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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元朝以来的北京“新疆村”

更新时间:2014-03-29 09:07:23
作者: 杨圣敏  

  
在2002年以前,北京曾有两个“新疆村”:其中一个位于白石桥路的魏公村,该村最多时有18家维吾尔族餐馆;另一个位于海淀区甘家口增光路,该村曾有33家维吾尔族餐馆。“新疆村”既非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的得名,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以经营餐馆为生。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讲授“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程的同时,带领多个班的同学,连续五年对魏公村的“新疆村”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的调查,重点是村中的维族餐馆。

    

   “新疆村”调查的意义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潮中,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中十分特别的一支。他们不仅像其他进城农民一样,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在语言、宗教、风俗等方面特殊的人群。因而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所面临的不仅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而且也有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们的流动所要突破的不仅是体制的障碍,而且还有文化、心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给城市带来的问题,除了如其他流动人群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外,还有民族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仅影响其所在家乡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影响着他们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这些流入大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怎样一个人群?进入城市以后,这个人群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同时,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有影响的理论,其中两种涉及到本研究的主题。它们是:

   一、“边缘人”概念和理论。“边缘人”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结果是他们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形成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形象是非常不协调和矛盾的。学术界对边缘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自我认知、就业、区位的意义上进行的,而当今中国大陆大批流向城市的农民,其边缘性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地位和身份结构上。中国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主要是以移民共同的身份和地域背景凝聚而成的,他们都是所在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他们进行研究并与国外的同类人群进行比较,无疑可以丰富有关边缘人理论和移民理论。

   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在对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同化论”、“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这第三种模式对我们解释北京的“新疆村”具有很大的启示。这种模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促使移民融合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背景和结构基础上,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包含着经济和文化这两种成分,它把民族聚居区看作是大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劳务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民族聚居区经济结构。有了民族聚居区经济和劳务市场的存在,移民就不需要从附属经济开始,或从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开始攀登,相反,他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在内部做生意或者与外界进行交易。通过家庭、亲属网络和本民族的其他社会机构,群体良好的文化共性和民族团结精神能够促进聚居区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新疆村”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考察,对以上的理论进行讨论。

   北京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城市。自元代以来,魏公村一直与维吾尔人有密切联系。我们希望通过对魏公村历史变迁的简单回顾,考察不同民族在这里的融合过程。

    

   元代以前北京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人与北京的关系由来已久。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唐代(618~907),就有大批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在幽州(今北京)一带活动。当时,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与唐朝关系密切,贸易活动频繁,最大宗的贸易就是用马交换中原的丝绸。当时的长安、太原和幽州几座城市是回纥商人最集中之地,仅常住长安的就有一千余人。他们在这些城市中还“殖资产,开舍第”,与汉人通婚。据记载,在幽州的回纥人不仅有商人,更多的是军人。公元783年,唐朝叛将朱滔据守幽州时,麾下的回纥骑兵就达三千人,他本人还娶回纥女为侧室。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一支回纥人南下进入中原,其中“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

   仅从以上这些零星的史料,就可窥见唐代的今北京地区,已有很多维吾尔人祖先的活动。

   辽代(917~1125),契丹人占领了今北京地区,并将其称为“南京”。当时,辽朝与维吾尔人(回鹘)交往密切,大量的维吾尔商人频繁往来于辽朝的各个城市经商,城中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称为“回鹘营”。今北京城自然也是维吾尔商人活动的城市之一。

    

   元代畏吾尔村的建立

   今北京的魏公村始建于元代,当时称为“畏吾尔村”,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魏公村所在的北京西郊,在辽代还是一片荒凉。在魏公村以南约1公里,有一条流经紫竹院公园北侧、直通昆明湖的高梁河,高梁河两岸,在辽代曾经是一片战场。公元979年7月(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大军进逼辽南京(今北京)城,曾在此与辽军大战,史称“高梁河之战”。

   1125年,契丹人的辽朝被来自东北的女真人和北宋南北夹击而灭亡。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的金朝打败,全线退到黄河以南,史称南宋,从此北京城下不再是前线和战场。

   116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称为中都。和平与定都,推动了北京城周的建设。

   12世纪70年代,金世宗在北京西郊依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此后,这里逐渐成为山水树木风景秀丽,离宫庙宇点缀其间的郊游胜地。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接着就向邻境扩张,今新疆遂成为蒙古军进攻的目标。当时的新疆和中亚地区,有两个地方政权互相为敌:一个是占据新疆西部和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哈拉汗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另一个是新疆东部以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纥王国。1209年,高昌回纥王主动投奔蒙古大汗,使蒙古军轻易地进入了新疆,成吉思汗遂将女儿嫁给高昌回纥王,并认其为义子。从此,高昌回纥的贵族就受到蒙古人的信用。在元朝,文献中所称的“畏兀尔人”一般都是专指来自新疆东部高昌回纥境内的居民,而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则被称为“西域人”或“回回人”。在元代,畏兀儿贵族和文人受到重用,在政府、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很多。其中较早来到元大都(北京)的一批畏兀儿贵族,就被安排到风景秀丽的西郊高梁河畔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村落,当时人称“畏吾儿村”,即今天的魏公村。蒙古人于1215年攻占了金中都(今北京),畏兀儿人当在此后不久,随蒙古大军进入北京城,史籍中有关的记载还是很清楚的。

