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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凯 肖雪灵 刘华芹:新时代下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20-05-19 15:46:34
作者: 袁同凯   肖雪灵   刘华芹  

   摘 要: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民族学与人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特别是2016年5月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 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从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以及系统性与专业性等三个方面指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应具备的特色和发展方向。本文就民族学与人类学自身的学科特色, 从这三个方面对新时代下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建设作几点思考。

   关键词:新时代; 民族学与人类学;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袁同凯,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肖雪灵,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刘华芹,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天津300350;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 (项目编号:17JZD043) 的阶段性成果;

  

   一、从学科史的脉络中理解学科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我们探讨中国大陆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首先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学科的发展历程。1950年, 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学科体系和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与调整, 文化人类学因“被认为是带有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色彩的伪科学”, 与社会学一同在这次改造中被取消[1]。而民族学却由于其解决民族问题的学科属性, 被视为有助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设, 在这次学科调整中被保留下来, 并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 正式列入《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之中。此后, 民族学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服务民族工作的学科。但在“文革”期间, 民族学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阻碍, 其教学和科研最终被迫中止。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民族学和人类学才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0年10月, 在贵阳召开了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 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 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会。1981年5月, 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 推选出第一届理事会, 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成立。20世纪80至90年代, 各省市地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相关学会相继成立。自1990年起, 国家开始着手规范学科的分类与认定, 民族学与社会学均被认定为一级学科, 而原本无差异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 则作为二级学科分别属于民族学和社会学。如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 确定民族学为一级学科, 与社会学同属法学门类下, 包含民族学 (附:文化人类学) 在内的六个二级学科。然而到了1997年, 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 文化人类学又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出现在学科分类标准中, 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2]。长期以来众多学者都致力于对这两个学科作定义和区分, 作为一级学科的民族学常被等同于自1960年以来的民族研究, 而文化人类学则被从19世纪以来人类学确立与发展的学科史角度理解为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实际上, 我国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无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资源上都是交织和共享的, 都是以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为目的, 以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己任。因此, 无论是民族学还是人类学, 亦或是社会学, 都面临着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 不仅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 同时又要“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要“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 又要“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3]。我们应继续发挥民族研究的优势, 解决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问题, 关注有关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 同时更开放地去处理民族学与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当然, 对此学科的诸多认识能否在国际上达成一致, 依旧是一个问题, 因为不同国家、地区或学派在研究领域或研究角度上往往会有自己传统上的偏重[4]。就像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 也就是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因此, 我们只有从学科史的脉络去理解这两门学科的继承性与民族性, 才能厘清学科间的关系, 确立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和人类学, 建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二、在全球化视角下解读学科的原创性和时代性

   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 就必须发挥原创性和时代性。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对国外理论和方法过于倚重或认识不足等问题, 要么对于西方理论缺乏理解和研究, 要么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过于偏重, 以至于不加批判地吸收, 别人做什么, 我们也做什么。然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方法是行不通的, 还必须考虑时代性及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原生性特点。近年来, 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积极倡导学科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1世纪后,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中国对海外社会文化知识的需求亦与日俱增, 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者在进行本土研究的同时, 把研究视野拓展向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海外民族志应运而生, 并成为中国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 “民族志”这个概念是由西方引进的舶来品, 但“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界发明的一个新概念[6]。王铭铭教授从海外民族志的“中国性”特点出发, 认为所谓“海外民族志”, 实际上就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 所描述的人、事、物等主要在中国境外[7]。包智明教授进一步将海外民族志界定为中国人类学对于海外社会文化所进行的规范的民族志研究及其成果[8]。回顾历史, 中国学人对于海外民族文化知识的关注和考察一直存在, 但以往只零零星星地存在于个别著述之中。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中国迫切需要人类学和民族学对海外的“异文化”知识进行研究, 以解决新时代带给我们的新问题。海外民族志正是在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 以我国实际需求为出发点, 表现出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独特关注的新领域。它不仅将中国人类学与海外文化现象相结合, 体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的主体性和创新性, 同时也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对话的发展需要,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如果总是模仿别人, 不仅难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而且也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只有构建具有我们本土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9]。海外民族志的产生拓展了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的研究领域, 为我们走出唯西方是从的困境, 发挥学科的原创性和时代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另外, 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的基础, 继续坚持扎实的田野调查, 从田野中获取详实的一手资料也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不应偏离的方向。同时, 我们也不能局限于简单的经验研究之中, 要善于从田野资料中发现问题, 进而解决问题, 有效地将经验研究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 突出原创性与时代性。

  

   三、从学科发展现状考察学科的系统性和专业性

   民族学和人类学进入中国以来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 经历了几代学人在诸如调查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领域的辛勤耕耘, 取得了丰硕成果, 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领域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之一[10]。21世纪以来, 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全国许多院校与机构得到快速发展, 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都设有与民族学人类学相关的硕士、博士点, 成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为培养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专业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虽然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单独设立民族学系和人类学系的高校并不多, 国内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还远不够完善和健全。与此同时, 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 因其跨学科的特征, 与生态学、教育学等学科交叉渗透, 还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具有应用研究性质的分支领域, 如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工商人类学、政治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等等。但这些新兴领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应用学科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也不够紧密。随着各学科间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民族学和人类学要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提高其学科地位, 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 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如果说学科史是我们理解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纵坐标, 那么跨学科的视角就是我们理解学科建设的横坐标。习总书记在谈到学科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时指出, 要加快完善包括民族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 也要加快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使这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 以解决目前学科体系发育不健全, 与社会现实联系不够密切, 以及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相对薄弱等问题, 从而构建较为全面、较为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1]。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了教材与国内外学会在学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并指出, 如果学科体系建设搞不好, 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同样, 如果教材体系搞不好, 学科体系也不可能有后劲[12]。就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的教材建设方面而言, 我们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尤其是为学生编写的学科基础教材还远远不够, 各分支领域的教材则更少。除此之外, 系统地讲解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相关教材也相对较少, 国内一些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类丛书大都过于笼统和抽象, 以具体的田野案例为线索展开的教材为数不多。学会方面, 习总书记指出, 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 ……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 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13]。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前身是中国都市人类学会, 成立于1992年6月, 并于2007年3月发展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该协会除发挥了团结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 增进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团结的作用外, 还担负着与国外相关机构和学者建立学术联系,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参加由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举办的各类国际会议, 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责任。2009年, 该学会承办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 主题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 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千三百多名学者参会, 是一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向海外展示自身研究成果, 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活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既要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 加强跨文化的学术对话, 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又要邀请国外学者参加我们的会议, 吸收和引进国际前沿的理论与方法, 从而提高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

  

   四、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建设

习总书记在谈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强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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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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