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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二)

更新时间:2017-06-26 09:34:29
作者: 周锡瑞  

   07、共产党革命者个人的决心、牺牲与忠诚(革命辩证法的主观因素)既是革命成功的必要因素,又是塑造革命特征的关键

  

   发动革命并不容易。革命决定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低估了革命者的作用。革命的成功需要甘于奉献的革命者和许许多多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共产党遭到致命的打击:1927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随后是在李立三路线指导下在1930年对城市中心的自杀性袭击;1931—1934年间,红色苏维埃遭到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1941—1942年百团大战后,日本发起猛烈的反攻导致共产党的军队和阵地损失近半。然而,每一次在灾难的边缘,共产党经过重组、撤退到更安全的腹地、重新调整战略,继续战斗。任何有说服力的对革命的阐释都必须承认和考虑这种个人的忠诚(commitment)和决心,正是这种忠诚和决心使得无数分散于各地的青年男女敢于在对他们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下去。

  

   长征是一个充满了生死之危与惊人牺牲的故事。最终,出发时的8.6万人中只有不足4000人与毛泽东一起抵达了陕西。每一次过河都是一场潜在的灾难,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展现崇高革命精神的神话,例如著名的抢渡大渡河泸定桥。中国的革命历史充满了这种英雄主义故事,或大或小,而每一个斗争都见证了同样的革命决心。班国瑞对于长征部队出发后留守江西的人员做了翔实的研究,他用丰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在所有的后卫部队都遭受了90%以上的兵力损失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对于革命事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

  

   从这个角度看,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对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多年的内战对于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为艰难的。抗战前夕,中国北部最多还剩下几千名共产党员,他们分散在彼此隔绝的小型党组织中,其中还有许多被关在监狱里。这些男人(以及少数女人)作为地下党成员挺住了经常的政治迫害,他们的许多同志被逮捕、被枪决,或者是死在监狱里。那些缺乏坚守精神的人(这种人为数甚多)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少数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挣扎地坚持着。此后,在1936年高涨的抗日民族主义情绪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员被悄悄地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们回到老家,并在那里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力量。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的快速成长有赖于地方干部的关键性作用,他们能够活下来并扮演这种角色就是这种惊人的献身精神的最好证明。

  

   这种革命的忠诚不仅能够解释革命的成功,它还有助于解释革命的特征。长征不仅保存了红军,同时也根本改变了幸存者的生活。怀记着那些失去的生命,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同志白白牺牲而奋勇战斗。至于长征本身(或是共产党历史上其他的重大分水岭)从历史上升为传奇,幸存者更加忠诚地呵护着这类神话与他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以保证他们的贡献能够成为革命胜利的光辉叙事中的一章。他们深知假使革命失败了,假如日本人或是国民党逆转了历史的潮流,他们失去的将不止是生命,也失去了所有赋予他们生命意义的东西。由于长期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抗争,他们才真正明白革命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并有很多偶然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也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即便是党的资深领袖也是从激进者一点点地转变成共产党员。在普通农民中间,最初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也是试探性的。一位农民告诉我,他在1935年加入了红军,因为觉得“很时髦”。还有一些人因为饥饿加入红军,红军会给他们吃的。但是逐渐地,参与革命的自身经验使得他们对党、对红军的信仰愈加坚固。开会和意识形态宣传传播了党的纪律和党的精神;战斗过程和整风运动挖出了个人弱点,展开了一场忠诚度的竞赛。一个人在党内的时间越长,他就可能被提升得越高,他的党性也就更强。假以时日,一种时髦变成了一项事业,革命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那些将革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自然会寻找与他们有着相同信念的同志,相信革命事业的正义与必胜的同志。对于那些动摇分子、那些表现出怀疑“迹象的人”、怯懦或是疑惑的人,他们充满不信任。这些人很可能会放弃战斗、叛逃敌手,或是经受不住折磨供出同志的身份和地点,使得整个地区的革命根据地陷入危险。这种革命斗争的过程能帮助我们解释何以共产党革命者——即便是小规模的游击队在山区挣扎生存时——如此频繁地进行党内大清洗。革命的幸存者是这些党内斗争中的胜利者,并且,随着革命在1940年代变得愈发成功,他们对自己这些方法的正确性愈加深信不疑。清洗犹豫和小心谨慎的成员成了党的生活中的一种惯例。一个必然的结局是党内斗争形成了一种模式,左派自然占据上风(即“宁左勿右”),这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些我们熟知的、经常是灾难性的后果。

  

   08、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由完全服从党中央的普通党员组成的组织武器,而是一个具有相当内部复杂性的社会构造

  

