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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 李世武:民族艺术的滋养与国际视野的形成——人类学家杨福泉教授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9-12-04 21:21:41
作者: 杨福泉 (进入专栏)   李世武  

  

   杨福泉,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从2006年起聘为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先后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的“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等奖),云南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发表专著34部,论文250多篇。

  

   李世武,彝族,云南楚雄人,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研究生导师,云南大学青年英才计划资助教师,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民族艺术学。在《民族文学研究》《世界民族》《世界宗教文化》《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研究》《艺术人类学:反思与实践》《中国工匠建房民俗考论》等学术专著。获云南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主持“彝族史诗《梅葛》演述传统研究”等项目。

  

   云南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民族艺术研究的重要区域。2017年,笔者萌发了对以云南民族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前辈学者进行系列对话体学术访谈的构想。此系列访谈的意义在于:第一,通过对前辈学者相关著述的研读,取其精要,突出特色,深入挖掘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为既往民族艺术研究留下珍贵的口述史资料;第二,系列访谈形成的成果,可为未来从事民族艺术研究的新一代学人提供养分。云南民族艺术研究界的老前辈中,杨福泉教授首先接受了笔者的访谈请求。为了确保学术观点的准确传达,在杨福泉教授的建议下,笔者将口头访谈的形式改为笔谈的形式,通过笔者设计问题,杨福泉教授撰文一一回应的形式,完成了访谈。杨福泉教授热爱民族艺术研究,且有纳西族的主位视角,不但数十年坚持实地调查,而且有海外学习、讲学的经历,不仅有人类学的治学方法,还受到文学、史学方法的浸润。从与杨福泉教授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其转益多师、深入艺术本体的治学思路,也不难看出其对民族艺术发自内心的挚爱。

  

一、从艺术本体出发,多学科透视


   李世武:杨老师您好!众所周知,您在民族史、民族学、人类学方面,著作等身,治学严谨,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今天,学生想就艺术人类学研究方面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感谢您给这个机会,让学生来完成这一学术界期待已久的学术访谈。首先,能否谈谈您在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治学经历和心得体会?

  

   杨福泉:我是77级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读书期间逐渐对民族学人类学和民间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选修当时能修到的各种民间文学和民族学的课程,并开始利用假期在家乡丽江等地进行一些田野调查,开始了文学和民族学交互相融的学习,在大学读本科期间发表的两篇文章都与民族艺术有关。一篇是1982年发表在《思想战线》的《论纳西族的古典神话》,一篇是1982年发表在《山茶》(现在《华夏地理》的前身)的《论纳西族的殉情长诗“游悲”》。

  

   1983年我应邀去德国进行关于纳西学的研究,基本方式也是从纳西语的民间文学作品文本入手,深入探讨语言结构和句式的表达等。回国后,开始长期进行田野调查,去得最多的是丽江等滇西北地区,我无论是研究东巴教,或是民俗、社会变迁、宗教变迁,或者进行纳西族的殉情民俗的深度研究,都与民间艺术分不开。所有的东巴经典都是用五、七、九等奇数句式写成的神话、史诗和传说等诗体文本,而且要用特定的歌调咏唱,融歌与诗于一体。而殉情之歌《游悲》以及其他很多民间诗歌则是五言诗,且都是用歌调咏唱,没有仅仅是念或读出来的。

  

   再者,对东巴文化的研究不仅要聚焦在诗体文本上,还要研究东巴教的木牌画、纸牌画、布画(卷轴画)、竹笔写的图画象形文经书等,既是本土宗教内容的作品,也是艺术品,所以我感到自己的研究过程始终是与艺术相伴随的。我想其他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我感到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无论你是从哪个学科的角度,都会和艺术产生密切的接触。所以我的很多研究成果中都会有艺术的专篇。我在1990年写的第一本书《火塘文化录》中就有关于火塘的祭词、歌谣、绘画乃至雕塑等的专篇,后来写《火塘文化录》姐妹篇《灶与灶神》,其中也涉及了艺术和灶神信仰及其礼仪的专题、关于灶神信仰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其中有比较大的篇幅也写到了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表现,比如《格萨尔·姜岭之战》所反映的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其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两族关系。

  

   在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之前,我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关注多是从作品本身的艺术和审美方面来进行欣赏。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审美的欣赏,也多了一种更深层的审视,比如我对殉情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东巴古典神话和史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亲属制度和婚俗等就有了更深的关注。有时也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探寻民族性格和心理因素等,比如对纳西族殉情之歌《游悲》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性与早期的东巴古籍所记载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差异性,我也从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角度做过一些研究,感觉多了一种历史审视的视角。

  

