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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何谓“做中国哲学”?

——陈少明《做中国哲学》评议

更新时间:2017-10-12 10:22:57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做中国哲学”,看似一个口号,其实是一种方法,更是通达哲学研究的道路。学科意义上的“哲学”,舶自西学;“哲学”之前加上“中国”,则常常变成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西方化与历史化,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基本取向,这两种取向乃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赖以成立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研究发展的必要动力。但是,过度西方化与过度历史化,也容易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陷阱。前者在“中西”维度中,过度使用西方哲学概念,从而忽视中国文明自身的特征;后者在“古今”维度上,过度注重历史化,忽视中国当代哲学的创造。陈少明先生所提出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正是试图对过度西方化与过度历史化的克服。在《讲求方法:来自西方哲学的启示》一文中,陈先生提到:

   悬置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的争端不论,对中国哲学的反思,可能引发或者放弃中国哲学,或者试图摒弃西学治中学的倾向。原因是过去中国哲学研究中广泛存在的,或者很“哲学”而不“中国”,或者够“中国”而缺“哲学”的现象。前者指过度用西方哲学概念框架对中国古典思想作削足适履的论述,后者指回归对中国经典的传统注疏或文献学研究。我的意见是,过度西化的中国哲学应该放弃,注疏式研究本身有它的学问价值。但是,如果把后者作为重新发展中国哲学的康庄大道,则可能是南辕北辙。(陈少明,2008年a)

   很“哲学”而不“中国”,是过度西方化;够“中国”而缺“哲学”,常常是过度历史化。在陈少明先生的新书《做中国哲学》的序言中,他强调“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一是区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论述,一是追求“做”出它的中国特色。“中国哲学”有经典哲学与当代哲学两层含义,前者就其包含经典文化与思想经验而言,后者则是时间概念,前者也包含在后者中。(陈少明,2015年,第6页)

   也就是说,“做中国哲学”,不止是哲学史研究,而且也强调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哲学创造”。“做”带有“创造”之意,通过这种思维的创造性行动,既克服因强调“中国”带来的非“哲学”倾向,也克服因强调“哲学”而带来的无“中国”倾向。前者导致只有哲学史研究而没有哲学创造,后者则导致强调哲学而缺乏中国关怀。而“做中国哲学”的基本立足点,则在于研究者自身经验到的身体活动、道德生活、思维意识的经验,对哲学创造而言,这种经验既是“切己”的,也是古今、中西所共通的。

  

一、从哲学史到哲学创造


   “做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在中国哲学学科的既有框架、内涵基础上,希望在哲学史的梳理之外,发掘中国哲学中那些古今共通的观念、命题,乃至于学派、思想和方法,使之能够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世界,为建构当代中国思想提供借鉴。

   中国古无“哲学”之名,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在中国学术的古今转型中形成的。(参见桑兵)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自身的文明产生了深重的怀疑。从俞樾、孙诒让到康有为、章太炎,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传统学问核心的经学,按照有清一代的学术脉络,业已难以为继,走向崩溃,而传统学问的基本格局也必然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辛亥之后,胡适一代走向中国学术舞台的中心,则完全把中西问题变成古今问题,“中国”成为“古代”之后,对中国学术的一切讨论,无形中完全变成了对“古代”学术的研究。

   在这一古今之变的背景中,对过去中国文明的研究,变成一种历史研究。因此,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常见的研究讨论,是用西方的“学”,来整理中国的“史”。这种思路,正是胡适所代表的“整理国故”的思路,而且,像胡适的哲学史、文学史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路的基础之上。正如陈少明先生所认为,“以西学的概念框架叙述中国哲学史,实际是一种隐形比较的产物”。(陈少明,2015年,第57页)因为有了西方“哲学”这一学科为参照,以其框架、范畴为标准,在比较中寻找“中国哲学”的内容,才能最终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叙事,成就中国哲学的系统性。

   如果说这种“整理国故”的思路,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早期,是建立一个新兴学科不得不然的选择,那么,这一学科的生命力,则更在于面对时代要求,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向前推进。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学术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些新的面貌,其背景最主要便是对“古今”问题的重新认识。具体而言,表现在不再把中国看成时间意义上的“古代”,而把视角转向“中西”,希望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中,重新发掘中国固有的思想价值。陈少明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中说:“中国哲学史研究对中国哲学创作的促进作用不大。其深层的原因,植根于一个世纪的学术史或思想史中。”(同上,第70页)这场正处于开端期的思想运动,总体上正是对20世纪学术的反思,而其基本内容可以说是从“史”中拯救“学”。十余年来,无论是“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还是史学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重新关注,抑或学界对“何谓中国”问题的各种重新检讨,其背后的动机,都或多或少带有重论中国之“学”的问题。

   陈少明先生提出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模式,可以归结为“从哲学比较到哲学史研究”。这一模式,一方面解释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由来,另一方面,预示了真正的“中国哲学”创作。

