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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阳:白石老人一段经历引发的联想

更新时间:2019-08-20 19:38:58
作者: 贺阳 (进入专栏)  

  

   刚才从一份文摘报上看到一段“历史旧闻”,感觉有点意思,简要叙述如下,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分享。

  

   著名画家齐白石老人的节俭,在京城是出了名的,有人甚至认为那已经成了一种怪癖。我过去看到的一个材料中说到,吴祖光和新凤霞伉俪头一次去拜访老人,老人就对新凤霞喜欢得不得了,眼睛不停地看她,说她长得好看,还收她做了徒弟。后来这位评剧皇后为作画多次去老人家求教,每次去,老人都要亲自打开锁,从柜子里拿出存了多日的糕点给这位爱徒吃,可惜因为存放时间过长,有的都长毛了……

  

   齐白石用多年卖画儿存下的钱,在老家湖南湘潭置田购地,用于家人耕种和出租——在那个年代,这是农村最传统的投资方式。

  

   1950年年底开始,湘潭县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留在老家的齐白石后代被指控为大地主。眼看“地主成分”就要扣到老人的头上——在当时,那可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老人焦虑万分。无奈之下,齐白石给自己的“老乡”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老家的田产都是用自己卖画所得购置的……

  

   毛泽东作了一个批示,连同齐白石的那封信一起转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王又将信转给县委书记兼县长杨第甫……在一级级官员的关照下,尽管老人用一生积蓄购买的田地被尽数没收,但是最要命的“地主成分”却得以幸免……

  

   后来,具体经办此事的县委书记杨第甫专程来京拜访了齐白石。90多岁的老人感激涕零,当场画了一幅荷花赠给这位县委书记,落款时还特意连书三个“白石”,意思是“在此三叩首致谢”……后来,杨第甫把自己十分珍爱的这幅画作传给了儿子。特别巧的是,这个儿子居然就是后来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名鼎鼎而又英年早逝的杨小凯!

  

   说到“土改划成分”,其中的故事很多,“猫腻”也不少。我们家也有这方面的经历。

  

   父亲在世时我听他说过,我爷爷是山东掖县(现莱州市)沙河镇的一位乡村医生,他和我奶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知出于什么理念,他们的3个女儿(我的姑姑)初中毕业后都被送去上护士学校;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她们护校毕业后都被大医院录用为护士。恰好这几个姑姑又都特别孝顺,挣的钱除去留一点自己省吃俭用之外,其余的都寄回家去,除了供几个弟弟上学,剩下的钱几乎都让爷爷买了地。爷爷行医挣的那点钱,也都尽数投入地产……

  

   到了“解放前三年”,爷爷家已经有了几十亩地,爷爷自己行医,并不耕种,全部租了出去,“土改”时必划“地主”无疑。好在刚解放不久,二姑就把爷爷奶奶接到了她工作的青岛,两位老人才躲过了后来的皮肉之苦……

  

   父亲在新疆工作时有两个不错的朋友,也都是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一次他们3人在我家喝酒,席间聊到土改划成分,一个叔叔说到,他们家过去曾经相当有钱,不幸的是他父亲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抽着抽着,家就败落了。到了“解放前三年”,他们家几乎一败涂地。按照“以解放前三年家庭经济状况划定成分”的土改条文,他们家被划为“贫农”……

  

   这三位“老家伙”一边喝酒,一边调侃:他们那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爹,一位是省吃俭用,把自己和女儿的“劳动所得”尽数拿出,买回一个“地主”;另一位是抽大烟把自己的家抽得彻底败落,但是因祸得福,居然抽出一个“贫农”来……

  

   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心里感觉五味杂陈,因为不管他们的两位父亲是怎样得到的“地主”和“贫农”成分的,如果跟我没有关系,我可以麻木不仁;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和我有很大的关系。

  

   我刚满18岁,就下乡到了新疆昌吉县的军户农场。在队里填表时有“成分”一栏(不是我们过去常填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两栏),我按照老习惯填上“革命干部”4个字。后来我不止一次听到队里有些“贫下中农”的风言风语:“革命干部是什么成分呀”——当然,他们也许只是好奇,并无恶意,但是对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而言,的确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恰巧父亲那位出身“贫农”的老友的儿子也和我分在一个队,后来填表时“成分”一栏,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填写“革命干部”,而是改填“贫农”。这样一来,对我的压力就更大。我心想,没有“革命干部”这个“成分”?难道还非要逼着我填“地主”、做一次“地富子女”不成?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就去了抗日根据地,没有做过一天“地主”,我怎么可能就因为爷爷被划为“地主”成分而变成“地富子女”呢……

  

   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想一想,我们那些年搞的“土改”、“划成分”这类的阶级斗争,多么荒谬,多么没有人性,多么令人不堪回首……

  

   我在新疆农场“接受再教育”的那几年,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我看到了太多实实在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每周都要开一次“五类分子”批斗会,那些“五类分子”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一位是专门给我们知青做饭的饮事员,这位李师傅只是因为被人揭发“用毛主席像擦‘沟子’(当地人对屁股的称谓)”,他自己又不能自证清白,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列入另册,天天接受监督劳动。直到我们离开时,他都没有摘掉“五类分子”的帽子。

  

   其实说说都可笑,被他用来“擦沟子”的“毛主席像”,不过是《新疆日报》报头每日一段“最高指示”前面的一个木刻头像而已,而当时这种头像比比皆是,让人“防不胜防”……

  

   那时我们队每个月开一次贫下中农会、一次地富子女会。看到与会成员,开始我颇感诧异:这两个会上,每次都有一些十来岁的孩子参加,难道他们也是“贫下中农”、也是“地富子女”?很快,我就见怪不怪了。因为在我们那里,只要土改时你家的“成分”被定为“贫农”,那么下面的一代又一代,就都被称为“贫农”;而那些“地富子女”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将永远被视为“地富子女”……

  

   记得有一次回父母所在的“东泉五七干校”探亲,我还专门跟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不知道只是我们那里这样,还是全国都这样;如果全国都是这样,只能说明是想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毛泽东“阶级斗争不会消失”,让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说法永远正确……从那时起,我对“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越来越怀疑,越来越反感……

  

   2017年4月26日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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