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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民族学如何进步

更新时间:2017-10-23 15:36:26
作者: 杨圣敏  

   摘要:本文谈了学科发展的4点看法:1.三个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理论等方面是相近甚至基本相同的,其中民族学与人类学实际上是同一个学科。2.在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两类研究取向中,应该更侧重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因为理论的检验和创新都需要在这种研究中才可能实现。3.更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每个人的研究更加专门和集中,是产出更有深度的成果之路。4.中国学界应该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创新理论和方法,并在国际学界竖起自己的旗帜。

   关键词:民族学; 学科关系; 问题导向; 集中研究; 中国学派

  

   我们把人类对主观与客观世界的探索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①等不同的领域,这些不同的领域又被划分成数不清的学科,学科是什么?无非是帮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去认识、适应和改造世界的各种工具。民族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当今形势下,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道路,少走弯路,更快进步呢?在此笔者想从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民族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和学科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学科开放是大趋势

   现代科学发展初期的特点是将研究的领域划分成一个个范围比较狭窄的学科,这样做有利于在每一个点上发现积累更多的信息,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于是几百年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每一学科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可是当学科划分过细的时候,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当你单独从某一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只见一斑、难窥全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像盲人摸象一样,轻易地以为一片树叶可以代表全局。事实上,任何实际的社会问题,都比单一学科的理论要复杂得多,所以真正要做好社会的研究,你必须从多种理论、多个角度出发,运用多种方法才可能更全面地揭示出这个问题的真相,从而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比较清楚。所以,现代各学科经过几百年比较独立的发展之后,为了解决复杂的问题,就需要各学科之间互相开放、交叉合作才能有更多进展。目前,学科之间的合作,已成为科学研究取得突破的主导趋势。有人做过统计,从1901年设诺贝尔奖至2008年这108年间,在总共授予356项自然科学的奖项中,交叉研究成果有185项,占52%。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部分成果是属于单一学科的,交叉学科占比仅为45%左右,而到了50年代以后,大部分成果则是交叉性的,交叉成果占比达到了67%。同时,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知识背景的考察可知,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学者更可能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诺贝尔奖得主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曾获得过其他学科的学位;二,虽然没有获得过其他学科的学位,但有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知识组成;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合作来开展同一项目的研究。所以,目前,二人及二人以上合作研究共同获奖的比例已占70%以上。[1]著名英国学者W.I.B.贝弗里奇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知识的宝藏越丰富,产生重要设想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具有有关学科甚至边缘学科的广博知识,那么,独创的见解就可能产生。”他还说:“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来自于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鲜明,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容易使人愚蠢。”[2]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学教授约翰•齐曼(John Ziman)说:“从认知的观点来看,跨越学科界限,是精神创造力的主要源泉之一。”“重大的科学创新,都是跨越学科之间屏障的结果。提倡在研究中更多的学科交叉,实际上是对更多科学独创性的要求。”[3]面对科学研究发展的这个大趋势,民族学研究也必然要更加开放,走跨学科、多学科合作研究的道路。更具体一点说,首先要淡化与相近学科之间的界限。下面,我们就通过讨论民族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种淡化界限的必要。

   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划分界限的理由,缘于他们研究的对象、使用的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理论是不同的。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这几个方面则是相近甚至基本相同的,所以我们说这三者是相近学科。特别是民族学与人类学,其实是相同的一个学科,因为这两者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即相同的研究对象、相同的研究方法、同一套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

   (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民族学与人类学都以不同人群为考察对象

   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国际学界多认为这两种称呼基本上是指同一个学科。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欧洲大陆的德、法和俄罗斯等国称为民族学。

   现代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起源于西方不同国家的同一个学科。

   “民族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以后在德国有两个同义词都指称“民族学”,分别是源于拉丁语的德语形式“ethnologie”和纯德语词“vǒlkerkunde”。“ethnologie”由ethnos(民族、族群、人群)和Logie(科学、研究)组合而成,英文称ethnology,顾名思义,是以不同的民族、族群或人群为研究对象的学科。[4]“民族学”这个名称主要被应用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出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学习民族学的著名民族学家Franz Boas(博厄斯)曾把德国的这种分类传统带到了美国,但后来美国较少使用民族学一词,美国学界一般是把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同看待。Franz Boas也一直被美国人称为人类学家,而且被认为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的代表性权威学者。

   在美国,民族学一般被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在英国则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由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研究)组合而成,意为“研究人的科学”。英文称为“athropology”,它通常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体质(生物)的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或称“生物人类学”);另一部分是研究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称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而文化和社会都是群体的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即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其实总是各种社会文化的产物,他总是各种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个人的文化和社会属性都来源于其生活的群体、社会环境。所以,无论是文化人类学还是社会人类学,也如民族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类不同群体的社会与文化的学科。

   由此可知,在国际学术界,民族学(ethnology),又称“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或“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是通过对各种不同民族、族群等群体的研究来探讨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学科。

   民族学(或称人类学)研究的“人群”、“族群”单位,是多层多意的。它可以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聚落、社区;可以是建立在对某种文化、利益互相认同基础上的跨地域的人群;也可以是以整个文明或现代国家为对象。也就是说,民族学研究的单位,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以国别、地域、职业、年龄、信仰、性别、阶级和阶层等社会的或文化的界线划分的不同人群(如:山东人、农民、工人、青年人、穆斯林、女人、男人、资本家、弱势人群、各类明星等)。更经常的情况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同时包含几个不同类别、分属于不同阶层、单位的一个生活群体,一个小社会或一个地域(如:部落、村庄、街道、学校、城镇或一个地区等)。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田野调查

   我们说“民族学与人类学都以不同人群为考察对象”这样一种定位和解释,又显得太过宽泛。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主要或重点以人类或人群为研究对象。那么民族学的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归纳为3点:第一,它的研究重点针对社会和文化;第二,它重点研究当代社会;第三,它的方法主要是“读社会”而不是“读文献”。即民族学/人类学比较多地强调对不同人群、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研究。在时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重点是通过对当代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实地的调查开展研究。

   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所谓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根据人们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各学科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是不同的,如历史学主要靠查阅文献来寻找第一手资料,而民族学/人类学的第一手资料则主要靠实地的、或称现场的调查来取得。实地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民族学/人类学家将自己在调查中的发现和体验用较为细致的方式进行描述、归纳和分析,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志的撰写。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就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和基本的过程。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是相同的

   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历史上曾经是西方国家以研究其殖民地的“异民族”、“初民社会”为主要对象而发展起来的学科,但是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学者们对全球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历史进行分期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称为“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也有人直接称之为“殖民主义的人类学”。二战以后,随着全球绝大多数殖民地的纷纷独立,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全球性地逐渐将研究本国、本土、本民族和发达社会作为重点或重点之一,并称之为学科的“回归”。因为已经没有早期西方学者那种明确的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政治目标,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现代和纯学术的人类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大量转向本土,又被称为“地方性的”、“多样性的”人类学。有国外学者预言,未来的人类学、民族学将是在地方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全球性人类学、民族学。[6]可见,从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上来看,研究本土、本民族、主体民族,研究城市、现代社会,已逐渐成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流。②

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有其主要扎根和生存的土壤,二战结束后,民族学/人类学生长的土壤已经逐渐从殖民地转向本土,从“初民社会”转向全人类,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还在二战结束以前,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中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此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是以研究“初民社会”而成名的学者,当读完费孝通研究中国本土的著作后,他说:“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向前看的人类学者,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我们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7]人类学以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为目标,特别是以探讨和揭露人类的本性为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当代学者们也多认为“在本土研究可能更容易接近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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