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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直面中国革命

更新时间:2019-03-18 23:10:19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历史学者杨奎松的《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共四册,均为杨奎松此前的著作再版,分别为《“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其中,前两本着重于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后两本则关注国共两党在大陆近三十年的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

  

   杨奎松称,此次再版是对此前他的“革命”话题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此之后,他将主要投入对“建国”课題的研究。

  

   同样关注党史研究的台湾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陈永发认为,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尤其,2011年底,曾与其并称“南高北杨”的党史学者高华因病去世,陈永发更当面对杨奎松感慨,“现在一切都靠你了”。

  

   杨奎松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是,相较其他学者而言,他看到更多无法公开阅读的资料——他曾在《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五年,能够便利地查阅大量内部文件,以及当时各种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自然,他三十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勤奋与执著不必赘言。

  

   “我要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许多主流的说法有太多片面性,不能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我不认为这四本书就很好地回答了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对历史的解读与那些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杨奎松说。

  

   7月23日,杨奎松在北京接受笔者专访,畅谈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的若干问题。

  

   灵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2002年前后,你对中国革命史做了二十年左右的研究。如果现在你来总结,中共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哪几个方面?且不论共产国际的援助等国际背景,以及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孙中山过早去世之类,你认为中共自身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杨奎松:这很难概括,成功的因素非常多。首先内外环境的作用非常重要,当然毛泽东个人的因素肯定也非常重要。他对形势的判断总是比其他领导人要清醒,因此他的很多决断或决策常常别出一格。我研究了中共党内很多人,发现在很多关键的情况下,假如换一个人,大概很难像毛泽东那样想,更不用说那样做了。因为大部分人会受意识形态等各种教条的束缚,毛泽东却经常能打破这个东西,这里面有他的性格因素,也涉及到他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超出了一般人的视野。

  

   灵子:按照你的分析,毛泽东对中共革命所处的所谓“中间地带”的位置把握得非常清楚?

  

   杨奎松:没错。那个时期无论是和是战,要下决心都非同寻常的困难。“二战”以后,美苏都想和平,没有人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更怕哪个地方擦枪走火,把美苏卷进新的战争。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非常巧妙地想出了“中间地带”的说法。他的意思是说,在美苏之间有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有许多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美国要进攻苏联,就必须先征服这块中间地带,而中国是中间地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46年前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做出了两个重大决策,第一个是提出“敢不敢打”的问题,他的意见是要敢于和国民党进行战争。1946年月下旬,他首先给党内政治局的五个常委写了一份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东西,简要分析了这个形势。因为这个时候全国正处于要迈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也刚刚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准备走议会道路,把军队交出去,因此,他最初还不敢把这个想法告诉全党,甚至不敢告诉太多的高级干部,他要先做通中央决策圈内这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工作。等到1946年与国民党打起来了,他又提出第二个重大问题:“敢不敢胜”,也就是敢不敢把战争进行到底,争取夺取全国政权?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还想不到这个,打本身就很危险,事实上,一直到1947年9月之前,中共在军事上都很被动,处处防御,丢了不少根据地。很多领导人关心的是:要不要继续打?能否打一两个翻身仗,赶快和下来?而毛的想法显然不同。但要想把这场仗打到底,就先得使党的干部有战胜的信心。毛告诉全党,不仅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取得胜利。他的办法是不断发电报给全党分析形势,算算数。一直到1947年底,整个形势也真的就是按照他计算的那样。

  

   灵子:包括他自己也会自我崇拜吧,这些决策都会增加自信心。

  

   杨奎松:对。他后来其实已经走到精神决定论上去了,离他所信奉的唯物史观越来越远。什么事情都是思想决定论、精神决定论、政治当先、政治挂帅,连阶级都渐渐以思想来划线了。

  

   灵子: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期间能对形势有这么准确的判断,到执政后期却一再犯错,带来严重的后果?

  

   杨奎松:毛泽东在革命和执政期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中讲到过这个观点——最主要的在于,建国前就像毛泽东讲过的那样,无论是他,还是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步踏错,即任何一个决策失误,会使党跌人万丈深渊。这就是毛泽东的那个实力原则决定的,因为那个时代中共的敌人实在太多,形势千变万化,稍一不慎,就可能出大问题。所以1949年以前毛泽东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人,不是很激进,也不那么“左”。恰恰相反,传统党史里中共党内有过三次“左”倾路线,那时大家都“左”,毛泽东却是抵制“左”、批评“左”的人物,是一个有些“右”的形象,一直被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看成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包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基本的方针都是进攻,两者自然冲突多多,毛泽东受压是必然的。