   “共产党组织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讨论,那些强调组织作用的学者往往不将社会的因素视作革命的基础,他们相信共产党的组织优势足以解释它何以在缺乏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也能获胜。引用早期冷战式的学术研究,诸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组织性武器》,组织上的解释通常都伴随着一种保守的反共政治姿态,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尽管有这种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优秀研究成果展示了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动员农民进行革命和抗日战争时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几乎所有关于革命的细致研究都得出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共产党革命之所以获得广泛的支持,是与党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向群众展示了减租、减息、抗日、参选、土改、生产运动、互助、合作等等的好处。共产党自身对于政党建设和组织问题的关注在党内文件中有明确的记录(事实上,最近的研究集中在组织因素上部分反映了这些研究更多地以这类党内文献为基础)。认识到党的组织的关键性作用既不必看成对革命的敌意,也不必理解为组织作用能替代群众支持;它仅仅表明这一点,即革命有赖于新的政党国家渗透到乡村社会和动员普通民众的能力。

  

   但是,过分依赖组织性解释有可能掉入两种陷阱。第一,盲目迷恋组织的危险。我本人关于1930年代陕北革命的研究发现,革命突破性的胜利恰恰发生在1933年陕西省党的书记被捕叛变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的组织被破坏以后。省级地下党机关的瓦解使得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不必听从党的高层的指示,即避免“逃跑主义”和“机会主义”,投入对主要城市的自杀性进攻。摆脱了党组织的约束和它的冒险主义路线,刘志丹在陕甘边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游击根据地。此后,1935年,中央派来新的代表,逮捕了刘志丹和他手下的一些军官,处决了他的一批基层干部,游击队根据地几乎遭到毁灭,是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阻止了毁灭的发生。这个例子表明,被纪律严格控制的党的组织有时可以成为灾难的祸首,而不一定是胜利的保障。

  

   第二,存在着将共产党拟人化的危险。一方面因为“党”(the Party)成为一个方便的习语,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的文献不断地强调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因而我们无论写作或思考时都将共产党视为一个统一的、纪律严密的历史行动主体。但是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方德万(Hansvan deVen)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近作表明,共产党并不是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就羽翼丰满了,从地方上的私人情谊发展到全国性的组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知识分子群体里的校友会、同乡等关系网经历了共同的战斗经验才逐渐转变成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根据方德万的说法,真正配得上其称号的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才发展起来。

  

   如果将视线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转到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我们会注意到,除了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做出了对解散共产党国家政权不予抵抗的关键决策。因此,在它们历史进程的最后时刻,这些共产党员也并非浑然一体的组织。共产党是由众多的在其党员身份之外还有着各种社会身份和各种历史背景的人所组成的,他们并非全然是“党一统”中肓目行事的成员,也是社会的成员,有家庭、社会关系、个人生活追求和野心,有国家的、地区的和族群的归属。

  

   在共产党权力的巅峰时期,党的纪律当然要比它的初创期和最后时日有效得多。然而,这种纪律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即使在像陕甘宁这样稳固的根据地,农村党组织吸纳了众多几近文肓的农民,他们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农民共产党员的意识和行为与党中央的那些城市知识分子鲜有共通之处,后者编写了党内重要文件并且影响了我们对于“党”的含义的认识。农村党员干部深陷在各种地方关系的网络之中,从来不能完全割离。处于农村党员干部和党中央之间的县级党员则不完全地参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而党中央会经常召集这些人去参加工作会议,以保证他们与中央的思维更接近。

  

   从各个层次来说,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文化的构造、一个诸多人的集合体。它的成功不仅仅是组织和纪律的成功,同时还来自中央与基层的战略家、县级执行者和实施者以及乡村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在这些互动中,新的社会角色被构建出来了。农村干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乡村积极分子,他们将“面子”与“和气”撇开,为基层党的工作斗争。随着他们逐渐将自己的利益和认同更紧密地与新政权联系在一起,他们自身转变成这样一种领导干部:“不怕得罪”他们的同乡,迫切地想要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这自然使得他们成为国家主导的社会变化的有效代理人,然而他们所代理的党和国家本身是一个多层级的充满了新的公共仪式和官僚潜规则的社会构造。要想了解这个党和国家的运作,我们必须解构它,而不是将其视为整体。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党国家进行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解剖,捉摸它的习俗的演化,理解它的话语和修辞,了解它动员的方法和统治的模式。

  

   09、革命是一个过程

  

   在那种将革命看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必然产物的极端决定论的观点以及那种将革命看成一个历史偶然事件的无分析效用的解释之间,我们需要将革命看成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建基在前一阶段的政治后果、制度建构、习惯的演变和集体记忆之上的。我们需要一个中国革命的过程模型(processual model),就像乔治·勒费布赫(George Lefebvre)对法国革命所做的那样,将其看成一系列革命,后面的从前面的生发而来,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我将尝试着在以下的篇幅中大致梳理一个中国革命的过程模型。

  

辛亥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也未能使精英阶层对一个合法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这就为国民党改组并宣称自己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留下了空间。1920年代,在苏联的建议和协助下,重组的国民党给20世纪中国政治确立了一些基本轮廓: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组织;一支党的军队,军队内的政治教导员结合军队为党的政治纲领服务;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为民族和社会改良服务的群众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颂扬服从领袖、创造新公民的政治仪式;还有革命话语中将对立面污蔑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反革命集团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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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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