了,这有政策,那有政策,到下边群众不干、不服从,传不下令,因此感到悲观、不愿干,只怕犯错误过群众关自己顶不住。”17上级在调动干部进村工作时未能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在工作方法上帮助不够,对干部家属没有照顾措施,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方式,这使一些人产生消极情绪。靳村工作队贾毛则认为:“调干部时连家也不许回,过去是欢欢乐乐的走,这回就是个命令,自己便产生了‘党员多了,叫你走你就走、不走就回家,上级也不在乎’的思想。”18

   此外,经过整编的一些工作队干部受到打击,积极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挫。漫流河工作队员宋天顺认为自家本来应该是贫农,但鹿家庄会议划分阶级时将自家划为中农,有些接受不了。19枣臻村工作队员吴长孙提出,在鹿家庄整党时有些问题实际也是同志们给硬逼上的。20县委后来在总结中提出:“鹿家庄整编压力大,处分多,并与回家整党中的尾巴主义‘左’倾情绪、贫农团打击相结合,不仅打击了干部个人,也使家属在村庄中受到牵连,从而更加激化矛盾,因此刺伤了一部分同志,使其产生不满情绪,与党对抗。”21县委由于工作需要而进行干部调动的强迫命令与整编中秉持的方式、态度和整编处分,以及工作队员的忧虑、畏难、消极、对抗等情绪对工作队在试点村的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之后的土改整党实践中,工作队坚持具有“左”倾倾向的整党原则、较为极端的工作态度和方式方法,甚至产生了“‘左’比‘右’好,‘看上级,上级要啥就有啥’”的思想。22

工作队进入村庄后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工作,一是整编支部,一是发动贫雇农、整编群众队伍,在两支队伍动员较为成熟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公开整党,这是县委提出的工作内容和步骤。按照县委的设想及各试点村的实践,整编支部的大致步骤为:党内整党——贫雇农代表参加支部会议整党——贫雇农大会或农会整党——人代会整党——正式建立支部;发动贫雇农大致经过以下步骤:个别访问贫雇农——串联更多贫雇农、扩大贫雇农组织——讨论贫农团条件并审查贫雇农——选举贫雇农代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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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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