   做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因为涉及的是一个民族的艺术本体,必然涉及文本、语言等一些基本的载体,这是了解该族艺术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做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要非常审慎地注意其文本、语言等,懂该民族的语言当然好,但如果不懂,也首先要凭借靠得住的翻译,通过翻译认真理解原意。常常看到一些民族民间文学的汉文译本,如果与母语原本对照,会有很大的差异乃至误译。所以我对民间文本的收集,首先是录音或用国际音标记音,回来再慢慢琢磨如何译成汉语。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懂研究对象的语言,但先客观地记音和逐字逐句弄清楚原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对一张民间的绘画,从色彩到每一个神祇、每一个动物、每一个符号,都是应深究的,既从艺术的本体,也通过艺术的本体深究背后的宗教等的意蕴。我曾写过一本研究纳西族东巴教长卷布画“神路图”的书《生死绎影·魂路》;写过研究纳西族殉情与艺术关系的论文《略论艺术与纳西人的殉情悲剧之关系》《东巴教神幛画“开眼”仪式及其口诵经》《〈阿诗玛〉不仅是遗产》《略论纳西族图画象形文字的象征意义》等文;最近还写了一篇细致地考证和研究纳西巫师桑尼所用的一幅布画的论文《外来与本土宗教思想的融合——云南丽江纳西族巫师桑尼所用的一幅卷轴画考释》,使用的视角是多学科的。

  

   我觉得老照片也是特别值得艺术人类学关注的,它们是反映时代和社会变迁的艺术产品和民族志资料,洛克的名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之所以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除了史料和实地调研的资料宏富这一点之外,其中的200多张珍贵的老照片也是重要的原因。前几年,我组织云南省社科院一批对云南民族长期跟踪调研的民族学者,从我院图书馆珍藏的大量20世纪50—7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大调查期间拍摄的老照片中精选了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大型学术画册《远逝的背影——云南民族记忆1949—1978》收录了数百张拍摄于20世纪50—70年代各民族老照片,获得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我和几个云南社会科学院的老同事邓启耀、郭净、王清华等人,都是平时喜欢摄影的人类学者,我们几个人出的一些田野调查实录的书因为有大量自己拍的照片,写得比较有可读性,受到不少读者的喜欢,包括我们调研点的村民们。这一点我感到欣慰。

  

   此外,我十多年来比较关注民族地区学校里的文化传承和美育等问题,其中重要内容包括学生的本土艺术教育。我曾在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完小推进乡土知识教育项目,采取了学者、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参与的方式编写《纳西乡土知识读本》,其中用了学生们根据东巴画风画的儿童画。该校还组织了本土音乐“白沙细乐”兴趣小组、东巴舞蹈兴趣小组等,这个项目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较大的影响。2015年我还和云南各民族学者一起编写了一本《听“云之南”的故事——云南民间故事中小学读本》,力图弥补小学里目前在经典教育中缺乏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经典教育的缺陷。我想,这也是值得从事艺术人类学工作的学者们关注的事。

  

   李世武:您是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的资深博导,而艺术人类学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主要方法之一。学生一直有一个困惑,即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中,美学方法和艺术人类学方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福泉:美学的方法可能更偏重于从艺术本体的视角来分析研究;人类学的方法更侧重于艺术背后的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对艺术的影响和相互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结构与艺术之间的关系等。

  

   李世武:学生写作了一篇讨论西方艺术哲学与艺术人类学间分歧的小文章,大致认为西方艺术哲学在面对多样性的世界民族艺术时,并非是自由而开放的;两门学科都需要澄清一系列含混的概念;艺术经验是多样而混融的,将审美作为研究世界诸民族艺术的中心,是一个误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应当和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美学等学科都有关联,请您谈谈如何从不同学科的视角综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杨福泉:各个学科都各有本学科的学理性侧重点和方法,但我想在进行实际的研究时,把这些学科截然分开是难的,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某种艺术也少不了涉及宗教信仰、审美特色、历史上的变迁发展等因素。比如研究云南重彩画,艺术人类学可能会更多关注它形成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它一度在国际上形成的较大影响的多重原因,以及后来逐渐淡出热点的多重原因等。也许,未来对各种艺术的研究应该更多一些融合综合的视角和研究,而不是画地为牢过分严格地划分学科的研究,这就意味着学者们需要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多学科理论知识的储备。

  

二、史学求索与田野调查并重


李世武:在学习您著作的过程中,学生发现您非常注重将历史学方法运用到民族艺术的研究中。在欧洲,当非洲艺术丧失了原初功能和语境之后,陈列在博物馆中的非洲艺术是作为历史文献和审美对象而存在的。伯克先生提出了“图像证史”的概念,叶舒宪先生、萧兵先生等提出了“神话图像”的概念,邓启耀老师最近在研究苗族蝴蝶纹样与口头传统的关系时,提出了“图像文献”的概念。请您谈谈如何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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