   清朝乔松年撰《萝亭札记》卷六称:“李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盖与回部相似,今则不复知此族矣。廉希宪、小云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则以居址相近而署号,非畏兀人也。”李西涯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之号,他死后葬于畏吾尔村,直到十几年前,在魏公村东侧还可见到他的墓碑。

   元代,北京成为大都,忽必烈与皇后常住于金朝留下的离宫中,并于至元元年(1264)在西郊建万寿山殿。不久,又在高梁河之北岸距畏吾尔村不远处建万寿寺、五塔寺和大慧寺等佛教寺庙。当时,高梁河上已可通船,后妃公主们出西直门乘船沿高梁河可直达玉泉山、西湖,中途在万寿寺休息和用膳。于是,畏吾尔村周围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畏吾尔村的居民

   据查礼和贾敬颜先生等人的考证,最早居于此村的畏兀儿人有布鲁海牙、廉希宪和阿里海牙、贯云石两大族。据《元史》本传,这几人的简要情况如下:

   “布鲁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儿八海牙,父吉台海牙,俱以功为其国世臣。布鲁海牙年十八(1214),随其主内附,充宿卫。太祖(1206~1227)西征,布鲁海牙护从,不避劳苦,帝嘉其勤,赐以羊马毡帐,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氏配之。太祖崩,诸王来会,选使燕京总理财币。使还,庄圣太后闻其廉谨,以名求之于太宗(1229~1241),凡中宫军民匠户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统之。辛卯,拜燕南路廉访使,佩金虎符,布鲁海牙性孝友,造大宅于燕京,自畏吾国迎母来居,事之。死后大德(1297~1307)初,赠仪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国公。”

   布鲁海牙来到燕京(今北京)当在太祖崩(1227)前不久。他来北京后,造大宅迎母来居,北京西郊的畏吾尔村也就出现了。

   布鲁海牙之次子名廉希宪,因其父拜燕京路廉访使,故以父官名为姓。廉希宪当生长于北京,很有可能就生于今魏公村。受燕京人文环境的影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

   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希宪一生历任京兆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死后,追封魏国公,恒阳王。其子六人,皆于朝廷内任高官。

   魏公村另一畏兀儿显贵家族阿里海牙氏当比廉氏稍晚进京和显贵。《元史》本传称:

   “阿里海牙,畏吾尔人也。家贫,尝躬耕,用荐者得事世祖(1206~1294)于潜邸。”阿里海牙一生历任行中书省右丞、湖广行省左丞相等职,死后加封楚国公、江陵王。

   阿里海牙娶廉氏女为妻,生小云石海牙,又名贯云石。贯云石在汉文化的氛围中长大,精通经史,历任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还长于汉文书法,史称他:“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他死后,朝廷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追封京兆公。有文集多卷,其中最有名的是《直解孝经》。他的子孙也继承父祖之风,“有学识,能词章”。

   另外,居于该村的畏兀儿贵族还有忽必烈之亲近重臣、燕京行省达鲁花赤蒙速思,死后封敏惠公。蒙速思之女婿即廉希宪。蒙速思之子阿失铁木儿,官至大司徒,死后也都葬于村旁的高梁河畔。

    

   畏吾尔村之衰落与魏公村之得名

   贾敬颜先生认为:“畏兀儿村之得名,确贯、廉二氏矣。”到了清代,畏吾尔村改名魏公村。笔者认为,魏公村之得名,当与廉氏家族有关。

   最早来到畏吾尔村的廉氏父子布鲁海牙和廉希宪,死后都被封为魏国公。此后廉姓后人一直居于魏公村。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魏公村只有17户居民时,仍有廉姓。2001年,笔者在调查时还找到了最后一位廉姓男子的女儿。50年代末,原魏国公的石碑仍保存于魏公村。

   畏吾尔村清代改称魏公村,似应与魏国公有直接联系。自元代始直至清代,除了聚居于京西畏吾尔村的维吾尔人之外,陆续不断有新疆维吾尔人迁居北京,但是吾尔村自明代以后不断衰落,清代中期以后,该村的畏兀儿人或迁走,或融入汉族之中。究其原因,畏吾尔村的居民一直信佛教,又世代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汉民族之中了。

而其他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多来自新疆西部,较早改信伊斯兰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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