   从写作《知识谱系的转换》开始,他所追求的不止是反思“中国哲学合法性”,而是探索一种“中国哲学”创作之道。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我们今天却从中写出了“哲学史”,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所谓“中国哲学史”,如果是奠基在中国哲学创作的基础之上,那么对这样的哲学史的描述与整理,不但能够展示旧的“中国哲学”的旧道往辙,而且能够为新的“中国哲学”创作提供前车之鉴。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哲学创作,而只是用哲学的框架、术语去描述古代的经典,那么结果只能是把经典中蕴含的古典智慧,变成现代逻辑框架搭建起来的理论游戏,对理解现代生活几乎毫无帮助,而且一旦过度注重西方哲学式的抽象,对审视古代人的生活也难免买椟还珠之弊。

   但是,在中国哲学学科创设过程中,除了中国哲学史的梳理,同时也存在一条哲学创造的隐线。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过程中的经典作品,在《绪论》中,冯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基本内涵做了非常明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是西学的意义,冯先生强调:“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第3页)这一判断虽然颇受诟病,但其中强调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仍然非常重要;二是以“中国哲学”接“义理之学”。冯先生说:“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同上,第6页)

   中国传统义理之学,远不止玄学、道学,凡涉义理者,皆可以纳入哲学范围,而且,传统学术中,义理之学确实与哲学最为接近,因此,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去对接义理之学,极具卓识。如果把西方哲学从框架的角色,转化成方法的意义与借鉴的价值,对义理之学的理解,从与考据、辞章相对应,转化为宽泛的传统义理,那么,冯先生的这些看法,无疑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应有的基本共识。而且,也正因为强调西学的重要性与传统义理之学的哲学性,在中国哲学学科创立以后,虽然这一学科在形式上以“哲学史”的梳理为主,但在内容上,仍然不乏“哲学创造”,即“做中国哲学”的努力。

   在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上,陈少明先生在哲学史书写之外,挖掘出一条新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线索:章太炎的《原名》《明见》《齐物论释》,王国维的《论性》《释理》《原命》,冯友兰的“新理学”构建,庞朴的《谈“玄”》《说“无”》等一系列中国智慧探究的文章。(参见陈少明,2015年,第75-77、184页)这条线索的特征,是以哲学的方式面对现代的生活经验和思维经验,通过古典文本的研究,直接解释当下的生活。正像陈少明先生所说的,这些论文论著,谈论哲学都不脱比较的方法,但“即使在诠释传统思想范畴或命题时,也不是以还原本意为满足,而是努力从说理方式上进行反思或重构。这才是真正的哲学性研究”。(同上,第77页)

   在这一意义上,“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所指向的,是在既有的学科中,以胡适、冯友兰奠定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为基础,追求创造一种将中国哲学史的梳理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进行有效关联的新方法。而要实现这种关联,关键不在于对中国哲学史进行学术史式的研究,而是要对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意识经验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在中国传统义理学的发展史上,义理的提出与更新,从形式上来说,到底是来自经传的文本,还是来自现实的生活,向来是一个问题。如果回溯中国经典传承的历史,可以看出,经典传承在形式上包含着两类知识:一类是围绕经典文本所展开的知识,包括揭示或弥合群经异义,重新排比经史子几部的关系等等,比较典型的,如郑玄遍注群经,弥合群经异义,使经学实现新的“小一统”,又如清代乾嘉考据之学,通过考证文字音韵训诂,重新揭示经义本原与汉人经说。一类则是针对现实生活所展开的知识,即在现实生活中提出一套理论,同时,可以把这套理论放到经传中,质诸经传而不悖,比较典型的,像宋明理学家。这两类知识只有形式上的差别。在实际内容上,单纯解释群经,也可以有系统的新义理,重新整顿经子关系,背后也可能有全新的世界观,而且这些新义理、新世界观,同样也是面对现实生活的。同样的,针对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理论,并不是一套没有文明根基的道理,而是要放到经典中去进行检验。

   但相比较而言,针对现实生活而展开的知识,更加具有现实义理价值。而中国传统中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几次义理之学的高峰,都是在单纯研究文本已经无法真正回应现实生活的时候,哲学家们把眼光主要投射到现实生活中,通过现实生活与文本世界的结合,开创新的思想形态。同样,“做中国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差别,即在于形式上把关注点从经典文本转向现实生活经验,更确切地说,是从考虑如何解释经典文本,转向如何建立现实生活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联。不过,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把研究的对象转向现实生活,只需要“做哲学”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在“哲学”前面加上“中国”?

  

二、“哲学”内在于“中国”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做中国哲学”与“做哲学”的不同,在于凸显“中国”关怀。陈少明先生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国’是文化而非政治或地理概念,不是指国籍为中国的人所做或在中国出版的哲学论文,而是体现中国文化或中国生活方式的哲学论说,才是中国哲学。”(陈少明,2015年,第103页)这一“中国”的内涵,大略相当于以汉语为载体的思想、生活经验。在陈少明先生的用语中,“中国哲学”的意思不是“中国的哲学”,而要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单独、完整的词汇来理解,也就是“哲学”内在于“中国”。这种认识来自陈少明先生《做中国哲学》一书中强调的“经验”。

“经验”一词,是陈少明先生所讲的“做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关键词。理解“经验”的意义,才能理解中国哲学要如何“做”。在中西方哲学中,“经验”对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建构,往往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又隐含着致命的陷阱。因为任何经验被经验到,都是由于个体经验,而个体经验往往是不可靠的,因此,如何阐述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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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士恒国学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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