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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如鉴:土改时期的“左”倾现象何以发生

更新时间:2015-12-02 14:33:20
作者: 廉如鉴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的实质是在村庄内推动“高强度内斗争”,摧毁阻碍战争动员的传统共同体和传统人际关系,并通过分配斗争果实和制造高强度社会压力促使农民参军支前。为了达到此战争动员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过火斗争等“左”倾现象就显得不可避免。它们并不是个别干部造成的个别错误,而是革命政权为实施战争动员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左”倾现象同时具有极为严重的负面作用,必须加以限制。这就构成了一个“二难选择”。革命政权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处理这一难题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土改 “左”倾 战争动员 运动式治理

  

  

广泛采用运动式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运动大量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①——这种方式常常伴随着浓重的“左”倾色彩。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成功的运动式治理实践,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起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但是,与巨大的动员效果相伴生的是大量“左”倾现象,其严重程度尤其是暴力化程度比后来的“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犹有过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理解“左”倾现象就很难理解当时的战争动员机制和巨大的战争动员效力;反过来看,如果不理解战争动员效果从何而来,就很难理解“左”倾现象的产生根源。本文认为,如果从两者的关联性出发,会对“左”倾现象的发生原因做出比现有研究更有力的解释。

   一、现有的几种关于土改时期“左”倾现象发生原因的研究

   关于“左”倾,毛泽东曾有一个党内的权威性界定:“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②土改时期的“左”倾乱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③: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除了地主富农之外的很多中农甚至贫农成了斗争对象,遭到严厉打击;二是斗争过于激烈,无数斗争对象在经济上被“搞光”,政治上被“打倒”,人身被痛殴乃至被消灭。对于这些现象的发生原因,目前主要有两类解释。其一认为,党的政策并不提倡这些“左”倾行为,这些“错误”现象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导致的。其二认为,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政权有意为之,它们是服务于战争动员的必要手段。

   第一类解释通常带有较强的宣传色彩,例如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在所著《土地改革运动史》中专辟一节分析“左”倾现象的产生原因④。他列出如下几点:第一,农民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容易头脑发热产生过于激烈的斗争行为。第二,为了赢得解放战争,党必须分配土地赢得农民支持。当有些村庄地主的土地较少,无法满足农民要求时,就需要把富农甚至部分中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由此导致斗争面扩大。第三,各地对基层土改运动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了解,总是对减租减息和前一阶段土改成绩估计不足,于是反复推动复查,各种“左”倾现象主要在复查中出现。第四,由于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划分阶级标准,导致很多中农甚至贫农被划入地主富农范围。第五,很多党组织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左”倾现象。

   第二类解释有较强的“去意识形态”色彩,以秦晖、陈永发、张鸣、黄宗智等人为代表。秦晖、陈永发认为土改运动的实质并非分配土地,而是通过一种“投名状机制”使农民的命运和革命政权捆绑在一起。他们认为,给农民分配一些土地并不足以动员其冒着生命危险参军支前,为了把农村动员起来,就必须发动农民对地主富农实施暴力。一旦普通农民对地主富农实施了暴力,就不得不与革命政权结成“命运共同体”,全力支持解放战争⑤。因为如果共产党失败,农民就会遭到地主富农的激烈报复。按照这一逻辑,“斗争过火”是革命政权有意为之,也有利于战争动员。

   张鸣和黄宗智则认为营造村庄内的激烈斗争气氛能够促进战争动员。张鸣指出,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弥漫着要求和平、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为了应对战争,革命政权迫切需要扭转人们这一情绪,激起根据地百姓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土改就是要通过分土地、分浮财等方法发动社会边缘群体采用暴力手段对地主富农实施斗争,制造出激烈的斗争气氛,把国民党、蒋介石树立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农民痛恨的对象,从而实现社会动员的目的。张鸣总结道:“内战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获得了战争动员的极大成功。在短时间内,激起了阶级仇恨,大大地加速了蒋介石从‘抗战领袖’坠落到‘人民公敌’的过程。”⑥黄宗智也认为:“从军事策略出发,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种种战争需要的资源。阶级划分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指导阶级划分的,也因此不再是土地改革法中的详细规定,而代之以粗略的、由上级下达的定额划分。”

