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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克: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7-04-01 09:45:40
作者: 吴楚克  

   内容提要: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出现于2000年。近年来,这一学科发展很快。但由于这一学科所具有的交叉复合性和历史重叠因素,使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相当的模糊。它与传统的中国边政学、民族学关系紧密,但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不弄清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特点以及与中国边政学的联系和区别,就难以发挥其在建设和谐边疆和处理周边关系中的作用。

   关 键 词:边疆政治学  边政学  民族学  关系

  

   随着中国边疆政治学在国内高校教学与研究领域影响的扩大,有关中国边疆政治学与传统中国边政学的关系开始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吴文藻先生于1942年在《边政公论》发表的《边政学发凡》一文中认为:“兹以人类学观点为主,而以政治学观点为副,来作边政学初步的探讨。[1][p.214]标志着传统边政学是在民族学、人类学范畴内开展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这一传统至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着。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对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以及相关学科的关系特点进行分析,以利于学科发展。

   如果以为“边政学”就是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简称,那就错了。事实上,“中国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始于2000年。在此之前,人们把边疆政治看作是与边疆经济、边疆文化一样的概念。也有人认为边疆政治是广义的边政学,探讨能否重振传统边政学,能否重新发挥传统学科的优秀之处而又摈弃其固有弊端。即使是这样的讨论,在1980年至2000年的中国学界也是囿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因为,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不但少而且研究专业也过于狭窄。他们当时无法把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历史学、地理学中提升出来,而宁愿固守“史地”的圈子。虽然已经意识到需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来完成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使命,但是在选择“边政学”还是“边疆学”的问题上,耗费了他们大量精力和时间,依然没有达成实践和理论上的统一,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时代的要求和实现这种要求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达到。今天看来,有关这个问题可以明确的是:传统边政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个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已不适应当下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发展需要。

   “边政”这个概念产生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它“系指封建王朝镇守边疆的军政官员所执掌的事务,明代嘉靖时期陕西监察御史张雨就曾撰写过《边政考》”。[2][p.56]但到清代,“边政”的执行对象变成了执行者,也就是“边政”的客体变成了主体,使从中原汉族为主体角度研究周边地区和民族的“边政”变得不可能。相反,如何封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往来关系,以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成为满清统治者开始考虑的主要问题。

   然而,1840年以后,随着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加深,特别是对中国周边领土的强盗式的掠夺和对原来朝贡国家的强行剥离,使中国陷入了强烈的内忧外患。内忧即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激化,外患即来自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内忧”属于“内政”系列,“外患”属于“边政”系列。所以,清末和民国早期重提边政时,就是强调“边政”是相对“内政”而言。显然,“边政”复兴到“边政学”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志士仁人针对当时国情提出来的,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一是丧权失地,外患严重。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的封建制度尤其如此,尽管很早就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哲理名言,但这只是告诫统治者不能过于压迫百姓。事实上,民众也很难有效地参预政治活动。在清末新学的刺激下,报刊杂志的出现,白话文的兴起,才使得一些民众开始了解一些时政。“五四”运动之所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因为中国民众第一次大规模地参预了爱国主义政治运动。所以,“边政”的重振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一些关心时政的爱国知识分子首倡并发扬光大的。1919年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和创办的《史地学报》就是典型,他们对政府在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时表现出的夜郎自大和软弱无能感到气愤,对政府官员在处理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方面的无知程度感到震惊,所以,倡导“边政”。

   二是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深信教育救国和科学强国,使知识分子参预政治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也使他们希望更多的民众理性地有效地参预政治运动。所以,普及“边政知识”,是让人们了解我们的祖先留下多少土地,哪些从来就是我们的,哪些是什么朝代归属我们的,目的是使“卖国变得不容易”。所以,一些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把“边政”逐步发展为“边政学”,并在当时的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开设边政学系,培养专门人才。

   三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理论核心依然是中央政府如何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这个理论的核心基础是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实施方法依然以维持旧的边疆政治制度和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利益,以逐步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和同化。

   综上所述,从早期“边政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看,在当今中国重振“边政学”缺乏合适的现实政治基础和思想理论条件。那些借用传统边政学的名称来填充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内容的努力,会因为“旧瓶”的拖累而脱离现实,也会因为“边政”的概念脱离当今人们的思维方法而给人们带来不理解,更会因为传统边政学的理论核心和实施目的给这种努力带来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

   “边政学”不能与中国边疆政治学画等号,或看做是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简称,并不因此就说它们之间没有关系,也不因此就说边政学对中国边疆政治学无可借鉴或利用,事实上,它们不仅关系紧密而且边政学对中国边疆学的影响重大。

   首先,中国边疆政治学认为传统边政学是它的学科渊源。从边政学作为一个学科提出后,从事边政学研究和教育的学者们,整理和出版了大量中国边疆历史资料和历代边疆经略史志方面的资料,并创立了《边政通论》类型的相关理论体系,它们构成了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历史长廊。迄今为止,这也是中国边疆政治学学科发展史最为丰富和最有成果的领域。