  

   建国后毛泽东与革命战争年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谨慎了,说是骄傲也不错,但具体地讲,是毛泽东对实力对比问题的判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建国初期,他曾经还是比较保守,甚至比起其他许多干部他可能还是右的,因为他在一两年里一直在批评那些比较激进的观点和看法。1950年6月他有过一篇很著名的报告,后来收进毛五卷时标题题为《不要四面出击》。“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基本代表了他在1952年之前各方面政策的一个基本策略思想。但1952年夏天以后,即经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等一系列成功的运动和内外战争之后,包括新政权控制经济的实力一步一步增强以后,他的这种谨慎逐渐不见了。

  

   灵子: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你认为中共成功的原因还有哪些方面?

  

   杨奎松:还可以提到的,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斗争的理念。共产党一开始就把自己看成是穷人党,所以它特别注意把主要干部、主要力量放在底层,放到群众中间去。这跟国民党非常不同。国民党与传统统治者相似,在农村,他会把统治基础建立在士绅阶层的拥护上,靠各级官吏与城乡士绅发生关系。官僚本身和社会就有隔膜,乡绅和农民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使乡绅和农民站在一起,国民党也不能去伤害乡绅的利益,因为还得利用他们征兵、征粮、收税。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国民党搞不了共产党能搞的那些社会改革。比如共产党能搞土地改革,甚至敢“打土豪分田地”,敢破坏现行的所有制的一切基础的东西。

  

   灵子:你觉得共产党之所以有这样深厚的社会基础,主要的实现方法就是土改吗?

  

   杨奎松:土改只是一方面。共产党一直在搞土地革命,哪怕大革命后期介入到工人运动中,也一直在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目标,比如大革命时期并没有直接提出没收土地,等到苏维埃时期才提。但不管哪个时期,第一步都是要发动农民,要给农民利益。抗日时期共产党也没有再搞土地革命,只是搞减租减息,但重心还是放在贫苦农民身上,在农村建立党的政权、党的支部,尽量少用不用地主、富农那些富裕阶层的人来做工作。后者如果支持共产党,就把他们算成开明士绅,给一个统战地位或者代表身份,让他们进入议事机构。基于穷人党的立场,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一有任何时机、任何运动,各级党都会千方百计地让农民向这些富裕阶层要粮、要钱、要各种各样的权力。所以共产党建立自己社会基础的过程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国民党对旧的东西几乎没有破坏,共产党则是把旧的打破以后建立一套新的东西。

  

   灵子:发动土地革命的时候,只是为了动员农民加入战争,还是从一开始就抱着打破原来的阶级、打破统治秩序的目的?

  

   杨奎松:要弄清楚这一点,先要明白中共革命的两阶段论。中共革命是分两步的,第一步是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从苏联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和任务都是一样的,就是认为应该实现土地的国有化或者平均化,应该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给农民以利益。这么做的目的从理论上讲是要为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打破封建土地关系,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自主经营,会加速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土地的流转,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与发展,整个农业生产也容易逐渐现代化起来。

  

   同时,共产党本身也还有一个阶级的倾向性问题,因为它是代表穷人的,它的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穷人出身,因此它本能上也一定要给穷人以利益。战争时期是如此,和平时期也是如此,不能简单地把土改和战争动员混为一谈,后来的许多共产党国家不打仗也一样会搞土改。当然,土改也有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像我前面所说的,你把国民党依靠的乡绅阶层打倒了,甚至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农民不光能够挺直腰杆儿,不用害怕富人站起来,秋后算账,而且在战争年代,因土改受益的农民也必定会站在共产党一边,拥护保护其利益的共产党基层政权。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很难说哪方面是主要的。

  

   灵子:现在社会上一方面大家有仇富心理,一方面大家又都很想进入到富人阶级里,同属底层的人还会互相歧视。这是不是也是当时打破旧秩序带来的后果?

  

杨奎松:任何革命都有两面性。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肯定极大地帮助了中共革命成功,但它也确实有相当大的副作用。任何一种人类经历过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既有的相对稳定的财产关系之上的。财产的占有可能是不平等的,甚至可能是差距很大,贫富悬殊的,但是,社会承认的合法的财产占有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都是不可侵犯的固有权利。在权利观念被打破之后,社会上很容易形成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观念——中共后来自己也批评了这一点——认为什么事情都应该大家平均,不承认差别,不承认等级,不承认财产权,不仅你我界限被打破了,就连公私界限也很难真正建立起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解决不好损公肥私,大家占公家便宜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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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译者秦传安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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