   上述两类关于土改运动中“左”倾现象的解释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一些缺陷。罗平汉指出了导致“左”倾现象的很多具体因素,但这些因素多流于表面化,而且本身就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首先是农民的“革命急性病”问题。在党的主流话语体系下,农民是需要动员、教育的群体,相对比较保守,为何在土改中一跃患上“革命急性病”?这不免令人困惑。其次,“总是对减租减息和前一阶段土改成绩估计不足”,这一现象也很蹊跷。以革命政权在土改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并不困难,何以总是要低估前一阶段成绩,同时否定基层组织的工作成效?这个解释会留下更大的疑团。再次,“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标准”问题。从行动逻辑的角度看,提出阶级划分标准应该是开展土改运动的前提,有了这个标准才能够在村庄里划成分,斗争地富分子。但在实践中这一工作迟迟未展开,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居然没有提及此事。另外,即使个别地区如晋绥解放区曾出台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不遵循⑦——可见“制定划分阶级的标准”在土改实际过程中似乎并不重要,至少没有理论上那么重要,这一奇怪现象也是需要深入解释的。总之,以罗平汉观点为代表的第一类解释是在用更令人迷惑、本身需要解释的现象去解释“左”倾行为,其解释力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类解释虽然不存在上述问题,但也显得不太充分。张鸣、黄宗智认为一个两极对立,斗争气氛浓烈的村庄有利于战争动员,于是革命政权就会着意营造这种斗争氛围。但他们并没有清晰地勾勒出村庄里的激烈斗争如何转化为大量农民参军支前的过程,更没有解释具有这样斗争氛围的村庄为何比一个团结的村庄更有利于战争动员。秦晖、陈永发的解释则显得清晰有力,但有明显的局限性。如果说实现农村社会动员主要靠“投名状心理”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心理机制就仅仅对参与实施了暴力斗争的贫下中农有效。而对于那些被斗争、被剥夺的地主富农而言,他们则没有“投名状心理”,也就不会和革命政权结成“命运共同体”。但事实上,土改之后的农村被彻底动员起来了,参军支前的人远不止是贫下中农,广大中农包括很多地主富农也汇入了这一滚滚洪流⑧。

   本文认为,土改中大量出现的“左”倾现象和巨大的战争动员效力存在内在关联,必须在深入分析战争动员机制和成效的基础上来理解“左”倾现象的发生原因。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形成了一个以“高强度内斗争”为核心概念的解释框架:1. 土改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在村庄内开展“高强度内斗争”以实现充分的战争动员;2. “高强度内斗争”可以把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农民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因为它能够彻底瓦解阻碍战争动员的村庄传统共同体和传统人际关系,构造一个推动农民参军支前的“高压力场域”,并最大限度节约战争动员成本;3. 为了在每一个村庄开展“高强度内斗争”以实现战争动员,基层干部就必须采用某些“左”倾手段,由此导致出现大量的“左”倾现象。这套解释框架可以弥补罗平汉、秦晖、张鸣等人解释的不足,对土改中的“左”倾现象做出更充分说明。

   二、 “高强度内斗争”——土改运动的战争动员机制

   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解放军刚刚占领的“新解放区”,土改通常比较温和,出现“左”倾现象的情况相对较少;而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控制的“老解放区”,“左”倾现象则远为严重。然而,就历史作用来看,老解放区的土改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这里的土改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扭转了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格局。例如,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土改运动非常激烈的一个地区,战争动员成效极为可观。刘少奇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了土地改革后,刘邓带五个纵队开走了,又组织了五个纵队开走了,接着再组织五个纵队。送走了几十万人参军,当地的支前、交粮负担还是没有变,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战争。”⑨在这里,“左”倾现象和巨大的战争动员成效呈现出密切联系。

   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老解放区的土改过程恰恰最令人费解。一方面,老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大都经过数年的减租减息运动,大量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土地集中度已大大降低,此时搞土地均分似乎意义不大。另一方面,老解放区的地富阶层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下和革命政权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涌现了大量“开明绅士”。许多士绅或其子弟入党参军,进入了革命政权,他们与普通农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似乎没有进行激烈斗争的必要。但是偏偏在这些老解放区,“左”倾现象最严重,许多中农、贫雇农甚至干部遭到残酷斗争,很多斗争对象被打被杀,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村村见血、户户斗争”的局面。

   那么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为何有如此严重的“左”倾现象,而战争动员成效又是如此巨大?本文认为,土改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村庄内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发动一部分村民斗争另一部分村民,从而摧毁阻碍战争动员的传统共同体和传统人际关系,并通过分配斗争果实和营造巨大的社会压力促进农民参军支前。本文把这种村庄内的阶级斗争概括为“高强度内斗争”,它必然带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斗争过于激烈等“左”倾色彩。因此,越是那些“高强度内斗争”开展充分的地方,“左”倾现象就越突出,同时战争动员成效往往就越大。

   “高强度内斗争”包括两层含义。所谓“内斗争”是指,地主富农所遭受的肉体打击、舆论批判主要来自村庄内的其他农民,而不是基层革命政权⑩。换言之,激烈斗争主要发生在村庄内部,是村庄内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在土改中,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是最根本的一条原则,“五四指示”明确提出:“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11。刘少奇也曾提出,包办代替是最可怕的错误:“平分土地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自己去搞。最可怕的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与地主撕破脸,仅仅由几个干部包办”12。所谓“高强度”指的是,斗争必须采用激烈手段,不能搞“和平土改”,要在经济上、社会地位上、政治上把地富分子“彻底打倒”,甚至要通过暴力手段打杀一些人。“高强度内斗争”的完整含义就是在村庄这一社会单元内动员一批人(主要是贫下中农),采用激烈手段斗争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地主富农),它的战争动员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达成“撕破脸”效应,破坏村民之间的传统人伦礼俗关系,使“差序格局”中的村民转变为“原子化”的村民。

梁漱溟认为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认为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他们都认为村民之间通过宗族、婚姻、宗教关系联系起来,彼此之间负有人情往来、互相照应的义务。对于村民而言,这些人伦礼俗关系一方面提供人生的价值意义,激励他们去“争面子”、“光宗耀祖”;另一方面这些关系又为村民提供社会保护,保证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婚丧嫁娶等仪式时能得到他人的帮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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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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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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