   其次,中国边疆政治学把传统边政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生命延续,这种精神完全溶于中国边疆政治学自身,成为学科特点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边政学产生的理论价值和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学者都以维护中国疆域安全和民族团结为己任。同样,随着中国日益发展强大并逐渐突破地缘安全的影响,如何维护中国疆域安全和民族地区稳定就成为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现实价值和学科目标。

   其三,中国边疆政治学认为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延续的边政学研究,依然是传统边政学学科的发展和继承。到1990年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改为民族研究所为止,这段时间很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对1949年前大陆出版的几乎所有的边政学相关资料的影印出版,为中国边疆政治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基础。台湾边政学者的理论研究,除去“反攻大陆”和政党偏见外,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其四,今天,大陆仍然以“边政学”为名称的研究机构或大学系科,本身直接继承了传统边政学的衣钵,他们当然把边政学视为一脉相承。但是,由于边政学学科本身的旧时代特征所留下的政治和民族偏见因素,使边政学所包含的范畴体系无法涵盖中国边疆政治学所包含的范畴体系。因而,除了侧重边疆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外,当代时政研究、国际战略研究、民族问题与发展研究、跨界民族与地缘安全研究、反恐研究、边防研究、边疆开发研究都难以包括在边政学范畴内。

   总之,我们把边政学作为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历史渊源,主要是从学科起源的客观现实要求和学科研究的理论价值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也正由于此,中国边疆政治学不但深化了自身学科起源的历史背景,而且为学科的复合性交叉性发展创立了理论基础。

   边政学与民族学之间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边政学归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范畴下,但就传统边政学与民族学的关系,还要从人类学与边政学的关系进行考察。吴文藻先生在他的《边政学发凡》一文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是应该如此。”[1][p 214]而两个学科的侧重结合在一起,就是边政学的特点。“总之,这样了解的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及文化的中心科学,而从事边政的人就必须具有关于边疆民族及文化的充分知识。人类学在西洋已经逐渐变为一门考察现代人种、语言及文化的科学。对于考古、社会起源及发展,乃至文化传播或地理分布的研究,兴趣日益减少;而对于文物制度的功能及文化变迁的研究,兴趣日益加多,此即人类学上之所谓功能派,其实用性尤大。我们急需熟悉边疆语言,本此功能眼光,来考察边疆民族接触及文化交流的过程,尤其需研究边疆文化及边缘人在开发边疆事业上的地位。又社会学上有所谓区位学派,研究人口、地理及社会经济组织三者之如何配合。此种区位入手法,在进行边疆文化研究时,就可与功能入手法参酌并用。”[1][p215]

   如此看来,吴文藻先生首先是主张以边政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为主,只是后来国内民族学作为一级学科受到重视,人类学地位下降,或归属到民族学下,于是,边政学与民族学的关系演化为正宗。今天,人类学与边政学的距离越来越大,民族学与边政学的关系越来越近,这样,民族学与中国边疆政治学也就有了相当的关系。

   但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民族学与边政学的关系问题,而是民族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族学中国化是与边政学产生紧密联系的前提。如果说吴文藻先生仅仅是希望借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为边政学开路,那么,民族学是以学科范畴统摄边政学,起码在形式上边政学归属民族学范畴下。民族学能否为边政学提供适用的范畴和方法,也就成为边政学有无生命力的关键。显然,这个问题在目前民族学界解决是不成功的。

   尽管在改革开放前民族学比人类学、社会学还算幸运,但民族学自身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主要依照前苏联民族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然而,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却完全不同于前苏联或西方国家,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对于像民族学这样的“舶来品”,就面临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我国著名的民族学理论家宋蜀华先生生前专门开设“民族学中国化”博士生课程,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可是,目前国内民族学界的视野一方面被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所遮挡,拿不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另一方面被传统研究领域所束缚,不能开拓进取。中国民族学的状况使得本来就不适宜新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边政学基本消失。

   相反,比民族学更“舶来化”的人类学、社会学在改革开放后获得重振,客观上应当归功于中国社会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正如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一样,适应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社会研究理论也得到人们的重视,人类学、社会学就是如此,从事这个专业绝大部分人的海外学习和研究背景就是明证。“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似乎被逐渐改变的客观现实所忽视,或许是民族学自身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中国化的方向,它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要拓展研究对象,一方面要提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只要我们以跨学科和应用性为方向,就会走出一条民族学中国化的成功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传统边政学研究的主体和对象都发生了改变。国内民族关系问题得到了迅速缓解,新中国的建立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相对稳定,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导致中苏关系紧张,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促使中美关系改善。总之,1949年后的中国国情完全改变了传统边政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目的,边政学理论与现实价值也大大下降。所以,在改革开放前,边政学基本上销声匿迹。1980年以后,类似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才逐渐开始,而后在短短20几年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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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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